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

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

良知良能是很简单的事,就算是“愚夫愚妇”也可以明白。《传习录·答顾东桥书(10)》说的就是这回事。

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谬,必待学而后知。今语孝于温清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小杖,大杖,割股,庐墓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

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真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离于明白者以为学之蔽也。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缪,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

吾子谓“语孝于温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清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

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文章的第一自然段,引用顾东桥书信。顾东桥认为虽然良知良能容易弄明白,但要是应付具体的变化,那就需要学习了。正常与变化、过和不及,这些都需要认真讨论,找到事情的根本。这样,才能弄清楚搞明白,处理事情来就不会失误了。

第二自然段,王阳明肯定了顾东桥的“道之大端,易于明白”的话,在良知良能上所有都是一样的,只是圣人能知其良知。

第三自然段,讲述了有了尺度,掌握了规矩,无论方圆,无论世事如何变化,都能应付,都能找到正确的方法,不会出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情况,这是学不来的。

第四自然段,重复陈述知行合一的观点。

第五自然段,针对顾东桥的“讨论是非”,王阳明说舜帝娶亲没有通知父母,做这事他和谁商量了!武王没有埋葬文王就起兵伐纣,这又和谁商量了。交际应酬是得不到真才实学的,必须从内心体察,才能致良知。

人应该以最简单的原则活着,这才是致良知。过于复杂,或者说过于崇高都不行,往往自欺欺人。王阳明在这里说舜帝娶尧帝的女儿,是为了繁衍后代;武王伐纣是为了拯救武王统治下的老百姓。如果真是这样,这两个理由,繁衍后代和救人是很简单的,是一般人都可以找到的理由。如果舜帝娶亲是讨好尧帝,如果武王伐纣是为了扩大地盘,这些理由不是一般人的,那就不是致良知。

最简单的东西最本真;只怕看不起这些东西,丢掉了,那就很难找回来了。

一时之念,不知对不对,权且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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