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

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

良知良能是很简单的事，就算是“愚夫愚妇”也可以明白。《传习录·答顾东桥书（10）》说的就是这回事。

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谬，必待学而后知。今语孝于温清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小杖，大杖，割股，庐墓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

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真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离于明白者以为学之蔽也。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缪，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

吾子谓“语孝于温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清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

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文章的第一自然段，引用顾东桥书信。顾东桥认为虽然良知良能容易弄明白，但要是应付具体的变化，那就需要学习了。正常与变化、过和不及，这些都需要认真讨论，找到事情的根本。这样，才能弄清楚搞明白，处理事情来就不会失误了。

第二自然段，王阳明肯定了顾东桥的“道之大端，易于明白”的话，在良知良能上所有都是一样的，只是圣人能知其良知。

第三自然段，讲述了有了尺度，掌握了规矩，无论方圆，无论世事如何变化，都能应付，都能找到正确的方法，不会出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情况，这是学不来的。

第四自然段，重复陈述知行合一的观点。

第五自然段，针对顾东桥的“讨论是非”，王阳明说舜帝娶亲没有通知父母，做这事他和谁商量了！武王没有埋葬文王就起兵伐纣，这又和谁商量了。交际应酬是得不到真才实学的，必须从内心体察，才能致良知。

人应该以最简单的原则活着，这才是致良知。过于复杂，或者说过于崇高都不行，往往自欺欺人。王阳明在这里说舜帝娶尧帝的女儿，是为了繁衍后代；武王伐纣是为了拯救武王统治下的老百姓。如果真是这样，这两个理由，繁衍后代和救人是很简单的，是一般人都可以找到的理由。如果舜帝娶亲是讨好尧帝，如果武王伐纣是为了扩大地盘，这些理由不是一般人的，那就不是致良知。

最简单的东西最本真；只怕看不起这些东西，丢掉了，那就很难找回来了。

一时之念，不知对不对，权且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