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的开国之战中，涌现出了如徐达、常遇春、傅友德、邓愈、汤和、李文忠、冯胜、蓝玉这样骁勇善战的名将。后来虽然家道中落了一批，又被朱元璋杀掉了不少，但在紧接着爆发的靖难之役中，张玉、朱能、丘福、薛禄等人又脱颖而出，形成了大明朝新的将门传承。尤其是张玉之子张辅，堪称是永乐、洪熙、宣德、正统这四朝的军中柱石，南征北战几乎无一败绩。
然而随着仁宣以来的国策由外拓转向内治，明军的战斗力肉眼可见的出现了下滑。尤其是朱瞻基这个深受朱棣青睐的“好圣孙”，几乎将永乐时期的对外军事政策全盘推翻。在宣德年间，明朝在北方的军事力量不但大踏步的后退，而且兵备开始废弛，军屯几乎全部荒废，军队开始糜烂，边境几乎处于不设防的状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年被朱棣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鞑靼和瓦剌等蒙古诸部的势力才得到了恢复和增长，并很快在土木堡一战打得大明朝痛彻心扉。
说到土木堡，总是让人想起朱祁镇和王振这俩二货。其实王公公翘辫子了那可是大快人心之事，就算朱祁镇被抓了俘虏也没啥大不了的，毕竟还有朱祁钰嘛。事实上这场惨败给大明朝造成的最大影响除了让其精锐部队全军覆没外，就是精英官僚阶层也跟着近乎团灭——以英国公张辅为首的52名随御驾亲征的大臣罹难；紧接着在朱祁镇得以复辟的夺门之变后，于谦、范广、石亨、石彪等一大批文武官员又受牵连而死，这就使得明朝的军政人才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断层。
文官还好办，毕竟有科举能源源不断的提供人才，可武将就没办法了。毕竟在古代可没有军校，想要收获人才要么靠残酷的战争淘汰，要么靠将门传承。可是经土木一役之后，大明朝的将门基本上算是绝了香火，靠实战培养又远水解不了近渴，这可咋办？
幸亏大明朝命不该绝。既然武将不顶事，那么就由文官顶上。于是明中“三王”趁势崛起，其中又以曾三次出塞、两次远袭鞑靼并最终收复河套地区，且一生经十余战几无败绩的威宁伯王越最为出众。
01
明太祖朱元璋这人吧，按照我们东北话的说法就是有些“隔路”——意思大概是想法和行为跟正常人不一样，有点让人难以理解。所以很多在以前延续了数百甚至上千年的规矩，在老朱眼里就是废纸一张，根本就不屑一顾。
比如早在西周开始就确立下的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制度，到了大明朝就剩下了三等爵（公侯伯）。更让很多人、尤其是文官无法接受的是，老朱还规定死了文官不得封公侯，最高也就能混个伯爵，而且还是必须在立了军功的前提下。
所以在唐宋时只要把官做到一定层次就自然而然的公侯等身的情况，在大明朝算是彻底绝了迹。像那些在后世鼎鼎大名的名臣良辅如张居正、李东阳、杨士奇、杨廷和、徐阶、刘健啥的，哪怕能把官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想弄个爵位爽一下那就纯粹是做梦了。
而且终明一朝，皇帝跟文官的关系都不怎么融洽，所以历代朱元璋的子孙都对这条“祖训”感到很满意，极少肯为这帮烦人的家伙破例。因此我翻了半天的资料，找到的在明朝276年间得以封爵的文官仅有区区9人而已。
这其中李善长是趁着老朱还没立下这条规矩的机会，才得以封爵韩国公；而同为开国功臣的刘基（诚意伯）、汪广洋（忠勤伯）就只捞到个伯爵；茹嫦（忠诚伯）、杨善（兴济伯）、徐有贞（武功伯）或因马屁功夫出众或是站队正确而立下“从龙之功”，因此让朱棣和朱祁镇破例为其封爵；而终大明一朝真正以战功封伯的，唯有王骥、王越、王守仁三人而已，人称“三王”：
“文臣封伯，虽前后十人，然以战功得者仅三人：靖远伯骥，威宁伯越，新建伯守仁耳。皆王姓，威名皆盛于诸伯，大奇大奇。”（《 皇明奇事述·卷二·三文臣战功伯爵皆王姓》）
今天我们单来说说王越。
王越，本名王悦，字世昌，大名府浚县（今河南浚县）人。不同于宋明时期的大多数书生，王越从小就是个“愤青”，对于两宋亡于异族之手深感不爽，于是从小就文武兼修，希望日后能报效国家。再加上他天资出众，不但圣贤书读得贼溜，而且身强力壮，还是个神箭手，这就为他日后驰骋疆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26岁的王越进士及第得以授官，此后10几年间一直在各地任职打怪升级，终于干出了一些名声。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因大同巡抚出缺，朱祁镇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便接受了内阁学士李贤的举荐，让王越顶替。
从此王越便以一介文官之身走上了边将的道路——在其余生近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除了遭贬就是蹲在大明朝的西北边镇戍守。即便是在弘治十一年（公元1499年）去世，也是倒在了距离家乡数千里之遥的甘州（今甘肃张掖）前线。
故此，与之君臣共事时间最长、对王越也最了解的明宪宗朱见深才会留下这样的感慨：
“或抚临云内，或总镇关西。在边来往者十二三年，兵民咸沐其惠；与贼攻战者百九十合，戎王亦在所殪。计武烈，不减汉朝之卫霍；论文事，无惭宋室之范韩（即范仲淹和韩琦）。”（《王越集·附录四·王越诰敕第二》）
02
能得到老板如此高的评价，那是靠王越用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鞑靼入寇大同，王越率军阻击，前后两战共斩首54级、生擒24人，将敌击退。战后王越因功兼任宣府巡抚。
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鞑靼再犯河套，王越率军赴援，坐镇榆林指挥各部予敌迎头痛击，均取得胜利，鞑靼被迫撤军。
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鞑靼万人侵入延绥，王越命将军许宁等将其击退，因功晋升为右副都御史；同年鞑靼斡罗出部扰边，王越与朱永率军破敌于开荒川，斡罗出负伤逃窜，因功再晋为右都御史。
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因在温天岭击败鞑靼军，王越晋升为左都御史。同年九月，鞑靼满都鲁汗及孛罗忽、癿加思兰等率重兵入寇秦州，王越避敌锋芒，亲率近万骑昼夜奔袭300余里杀入鞑靼设在红盐池的老营。在此战中，明军共斩首355级，缴获牲畜器械无数并焚其帐篷、庐舍，使得鞑靼损失惨重，只能撤离河套地区被迫西迁。
此战为王越的成名之战，获得了举朝上下的高度评价。朱见深因此为王越专设三边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兵马均受其节制，同时加封其为太子少保。即便如此，后来与其有竞争关系的余子俊仍认为王越赏不酬功，甘愿将兵部尚书一职奉上：
“越忘身家，统领孤军，深入虏境，此捷从前所无。”（《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七十三·成化十三年十二月甲午朔》）
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鞑靼亦思马因犯边。王越与汪直率京营及大同、宣府两镇精兵2万人顶风冒雪奔袭至威宁海（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附近），趁敌不备纵兵掩杀，再取大捷。此战中明军斩首437级、生擒171人，获旗纛12面、牲畜6千余、甲胄器械等万余件。
因威宁海大捷，战后王越获爵威宁伯、赐诰券，加封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免二死，食禄一千二百石，允许世袭，并追封三代。
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鞑靼从海东山等地入境劫掠，王越再次与汪直、朱永出大同，于黑石崖击溃敌军，斩首113级、生擒10人，获马729匹、器械6千余件。战后得以进拜太子太傅，增岁禄四百石。
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鞑靼入寇延绥等处，王越与汪直调兵赴援，借助边墙之利成功大败敌军，斩首401级、生擒6人。但此时的王越已经因为汪直之故引发朱见深的不满，所以战后仅捞到增禄50石的赏赐。
次年因汪直获罪，王越被下诏夺爵除名。一直到了16年后的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因“小王子”屡次犯边搅合得三边不宁，明孝宗朱佑樘只能再度启用王越，加封太子太保、总制三边。次年，王越兵分三路直捣贺兰山——这个鞑靼人的死对头虽已年逾古稀，但“你大爷还是你大爷”，一路打得鞑靼达延汗巴图蒙克望风而逃。此役明军累计斩首42级，俘获马驼241匹、牛羊及器仗数千。
同年，因宦官李广获罪自杀，从来都看王越不顺眼的文官们纷纷上书弹劾，指责其为李广同党。本就年事已高且伤病累累的王越忧恨交加，终于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公元1499年1月12日）逝世于甘州（今甘肃张掖），享年73岁。
朱佑樘闻讯后，一改此前对王越不闻不问的态度，特地为其辍朝一日，并追赠太傅，谥号襄敏，还谕令以九坛告祭之。
03
说到王越的这些赫赫功勋，可能有的读者朋友会不以为然——老王一战斩首几百甚至数十就敢腆着张大脸妄称大捷，还得以战功封爵。那么像白起、韩信之流打一仗就能杀敌数万甚至几十万，岂不是得直接封神？
这话貌似说得也没错。我统计了一下，王越征战了大半生，史书中记载斩获的首级加一块才1402级，真是韩白拔根腿毛都比他的腰粗……
但实事求是的讲，上述说法毫无道理。理由有四：
首先是作战的对象不同。
历史上一战杀敌数万甚至数十万的战例，大多发生在中原王朝间的内战。其得以斩获甚巨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地形——中国内地多山地、河湖、丘陵，往往扼守住几个要点，战败的一方就无处可逃，只能任由被胜利者砍脑袋或俘虏；再一个就是交战双方的军种构成比较类似，大多以步兵为主——大家都靠两条腿跑路，再加上有士气加持和赏赐刺激，所以砍脑袋或抓俘虏的难度并不太大。
可外战则不同。中国历史上的外战大多发生在北方边陲，尤其是王越一直为之奋战的“三边”，即延绥、宁夏、甘肃等地大多地势平坦，多草原、荒漠。所以鞑靼人一旦战败就一哄而散，简直是想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明军堵不胜堵，只能干瞪眼；更重要的是明军虽编制有部分骑兵，但主力还是步兵，而鞑靼人几乎全军都是骑兵，两条腿哪能跑过四条腿？所以王越逢战最喜突袭，靠一波流能宰多少算多少，至于乘胜追击扩大战果，那纯粹是想多了。
其次是鞑靼人本身的实力和战略也限制了王越所能取得的战果。
历史上汉唐所面对的作战对象如匈奴、突厥、吐蕃，尤其是两宋所面对的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等对手，其中固然不乏有打进来捞一票就跑的抢劫犯，但主要的作战目的还是攻城略地，进而夺占中原这块他们梦寐以求的宝地。因此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军队作战，经常会出现正面硬刚的局面，也愿意承受比较高的代价。所以当汉唐宋面对这样的对手时，往往能斩获较大的战果，当然一旦打输了，被砍掉的脑袋也更多。
而鞑靼人则截然不同。自从元顺帝妥懽帖睦尔被老朱撵回塞北老家以后，蒙古人早就没了“收复失地”的实力和想法。从瓦剌大佬也先发起土木堡之战到鞑靼头子俺答数度跑到北京周边“逛吃”，其目的除了抢劫外唯有一个，那就是要求大明朝开放贸易。而这些胸无大志的蒙古人要求大明朝开放出口的最大的“刚需品”，居然是在今天看来毫不起眼的铁锅：
“且铁锅为虏中炊煮之日用。每次攻城陷堡，先行摉掠，以得锅为奇货……廷臣之议，谓锅系铁斤，恐滋虏打造之用，殊未知虏中不能炼炒。生锅破坏，百计补漏用之，不得巳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此各边通丁所具知也。前虏使欲以破锅换易新锅，情可知矣。”（《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一十七·为遵奉明旨经画北虏封贡未妥事宜疏》）
比如被明朝视为奇耻大辱的土木堡之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口铁锅引起的血案”——在王振唆使朱祁镇限制瓦剌人朝贡的规模之前，瓦剌使团曾在一次出使回程中采购了6万多口铁锅，平均一个瓦剌人要背20多口，真真让人感慨古今擅背锅者，实莫过于瓦剌人也……
没得铁锅用了，也先就疯了，直接发兵打断了大明朝的腰杆子，连朱祁镇都被抓了俘虏。
不过大明朝的君臣也倔，还是没完没了的发动“铁锅制裁”，让这帮可怜的蒙古吃货没法好好煮饭。于是这个矛盾无法解决，双方就没完没了打得头破血流。
但能为了口铁锅拼命的，蒙古也就出了也先这么一条好汉。鞑靼人就觉得能弄到一口宝贵的铁锅煮饭吃固然令人开心，但为此付出丢掉脑袋的代价显然就不怎么划算了。可想而知打着抢劫铁锅为目的的鞑靼人的战斗意志有多么的糟糕和不够坚决，恰恰他们最擅长还不是作战，而是跑路（就算他们举世无敌的祖先，也是靠以跑路为主的“风筝战术”闻名）。所以每逢与明军作战，鞑靼人有便宜可占就抢得如狼似虎，碰上硬茬子则立马逃得生龙活虎——面对这种情况还想成千上万的砍脑袋，别说王越了，就算韩白复生弄不好也得哀叹“臣妾做不到啊”……
到了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大明朝和鞑靼人达成了朝贡互市协议，从此有了铁锅煮饭的蒙古人就彻底消停了，直到明亡在双方的边境线上基本都保持了和平。
这叫什么事嘛……
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斩首数量并不等同于鞑靼人的实际损失。
比如让王越一战成名的红盐池大捷，就让蒙古帝国的第三十一任大汗、高贵的黄金家族传人满都鲁痛彻心扉：
“（满都鲁）大哭，亟来追。越结阵徐行，再设伏败之。敌始出奔，徙帐两千里。”（《国榷·卷二十九·明宪宗成化九年》）
这不禁让人感觉非常奇怪——明军在此战中不过斩首355级，怎么就让这位蒙古大汗“大哭”，此后还一口气西逃两千里，直到23年后的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才敢重回河套老家？
再比如延绥大捷。此战中王越指挥五路大军齐出，声势造得惊天动地，最后的战果看上去却实在有点拿不出手——就斩首401、生擒6。可实际上呢？“然自是无敢复轻犯边者，延绥军民颇得息肩云。”（《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二十八·成化十八年六月戊戌朔》）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鞑靼人的实际损失其实远远大于明军的斩首数量。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与有北方游牧民族作战基本上都是以步制骑，即便是编制有骑兵，不少也是所谓的“骑马步兵”，即骑马行军、下马作战。而除了唐之陌刀兵和宋之刀斧手等寥寥无几的特例外，中原步兵克制游牧骑兵最大的法宝就是依靠强弓硬弩的远程打击（明朝以后又有了火枪火炮）。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明军隔着大老远射倒了一大片的鞑靼人，结果连尸体带伤员大多被其同袍抢跑了，而且追也追不上，还斩个毛线的首级？
所以除非能将敌军围歼，然后还能好整以暇的打扫战场，否则斩首数量不及杀敌数量的十一，这样的战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再者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抗生素得到广泛的应用以前，居高不下的战伤死亡率从来都是让古今中外的各种军队最为头疼的问题。往往在一场战斗中，直接阵亡的只占极少数，大部分的损失都来源于伤口感染引发的各种并发症。尤其是在鞑靼人的医疗和卫生状况极其糟糕的情况下，别看王越打一仗才斩首数百甚至数十，但鞑靼人的实际损失可能十倍甚至数十倍于此也不奇怪。
别看王越是进士出身，但实际并不受大明朝的文官集团待见。每逢他出战，身边都少不了一大堆的宦官或是文官充当监军。在这种情况下，他斩首数量不高仍能被认可为大捷，可见其战功是没什么水分的，确实给鞑靼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最后不得不说的一点则是，王越的战果极有可能在文官集团的操纵下被缩水了。
这是我猜的，证据嘛则完全没有。不过大明朝的文官们可是干这种破事的惯犯，其“光荣历史”在史书中同样比比皆是。
最著名的的一个证据就是明武宗朱厚照亲手打的那场应州之战。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这位以荒唐闻名的大明皇帝偷偷溜出了京城，跑到阳和卫（今山西阳高）打算找几个鞑靼人打一仗耍耍。结果几个鞑靼人没找到，倒是碰上了好几万。
为首的就是那位曾跟王越交过手的“小王子”（达延汗巴图孟克）。这货领着5万人跑到大同附近打算抢几口铁锅回家煮饭，没想到迎头撞上了同样不怎么靠谱的朱厚照，俩人大眼瞪小眼的懵了半天，都觉得还是打一架为好。
这一战双方累计投入兵力在10万左右，一共激战了5天。战况最激烈的一天干脆从早打到晚，“战百余合”，“乘舆几陷”（《明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二百十五》）——也就是说连受到重兵保护的小照照都差点被鞑靼人活捉，然后当成肥羊拉回家过年。
不过小照照也不白给，始终坚守不退，据说还亲自出马手刃一人。在皇帝陛下的鼓舞下，明军将士悍不畏死、拼命厮杀，最终占不到便宜的鞑靼人只好发挥特长，再度一哄而散。
这样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捷，经文官集团的包装以后，就成了以下这副模样：
“是役也，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舆几陷。”（《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四·正德十二年》）
话说就算把这么一大堆人弄到一块安安静静的开个大会，一旦组织不好弄成了踩踏事件估计死伤都不止于此。可以说那些无耻的文官是理直气壮的将这场规模达到10万人的战役性质，定义为一场规模大了点的村民械斗或是流氓斗殴，你让朱厚照上哪儿说理去（小照照被气得罢朝10日以示抗议）？
文官诋毁应州大捷的初衷，是因为看不惯小照照这个特立独行的皇帝。王越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不但以文官之身行武臣之事，成了士林中的“败类”，而且还与宦官交好，于是屡屡被群起而攻之。只要王越打了胜仗，那些朝中的文官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把他当棉花弹，再给他的战果搞搞缩水有啥可奇怪的？就算王越交出了成千上万颗鞑靼人的脑袋，落到白纸黑字后的结果恐怕也跟朱厚照的应州大捷一样，就剩下了几十、数百颗。毕竟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无论皇帝还是武将曾砍掉过无数颗文官的脑袋，但从来没有夺走过他们手中的笔杆子。
04
王越能立下如此殊勋，可真不是光凭老天爷赏饭吃。
尽管他自幼就苦读兵书，又力大擅射，确实像是个班超、陈汤式的人物，但是他的成功背后，依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历史上大规模的文官取代武将行征伐戍守之事始于两宋。不过在那时候唯有“东华门外唱名方为好男儿”，所以在两宋只要某个大才子文章能写得妙笔生花、嘴炮能打得天花乱坠，又凑巧读过几本兵书，那么基本上就算是妥妥的文武全才了，领兵打仗完全不在话下。
典型的例子就像我在上篇文章中讲到的张浚（详见《才不堪任酿成的悲剧——为什么说张浚的毁宋之“功”不亚于秦桧？》），这样的所谓“文武全才”除了祸国殃民、害人毁己外，没有丝毫用处。
而明朝则截然不同。一个文官要想领兵，必须具备起码的军事素质。比如于谦，在他还是童生时就非常热衷于钻研军事问题，而且不是像寻常书生仅满足于“熟读兵书战策”，而是更深入的分析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再比如王阳明，不仅从小就兵法娴熟，而且勤练武艺，箭术比职业武官还要高明。
除了这些基本素质，明朝还特别注意对领军文官的系统性培养，王越就受益于此——在他出任三边总制之前就是先以御史的身份赴西北督查军务，然后又以襄理军务的名义随抚宁侯朱永远征塞外。在亲身经历了战争的艰难与残酷，并对实战经验进行了总结和领会以后，王越才有机会独当一面，最终立下赫赫战功。
故此虽然大明朝自永乐年后名将凋零，但“文帅”却能及时顶上且屡立战功，还曾使得明末抗清英雄陈子龙感慨万千：
“然英、景时则有王骥、于谦；宪、孝时则有韩雍、王越；武、世时则有王守仁、杨一清之属，大者列五等，小者拥旄节，此皆起家书生者也。”（《兵家言·序》）
这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有多重要？王越可是亲笔做过背书的——在回忆录《襄敏集》中他曾写到，在亲自到西北前线历练之前，其曾对从军之事有过许多想法和见解。结果真正在战场上实地走了一圈之后，王越才发现自己算是白浪费脑细胞了，那些以前想的都是些瞎扯淡的东西，在战场上除了会坏事外毫无用处。
正是有这样心路历程的巨大转折，使得王越殊异于大多数兼任武职的文官。尤其是体现在他不歧视武人，反而乐于与他们接近和交流，并虚心接受正确的意见，真正做到了一视同仁、赏罚公道。故此明军将士不但愿意为他作战，还会主动献计献策。比如在红盐池之战中，王越因遭遇恶劣天气而萌生退意，幸亏有一老卒及时阻止，才使得他没有葬送胜机：
“将至，暴风起，尘翳目。一老卒前曰：‘天赞我也。去而风，使敌不觉。还军，遇归寇，处下风。乘风击之，蔑不胜矣。’越遽下马拜之，擢为千户。”《明史·卷一百七十一·列传第五十九》
王越能跟普通将士打成一片，从不吝惜钱财赏赐，以至于屡屡被谏官弹劾“用财若流水”。而对于杰出的人才，他也总是大力举荐，比如杨守随、佀钟、屠滽等成化、弘治年间的名臣，王越都当过他们的伯乐。
非常有意思的是，“三王”中另一以军功得爵新建伯，后来又成为心学祖师爷的王守仁，还是王越的超级“小迷弟”。恰巧小王刚考中进士时正赶上老王去世，还摊上了个替后者修墓的差事，遂成一段佳话：
“先生未第时尝梦威宁伯遗以弓剑。是秋钦差督造威宁伯王越坟，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时，暇即驱演‘八阵图’。事竣，威宁家以金帛谢，不受；乃出威宁所佩宝剑为赠，适与梦符，遂受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附录·年谱》）
05
同是一时豪杰的王守仁与王越自然会惺惺相惜。但可惜当年的绝大多数文官却不是啥子英雄，自然怎么看王越怎么不顺眼，逮着机会就得给他找点麻烦。
王越身上最大的污点，毫无疑问的就是所谓的“勾结阉宦”。而他被指勾结的主要对象，就是成化年间最得宠的大宦官汪直。
这位汪公公吧，确实是一身的毛病。比如飞扬跋扈，比如肆意弄权，比如还残害了不少的“忠良”。尤其是他借助西厂到处替朱见深打探大臣们的小道消息——话说那帮自号忠勤清廉的文官有几个屁股底下是干净的？于是乎纷纷被汪公公弄得灰头土脸，有不少还被抓起来打烂了屁股，这下还能不对他恨之入骨？于是纷纷摇起笔杆子把汪公公骂了个狗血喷头，使之在青史中与王振、刘瑾和魏忠贤并列为明朝四大奸宦。
但实事求是的讲，汪直并没有那么坏，相反这是个性格非常复杂、很难让人做出判断的人物。比如说汪直睚眦必报、残害忠良，那么杨继宗、秦纮曾当面得罪过他，甚至直击其痛处，但汪直却毫不介怀，反而向朱见深推荐，认为此二人乃直臣、贤臣。再比如汪公公的军事能力堪称大明宦官界的扛把子，不但曾向朱见深建议开设武举，还多次在与鞑靼、建州女真的战斗中指挥若定，取得大捷。后来文官们合起伙来忽悠朱见深，终于将汪直贬去南京御马监（王越也随之被贬往安陆州，即今湖北钟祥）。结果汪直一走，边镇就连遭大败，连大同都差点丢了。
当然这已经是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的事情了。在此之前汪公公可是御前红人，在朱见深面前说一句话顶别人一百句。而王越身为一名边臣，面对复杂严酷的军事形势，最需要的就是来自后方、尤其是中枢的支持，也就是说必须找个靠得住的靠山。可他能找谁？作为一个读着圣贤书长大的文人，弄不好在王越的心里也瞧不起宦官，可是他应该很清楚——若不想突然被从边镇撤换掉、不想在前线打得正焦灼时背后再挨上一刀，最好的办法就是跟正当红的汪公公搞好关系。毕竟他不是朝中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文官，他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战争的成败，关系到无数人的生死。
就像嘉靖年间的胡宗宪，要不是因为巴结上了严嵩父子而受到庇护，还抗个毛线的倭寇？估计早回家啃老窝头去了。
所以自打王越被调到了边镇，就千方百计的结交汪公公，这才有了他纵横沙场、建功立业的机会。后来虽然受到汪直的牵连倒了霉，但等到二次起复以后，王越仍执着的跟“新晋网红”李广搭上了线，这才有了直捣贺兰的一场大捷，也直接造成了他的死亡。
终明一朝，反宦官一直是在文官看来最大的政治正确。但凡有敢违此铁律者，必被打落尘埃，名声臭不可闻。
而这，恰恰是王越的原罪。
故此，尽管在他的一生中对大明朝忠心耿耿且战功赫赫，但仍几度起落，甚至一度沦落到了要被下狱论罪的地步。然而王越仍“死性不改”，毕竟他自幼年起就“感两宋之亡，胡虏入侵之恨，时常愤懑于胸”——只要能坐镇边关打鞑子，他什么都豁得出去。
王越活着时成天招人烦，那些文官们逮着机会就恨不能将其往死里整。可等到王越真的死了，大明朝的君臣才发现，一个能安保边疆还能打胜仗的王越是多么的可贵：
“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明史·卷一百七十一·列传第五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