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东晋门阀政治》

东晋处于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个比较黑暗动荡的时代中，这个王朝在历经饱受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后遗症，对外受到胡人南迁的影响，经受着北方胡人政权的虎视眈眈，在内部北方士族南迁之后，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形成了独特的门阀政治。此书依次论证了各个世家当政时期的历史，藉以显示东晋门阀政治的阶段性。

门阀政治本身其实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一种皇权表现形式的变态表现，它指明士族与皇室共治天下，其权力的本身来源于皇权，也逐步回归于皇权。在这一种发展过程之中，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种政治结构对当时时代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于之后历史发展进程产生的影响。门阀政治起源于一句话“王与马，共天下”，以王导为首的琅琊王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辅佐琅琊王司马睿，在江左地区建功立业，奠定东晋皇朝和王氏的根基，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门阀政治的大门，东晋初的几代皇帝对于王导都十分尊崇，王导掌握着军政大权，但是他这个人能备受皇帝的尊崇而且高度掌握权力不被皇帝猜忌清算，就显得十分的罕见，况且不论他自身的个人魅力和能力而言，东晋元帝时期王敦带兵入石头，元帝无能为力甚至只能恳求王敦不要擅行废立之事，企图维护共治的局面，表明甚至愿意退回琅琊王邸，这无疑说明了王氏家族足以拥有与司马王氏分庭抗礼的实力，那么王氏为何不取晋室而代之或者从晋室正统角度来讲猜忌或者消灭王氏家族呢？这要从西晋的藩王分封体系来讲，西晋初年诸王都拥有着封国，诸王们为培养自己的势力都乐意结交封国中的士人或家族，采取收纳门客幕僚，结为姻亲等手段加强双方之间的关系，司马睿琅琊王一脉与其封国内士人的结交，自然与琅琊王氏构造了一段牢固的历史渊源关系。王氏本就是琅琊望族，家族实力十分雄厚，琅琊王司马睿借助其势力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琅琊王氏也通过这种资助来使得家族能够进一步的强大，双方是互利互惠的。但是，这种平衡的互助局面是不可能一直维系下去的，王敦的带兵预行废立之事是对司马家出现处于壮年的可能会损害家族利益的皇帝的忌惮，皇帝也希望扶持其他亲信势力来抗衡王家，这也是在王氏家族衰弱后，其他家族取代了它的位置。

那么为何在王氏衰弱后晋室不能铲除士族势力呢？从这个问题来看司马睿本身得位就不够正统，属于旁系藩王，自身实力也不够强大。与八王之乱中其他强大的藩王相比，权微众寡，不可同年。像他这种凭借际遇而得位的君主，并没有正统、实力、功劳的凭借，因而也不可能拥有哪怕像晋武帝有过的那种不算强大的皇权。他并且还要受到士族势力的掣肘，皇帝的威望不足以控制士族。士族专兵权只有存在在东晋这个神奇的时代，而且北方的流民不断流入为之提供兵员，将领则由久经疆场的流民帅担任，士族把持军权足以威胁皇室。皇权不振是很大的一个原因。由于没有代表正统象征的印玺，皇帝的威信简直就是可有可无，控制朝堂的家族往往利用皇帝打压其他家族，皇帝就成为维系各方势力争斗，分割利益的平衡点。其自身缺乏驾驭强势家族势力的手段和实力，往往只会被架空而沦为傀儡。

即便是这样一种皇权不振，士族林立的局面，东晋还是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几大门阀士族势力由平衡进入不平衡，经过复杂的演化又进入新的平衡。与此相应，东晋政局由稳定到动乱，由动乱回复新的稳定。在皇权不振，士族掌握兵权的大前提下，门阀士族以你方唱罢我上场的形式轮流洗牌，试图来分一杯羹。在这样一种循环的场面下，平衡的维持，稳定局面往往掌握在几个看似为自身利益考虑握有权力的重臣手中。郗鉴就是其中的一位，其掌握的流民军队，对士族产生了威慑，属于强大的地方势力，在其他强藩无力支援晋室的情况下，破灭王敦试图行废立之举。东晋军队实力实属不够，像郗鉴这种拥有私人武装的重臣会受到各方的拉拢，其个人的立场往往可能会影响政治局面的平衡。郗鉴这种在地方形成重镇的形式，以外制内，凌驾建康，使得制衡门阀士族之间的争斗，抑制一家独大的局面产生，让门阀政治得以继续。

琅琊王氏衰弱之后，颍川庾氏，陈郡殷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这几大门阀士族对东晋朝堂都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此之间有位权臣试图改变门阀政治的格局，他就是桓温。桓温通过不断北伐建立自身威望，积攒自身实力，与晋室联姻取得政治地位，瓦解地方武装力量，安插自身势力掌握武装，打压门阀士族，清除异己，行废立之事，权倾朝野，取晋室而代之的野心昭然若揭。但是王谢几家士族在内外军权全归桓氏、皇室完全屈服的情况下，凭借社会、政治影响，勉力抵拒，挫败了桓温，扭转了形势，从而使晋祚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也使司马氏与士族共治的局面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桓温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时局的影响，桓温北伐失败，对外无力抵抗北方南下，对内桓温却行废立之事，士族门阀是绝对不会在这时同意桓温登上皇位。王，谢两家单纯用政治力量扳倒桓温从整个历史上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桓温最后顾忌王，谢两家没有强行自立为帝，而是选择步步紧逼是认识到他自立为帝也不会得到士族的认可，北方强敌虎视很容易因为政局不稳定而酿成大祸，王谢两家正是运用这样一种局面阻挡住了桓温。

桓温死后，王，谢两大家族先后掌权，门阀政治迎来了终局。陈郡谢氏在谢安的领导下跻身江左最高门阀，通过谢氏家族多年在方镇掌握的军事政治势力来控制建康的局面。谢安此人本就是名士，才能极其出众，在桓温妄图加九锡时同众多世家共阻桓温。其侄谢玄在淝水之战打败前秦军队将谢氏名望推到顶峰。谢氏在东晋，不凭挟主之威，不以外戚苟进，不借强枝压干。这样一个家族单单依靠社会影响力足以对于政治局面产生重大变化。陈郡谢氏之后，太原王氏掌握着门阀政治的权力，由于其手中没有兵权，只能依附于晋室，可以看出士族门阀政治的衰弱，权力开始向皇位回归。士族门阀并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的继续发生，桓玄的反叛代表门阀政治的回光返照，皇权想要振兴已经依靠不了司马氏，因此刘裕等人的崛起成为结束门阀统治的丧钟。太原王氏本身就产生了分裂，一派希望能够重振皇权，另一派希望继续通过维系相权控制朝政。两派之间的矛盾是晋室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太原王氏的发展只能依附于皇权与相权之间，门阀格局无法继续维持。最终门阀统治只能被皇权专制所终结。

门阀政治从诞生到终结都是依据于时局的变化而进行的，东晋政治局面的畸形发展促使门阀士族接管权力，皇权的架空，非单一权臣操纵，士族的力量的洗牌导致平衡的不断建立与打破，最后当这个格局中所有的平衡点与中心都被打破，门阀政治就无法继续维系了，只有一个强有力的外力介入时，混乱局面得以控制，分散的权力又被皇权集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