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爱民，当如苏轼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写到，苏东坡有着许多令人敬爱的特点，他是百姓之友，是坚持己见的政治家，是士大夫，最重要的是，他是在中国一被大众提起便会引人亲切敬佩的微笑的人物。他的这些特点也充分说明他的观念与行为中是有着一种爱老百姓的“大善”的。

        苏东坡有一定的政治成就，只是与他的文学成就比起来显得极少，他的理想抱负与政治观念值得士大夫们的借鉴，只可惜他自己几乎没有机会推行“爱民”理念。其中一个成就是建了苏堤，他在杭州任知州时，主持修筑了苏堤堤岸，在这之前也有过历任官员修堤，如白居易任刺史时修的白堤，不过都不如苏堤有名，也没有流传如此之广的典故。这与苏东坡的文化成就和政治人生观都有关联，他的政绩被百姓歌颂着，并流传着、推广着。

杭州苏堤到春晓，无边阴柳总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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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的政治态度形成可能很早，他自幼有天赋，且生在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中，父母教育使他“奋力有当世之志”。后来苏轼在父丧服孝期间，多次写文章表达政治改革思想，他反对王安石推行的变法，主张节奏更慢的改革，宣扬“以民为本”的思想。以现在的长远的眼光看，也就明白苏轼为何首先是文学家、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家，人们不对他的政治作过多的评价，因为既变法又充分保护各阶层社会的利益是不可能的。苏轼确实有当世之志，然而三进三出那个朝廷，他的志向还是更多的留在了后人吟咏的歌声中。苏轼关心百姓疾苦，又支持一定的变法，本身有一定的矛盾。

人说又变又不变，苏轼只知粮贵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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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矛盾被他自然地化解了，用的不是政治手段，而是他所特有的方式。在杭州和密州任官的几年，他写下《山村五绝》《八月十五看潮》等诗，有不少诗句提及百姓受苦难，如在《山村五绝》中写到“迩来三月食无盐”等，表现的是百姓生活中的困难与窘境，难见到修饰华丽的句子了。他任太守，虽仍不忘政治理想，可比起官场的勾心斗角，他更在乎“斥卤变桑田”，他更迫切地扎进土地，亲近儿童和老农，站到抨击新法队伍的最前端。将自己的政治观点于诗文中表现出来，把变法问题抛到脑后，把爱人民的思想融入诗中，对于擅长属文的苏轼来说，就是对矛盾的最好化解了。

        我们的东坡居士便是这样的百姓友，他又能推己及人，所以到哪都能有朋友，流传甚广的有他与佛印的趣闻，与黄庭坚等在文学上的交流，更有表现不具体但很深刻的百姓与苏东坡的交流。就好比昔者韩昌黎要在早期给自己冠上“昌黎韩氏”一样，苏东坡在贫苦时饿着肚子去东坡，不为韩昌黎那样求名声求赏识，面是为了饱腹。可这样“东坡居士”也同样广为人知。东坡居士的土地里不只出产农作物，更出产诗文，出产朴实的百姓友人。在这片丰产的荒地上，东坡居士便是“明星”，围绕他的是文人朋友们，农民和百姓是他最忠实的粉丝。豁达开朗的苏东坡会在逆境中转换，《夜饮东坡醒复醉》更是表现他在重重压力下的释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豪放不羁。   

        “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西新桥建成后，百姓的欢喜和对苏轼的敬仰在诗文中可见一斑。爱人爱民的苏轼，几度因为政见遭贬甚至危及性命。可他敢于发声，敢于为百姓说话，为了走访多地而自请外调，为了坚持己见而被流放。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爱人爱民的苏轼，把流放当成走访，在岭南这个百年来无人及第之处设学堂，在文化贫瘠之地植下思想的树。闲暇时便想着开发新的菜系，调查当地民情，俨然就是官员在边远地区巡察，怎么不是巡察呢，他察风土人情，察百姓生活，同时也审视自身。

        爱人民的苏轼，把自己的政治观点，自己的避世遁俗，自己对百姓的关切，全掩在了流传千古的名篇佳话，以及自己的生活态度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