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
而爆发于武汉的新型肺炎病毒，每天都在夺走本属于这个世界的生命。每天上升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是生命从这个世界上的消逝。
无数人面临着最后的告别。
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多数人的告别地是在医院。弥留之际，我们总会想起人生中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遗憾。
而在人近黄昏之时，所需要的不仅是医药不仅是一张病床，还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在当时情形下尽可能丰富和充分的生活。
在黄昏时刻，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我们把生命的余日交给治疗，结果为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好处，让这些治疗搅乱了我们的头脑、削弱了我们的身体；我们在各种机构，比如疗养院和监护室，度过最后的时光，刻板的、无形的惯例使我们同生活中真正要紧的东西相隔绝。
我们一直犹犹豫豫，不肯诚实地面对衰老和垂死的窘境，本应获得的安宁缓和医疗与许多人擦肩而过，过度的技术干预反而增加了对逝者和亲属的伤害，剥夺了他们最需要的临终关怀。”
当我们所爱的人老了，其实多数人都会像葛文德医生这样，重病缠身，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全身插满管子。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于我们爱的人，我们总是希望死神来得再晚一点，希望还有最后一刻的回光返照。
我们自己想要自主权，而对于我们爱的人，我们一直要的是安全。
因为我们习惯了生带给我们的喜悦，却还没习惯死，死亡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呼吸停止或者说心脏停止挑动那么简单。
我们现在的退休年龄停止在55或者60周岁，在60周岁以上人口只占人口一小部分的时候，这是合理的。然而现在的事实却是“421”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的常见组成。当这一部分人接近人口的20%左右，事实上的压力压在每一个家庭身上。
子女越来越少，而现今频繁的人口流动也让老人们越来越孤独。可是，我们却根本没有考虑过如何独自度过最后的生命岁月。
在美国如是，在现今的中国亦如是。
医生的使命是维护病人的生命质量，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总会选择忽视。这包含两层意思：尽可能免除疾病的困扰，以及维持足够的活力及能力去积极的生活。
这不得不让我们每个人去思考生命中那些不可以被治愈的情况——我们将面对的不可避免的衰老，以便作出一些必要的小小改变来重塑衰老。
在讳谈死亡的中国，从古至今我们都渴望长生不老，然而医生却要求我们承认自己会衰老，这是一个很矛盾的话题。
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真的是在害怕死亡吗？
或许并不是。
或许我们只是害怕我们只能躺在病床上，每天看着窗外的花开花落。
或许我们只是害怕我们丧失了听力和记忆力，记不起生活里那些幸福的时刻。
或许就像《平原上的夏洛克》里面的树河，再也不能到地里去，侍弄自己种的庄稼。
或许我们只是害怕，明天醒不来了，可是身边的人却不在身边。
在生命的最后余晖里，当我们开始觉得未来有限，不知何时就要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关注点自然会转向此时此地，享受日常生活的愉悦，和最亲近的人待在一起。
生命是脆弱的，而当这生命的脆弱性凸显之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目标和动机会彻底改变，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此时也会改变。
衡量人们对药物的依赖下降了多少、多活了多久比较容易，而衡量人们从生活当中得到的价值感则困难得多。
针对厌倦感，生物会体现出自发性；针对孤独感，生物能提供陪伴；针对无助感，生物会提供照顾其他生命的机会。
我们渴望自由，而自由的价值在于他所产生的责任：自由使得我们每个人根据某种连贯的独特个性、信念和兴趣，塑造自己的生活。
它允许我们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所驱使。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权利允许的范围内，成为他想要塑造的那个自己。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们的工作不是为了安全而限制人们的选择，而是为了以过有价值的生活而扩大选择的范围。
而对疾病和年老的恐惧不仅仅是被迫忍受对种种丧失的恐惧，同样也是对孤独的恐惧。
当人意识到生命的有限，他们就不再要求太多，他们不再寻求更多的财富，不再寻求更多的权力。
他们只是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保留塑造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生命故事的权利——根据自己的优先顺序作出选择，维持与他人的联系。
而不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浑身插满管子，忍受着浑身的疼痛，无力的躺在病床上，看着医生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
然而当我们无法准确知道还有多少时日时，当我们想象自己拥有的时间比当下拥有的时间多得多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个冲动都是战斗。于是死的时候，血管里留着化疗药物，喉头插着管子，肉里还有新的缝线。
死亡在我们的民族文化里是一个隐晦的话题，可是我们必须直面个人的必然死亡，清楚了解医学的局限性。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可能如武侠小说中的少林寺大师一般顿悟生死。
这或许就是自由的意义——你不能控制生命的情形，但是可以做自己生命的主宰。这意味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把握住自己想怎么应对。
我们的医生唯一害怕犯的错误就是做得太少，大多数医生不理解在另一个方向上也可以犯同样可怕的错误——做得太多对一个生命具有同样的毁灭性。
把今天过到最好，而不是为了未来牺牲现在。
在面对生老病死这一类难题之时，人至少需要两种勇气。一种是面对人终有一死这一事实的勇气——思考自己真正害怕什么，还希望得到什么的勇气。
在生老病死之时，我们很难去直面这一事实。然而更加令人却步的却是第二种勇气——依照我们发现的事实去采取行动的勇气。
所谓善始善终，并不简单的就是呼吸停止或者是心脏停止跳动，而是好好地活到生命的终点。
或许我们对待老人生老病死这一事实最残酷的失败，就是没有认识到，除了安全和长寿，他们还有建构属于自己人生故事的结尾。
技术化的社会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延长喘息，可是却忽视了dying role，以及生命接近终点时，他对于人们的意义。
人们希望以自己的主张结束自己的故事，希望分享自己的生命记忆，希望与曾经的自己和解，希望留下来的人能够好好地活着。
在走到生命的终点之时，我们也渴望做完生命的最后一个决定。
我们或许无法决定我们生命的起点，但是最终我们可以决定我们生命的终点，死亡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最终我们都归于黄土，有的人躺在陌生的土地上，有的人长眠在自己祖祖辈辈长眠的土地上。
而我们的故事随着这黄土一起，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没有一丝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