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英国商人向中国倾销鸦片，而且销售数量年复一年的增加。到了道光九年，净重100到120斤一箱的鸦片，每年已经达到四万箱之多。疯狂涌入的鸦片，不但使中国国内的金银大量流失，同时也造成了大量国民身体素质的孱弱，日久天长下来，已经给清政府播下了亡国灭种的危机。
满清的皇帝也不是傻子，下令禁止鸦片的进口和贩卖，然而口头命令似乎效果不大，仍然有大量的鸦片走私进来。
到了道光帝的时候，眼见鸦片所造成的危害一日大于一日，道光帝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好好管管这个事情了。他委任林则徐为禁烟大臣，前往广州主持禁烟事务。
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到达广州，在他的雷霆手段之下，很快就收缴了英国商人两万多箱的鸦片，于虎门海滩销毁。
林则徐禁烟的事情一传开，国人无不拍手称快。但是英国人并不甘心就此丧失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驻扎在广州的英国人义律，命令手下的两条军舰炮击九龙山口，进犯九龙，又将军舰闯进珠江口。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邓庭桢对此早有准备，进行了有效的反击。英舰见不能进去，只能暂时观望。1840年，道光十九年，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在中国的鸦片贸易，派出“东方远征军”增援义律，封锁广州。
广州方面军仍然是防守严密，英军见找不到什么便宜，就撤离广州，移师北上，占领定海县城。派出少量兵力防守之后，继续北上，将军舰开往天津，兵锋直指清朝首都北京。
英国人向清政府下出通牒，要赔偿被禁鸦片的费用，并且割让一两个小岛，否则就会大举进犯。
这是满清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挫折，惊慌失措的道光帝把这一切归咎于林则徐、邓庭桢两大臣，认为林则徐“措智失当”、“办理不善”，准备罢免林则徐。昧理昏聩的道光帝委任直隶总督琦善去天津海口与英军谈判，同时命令琦善转告洋人，朝廷必定会将林则徐等一干爱国大臣重重治罪，只要英国军舰返回广东，一切要求都好办。英国谈判代表义律同意了将军舰调回广东的请求，再进行进一步的谈判。
道光帝见英国人态度有所缓和，认定了通过谈判可以终结事态的恶化，便主观放弃了军事解决的打算，一意求和。
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五，道光皇帝下令谴责林则徐，称林则徐销烟抗英是“误国误民，莫此为甚”,将林则徐、邓廷桢交给刑部议罪。
道光帝这一手不分黑白的处置，引起了轩然大波，伤了一部分爱国官员的心。比如左宗棠的老师贺熙龄就以有眼病为借口，辞告假返回长沙。
鸦片战争的产生，极大的刺激了朝野内在爱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那么，此刻还默默无语的晚清名臣左宗棠与曾国藩又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一、左宗棠积极关注海防形式并献策，痛心于朝廷的糊涂处理
早在嘉庆道光年间，经世派知识份子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就无不以鸦片贸易在华的猖獗为隐忧。左宗棠少年时分就广泛涉猎经世书籍，早在他的《燕台杂感》八首组诗中就有“南海明珠望已虚”，“横海戈船有是非”的句子，无不体现了左宗棠对东南海防的关注与忧心。
当鸦片战争的炮声震动中国的海岸的时候，左宗棠仍在僻静的小山村担任私塾教师，虽然不是“肉食者”，左宗棠热切的眼光仍然关注着这场非同寻常的战争。他找到古今中外有关国外的书籍，详细研究，以期知己知彼。战争爆发后，更是密切的关注战争的进程。在贺熙龄返乡后，他更写信询问这场战争的所有细节。
在详细的调查阅读后，左宗棠积极的为这场战事出谋划策。他认为英国人来者不善，非仅图一时利益。对华夏“包藏祸心，为日已久，富强之实，远甲诸番”，指出了英国人对中国是有长远的利益图谋，而英国在海外诸国中，综合实力最为强大，对英战争并非旬日之间就能善作了局的。想要有效的抵抗，必须采取持久战争的打算，不能“急旦夕之功”，而应求“岁月之效”。而首先要解决的是针对敌人几十艘军舰就能调动沿海七省兵力疲于奔命、徒费资粮的问题，不能“主客之势顿反，劳逸之形顿异”，这是犯了兵家大忌，所以最要紧的是“必在一省之力足以当一身防剿之用”，避免处处被动，一处被攻全局震动的局面。为此左宗棠提出“练鱼屯，设碉堡，简水军，练亲兵，设水寨”的措施，同时还写出《料敌》、《定策》、《军屯》、《器械》、《用间》、《善后》加以说明完善。这些战略战术思想，与林则徐的想法相似，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可是鸦片战争的进程实在是太不如人意，节节败退的形式令左宗棠发出了“令人愤懑”、“不胜忧愁”的感慨。当林则徐、邓廷桢被罢免之后，左宗棠更是气愤的表示“是非颠倒，可为叹息”。
总之，左宗棠对鸦片战争的关注，积极的献策，以及对朝廷昏聩举动的愤怒，都表明了他作为一个经世派读书人朴素的爱国热忱。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放在左宗棠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左宗棠以一个战争旁观者的身份，准确合理的提出正确的策略，证明了他卓越的军政才华，“湘中卧龙”名不虚传。
那么，与此同时，曾国藩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二、曾国藩:天朝上国，不与蛮夷一般见识
道光二十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到:“上年六月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上年十二月十五（注：是为阴历，阳历为1841年1月7日），攻破沙角炮台。正月初五报道后，又直逼虎门，正月初八报到。皇赫斯怒，于初六日通谕中外。初九日，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本日又策侍卫四人往广东，备差遣。”
这篇日记大约能看出曾国藩本人对于鸦片战争的反应，他依然是处于几百年之前人们视外国人为蛮夷的观点，以为天朝上国，无所不能，天下莫比，英吉利小国家不过跳梁小丑，中国皇帝只是出于体恤之心才不想跟你开战。
显然这种想法是不客观，也不符合实际的。也反应了同时代大部分循规蹈矩官员的心态，他们苦读圣贤书，对于海外的地理国情一无所知，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心态所带来的虚骄之气也是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但我们不能苛求曾国藩，需知道光二十年的曾国藩还忙着翰林文章，词章之学呢。用心追求的事务也是如何做圣贤这件事上。当然没有更多精力关注其他。这只是一个正常人的表现。
而当曾国藩开始出任实职后，也开始用心于经世之道上。他与左宗棠一样，也视经世文编为经世学的必备教材。经世莫如读史，这点上面两人是一样的，只不过关注的早晚差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