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鲁迅作为现代文学之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鲁迅成为五四新文化的开创者，也是现代象征性秩序的立法者；二，鲁迅是一个叙事者，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都可以在鲁迅的作品中找到源头，中国现代的小说是从鲁迅开始，也是在鲁迅手中成熟。三，鲁迅又是一个现代思想和文学的阐释者，但如何解释人们对于鲁迅作为现代文学之父的“弑父行为”？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象征性秩序、叙事者地位和历史的误读与演化三个方面对其进行阐释。
关键词：象征 叙事历史现代文学鲁迅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可以和易卜生作为西方现代戏剧之父，相提并论。鲁迅作为现代文学的父亲，有几重原因，一是鲁迅成为中国现代的思想之源，如启蒙的思想，左翼的思想甚至救亡的思想；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都可以在鲁迅的作品中找到源头。三是中国现代的小说是从鲁迅开始，也是在鲁迅手中成熟。但是，作为现代文学之父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父亲的角色对于现代文学意味着什么？为何后来人们对于鲁迅的攻讦和褒贬又如此强烈？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象征性秩序、叙述者地位和历史的误读与演化三个方面对其进行阐释。
一、父亲的角色：象征性秩序的确立
鲁迅是中国百年新文化的开创者。鲁迅确立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父亲”的秩序，这种秩序是一种类似拉康所说的象征性的秩序。拉康的镜像理论分为现实域、想象域、象征域，这是从佛洛德的象征性的“父权”引发的，拉康把象征上升到秩序，甚至是“法则”。1
从神话的角度看，父亲的角色和母亲的角色是对立的。父亲往往代表着天空，而母亲往往代表着大地。因此有天父和地母之说。亚瑟・科尔曼与莉比・科尔曼指出，在神话中，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创造性行为通常归属于男神，即宇宙之父。男性被认为是生命、觉悟和思想的起始点、第一推动力和第一朵火花。正是宇宙之父变混乱为秩序，变大地为沃土，使大地受孕结果；然后才有女性来担负怀孕和养育婴儿这类事。2
在传统的文人中，确立的是“父/子”关系，李军说，在中国文化结构中，儒家以“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规定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其前两伦（“君臣”与“父子”）是互喻的。李军指出，在西方式的父子关系中，父亲作为“作为象征的他者”——直接代表着父亲的原型。他背后矗立着 上帝这位“绝对的他者”——一切父亲的原型。3但是在我看来，在中国文化中， 1褚孝权：《拉康选集・编者前言》，上海三联书店 2001 年，格尔达・帕格尔：《拉康》李朝晖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16-118 页。 2阿瑟·科尔曼与莉比・科尔曼:《父亲：神话与角色的变换》，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第 2 页。鲁迅作为笔名，是从母亲的姓。这也许是一种俄狄浦斯情结的体现。 3李军：《家的寓言——当代文艺的性别研究》，作家出版社，1996 年版，第 3 页。在君臣与父子的互喻关系之外，还有一个文人的思想之父。那就是孔子所缔造的儒家思想，文人可以运用这种思想来治国，甚至可以以此来约束天子。（我们可以参考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大臣对于万历的约束。万历为此感到无可奈何。）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就是儒家之父，中国文人之父。（西方往往以此来称巴赫为音乐之父、易卜生为现代戏剧之父）。在中国现代，由于文化的转型，以往的儒家思想在西方的文化侵入之后，发生了动摇，五四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那么，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填补这个空白呢？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传统父亲的话，鲁迅首先是一个弑父者。他自己取代传统的父亲，而成为现代文学之父。他是借来西方的他者，来确立自己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地位。鲁迅借用了易卜生的说法“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4（“世界上最强的人是最独立的人”），这种“独战多数”的思想，成就了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的主将的地位。
五四时期的思想先驱者，就有了特别的意义。在现代思想中，陈独秀、胡适也可以成为现代思想之父的。但是最终新文学界还是选择了鲁迅。也确立了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象征性秩序。
父亲所确立的象征性秩序，实际上是具有“立法者”的地位。周宪在《审美现 代性批判》一书中引用了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的观点，在鲍曼看来，知识份子的这种特殊化角色在现代社会早期获得了某种特殊的资格。他们承担着“立法”的责任，提供了用于判断和辨别是非的标准，维系着知识的权威性。他们所以能有这样的“立法权威”，在鲍曼看来是由于存在着一种“知识/权力”的共生结构。5 4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79 页。 5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第 492 页。鲁迅就是中国百年新文化最初的“立法者”。鲁迅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文学创作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是一种重要的“立法者”。学术上，《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研究的“立法者”；《呐喊》、《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立法者”。中国现代小说从鲁迅开始，并在鲁迅手中成熟。
刘再复就针对鲁迅的杂感说，作家一面忠实地依据原型物件造型，一面又站在比物件更高的位置上，即站在美学法庭的审判者的位置上来造型。6
有人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鲁迅扮演的是“父亲”的角色（刘纳语），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就透露出这一消息。
鲁迅是一个献祭者。美国学者夏济安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一文中引述了一个《说唐》中的神话传说：在隋炀帝时代，一个绿林好汉，撑起一个千斤闸，令十八王子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反王有足够的时间逃出去。但闸门即使对巨人来说也太重了，他终于被压死。夏济安认为，“……觉醒的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7 鲁迅说，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他说，中国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绝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在鲁迅看来，中国是老人本位，而西方是儿童本位。老人本位衰落， 6刘再复：《鲁迅杂感文学中的“社会相”类型形象》，《文学的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 400—401 页。 7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29 页。儿童本位进化。8在这里，鲁迅对于中国的父权，深恶痛绝。
鲁迅往往对于吃有着特别的敏感，他在《狂人日记》中，在五千年历史中看见的就是“吃人”二字。而且每每以吃来比喻。而且在最后呼喊“救救孩子”！
在《药》中，鲁迅体现了作为革命先驱的夏瑜的悲剧性命运，“人血馒头”就有这样的意味。这种血的意味和西方的基督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具有同样的意义。而在《呐喊》中最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也可是视为鲁迅作为父亲的一种清醒与无奈。但是这种比喻是有力量的。
弃医从文，实际上是从人们身体的病痛转向对于精神的治疗。他后来的所谓“拯救国民性”，也是从父亲的角度来看，于是有了救救孩子之说。
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鲁迅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父亲了。“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以此确立了一种献祭/神话的地位。
鲁迅引进了西方的“作为象征的他者——直接代表着父亲的原型”，如尼采、易卜生等，尼采的“上帝死了”，就是寓言着杀死了上帝这位“绝对的他者”——一切父亲的原型”，他提出的“重新估价一切”，也就是重新建立象征秩序，尼采也就成为西方的现代哲学之父，易卜生以“独战多数”的方式，成为了西方现代戏剧之父，（一说斯特林堡也是西方现代戏剧之父），而鲁迅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之 父。
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也体现在鲁迅作为长子的象征身份上。（中国传统是在父亲去世的情况下，长子为父）。尽管在日本留学以及归国以后，周作人在学术上的地位似乎要比鲁迅高。鲁迅开始只是教育部的一个职员，后来才开始在大学任8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246 页。 职。
在新与旧的交战中，鲁迅成为一个独战多数的文化英雄。他与老人文化开战，而对于年轻人则是培植，如柔石、丁玲、萧红、萧军等。从这个意义上，鲁迅是年轻人的导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鲁迅也就成为青年的父亲——中国现代文学之父。
二、原罪与游魂：叙事者的神圣地位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鲁迅还是一个叙事者。叙事确立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意识形态是通过叙事来完成。
在古典小说中，叙事者往往是全知全能的，几乎是一个神，或者说具有神圣地位，而在现代小说中，叙事者却是神圣的，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父亲。因此，鲁迅作为叙事者的神圣地位成为人们一再述说的关键。（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解释者也具有特殊的“神圣”地位。）
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在现代有着特殊的地位。从梁启超的新小说，到鲁迅的现代小说，具有一种启蒙的意义。在西方文艺复兴中，文艺复兴的题材除了戏剧之外就是小说，而小说占有优势。拉伯雷的《巨人传》、赛凡提斯的《唐·吉诃德》。
在弗雷泽的《金枝》有一个内米湖故事。有一个国王住在内米湖，他有人为他看守，但是只要有人摘去了内米湖的金枝，这个国王就要死。佛洛德也提出的弑父的问题。
创造社倡导革命文学，是以鲁迅来祭旗的，得到太阳社的配合，形成了“围剿”的形势。1928 年 1 月，《文化批判》创刊号冯乃超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批判鲁迅等“没落”文学家。李初梨的《请看我们中国的乱舞》、冯乃超的《人道主义者怎样防卫自己》、彭康的《除掉鲁迅的“除掉”》、龙秀的《鲁迅的闲趣》（均见《文化批判》第 4 期）。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 11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29 页，246 页。 孽》（《创造月刊》第 2 卷第 2 期）、钱杏村的《死去了的阿 Q 时代》（《太阳月刊》 第 3 期）等文章，说鲁迅是“时代的落伍者”、“有闲阶级”、“中国的唐·吉诃 德，甚至是“封建余孽”、“不得志的法西斯蒂”等等；说鲁迅的小说只是“醉眼 陶然”地看人生；说阿 Q 的时代已经“死去”，《阿 Q 正传》的艺术产业也“死去”。创造社与太阳社对于鲁迅的攻击，具有弑父的意味。将鲁迅骂成“唐·鲁迅”，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
鲁迅最后是在上海的租借的大陆新村度过的，租界给了他一种发表言论的自由，这同时也是一种异形空间的象征，也是一种空间混杂的象征。
但是我们必须阐释这种权力的话语。鲁迅曾经表示要以长征为题材创作小说，但是因为自己的材料问题而放弃了。这后来成为一种遗憾的神话。但是正是这种遗憾，使得鲁迅和中国革命接上了轨。
毛泽东在《论鲁迅》中说道，“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2在这里，毛泽东将鲁迅和孔夫子并列为中国的圣人，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了“孔家店”， 毛泽东则更是反孔，孔子被反掉了，剩下的圣人就只有鲁迅一人了。毛泽东认为鲁迅的三个特点，第一是政治的远见，第二是他的斗争精神，第三是他的牺牲精神。13在这里，毛泽东是将鲁迅“神化”了，由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神圣地位，将鲁迅也神圣化了。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而后就开始了神化。汪晖说，鲁迅形象是被中国政治革命的领袖作为这个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或文化的权威而建立起来的，从基本的方面12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第四版，第 8—9 页。13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第四版，第 8—9 页。 说，那以后鲁迅研究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完善和丰富这一“新文化”权威的形象， 其结果是政治权威对于相应的意识形态权威的研究成为鲁迅研究的最高结论，鲁迅研究本身，不管研究者自觉与否，同时也就具有了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
毛泽东将鲁迅确定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鲁迅的是为是，以鲁迅的非为非。胡适、梁实秋等人不必说了，像“四条汉子”之类，也糟了殃。
刘再复指出，鲁迅既是个奇迹，又是个悲剧。鲁迅是个独立不移的知识分子，以改造中国人为使命，但是死后却不断被中国所改造，所涂抹，被纳入某种政治意思形态的框架与轨道之中。他在被圣化、被神化的背后是被傀儡化，即被利用成一个历史的傀儡和政治意志的玩偶。14祝东力指出，尽管采取不同的方法，但萨特和曼海姆的理论都确立了一种崇高的、理想化了的知识分子概念。这种经典的知识份子概念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环境中，理所当然地被指认为“神话”，并受到摒弃。15鲁迅虽然被“神话”，但没有被“摒弃”。
在新时期，尤其是到了新世纪，出现了一种理解鲁迅的文化危机。但是，鲁迅作为现代文学之父的地位迄今也是不可动摇的。
澳门大学中国文化论丛2020年第一期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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