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4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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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第2章

阿登纳在他发表的首次政府声明中，只字未提德国人屠杀逾 600 万犹太人的罪行及为此应负的责任；也“没有任何一家德国报纸要求联邦议院或联邦政府对屠杀犹太人公开表态”。政治上十分警觉的哈贝马斯愤怒地注意到，政府聘用了曾服务于纳粹政权行政、司法和政治部门的人员，年轻的民主国家并不重视与旧“价值”告别。

很难想象学术导师们的投机行为未被哈贝马斯察觉。大概，他对一个人的哲学思想能防止错误的政治行为这种看法产生了怀疑。人数如此众多的哲学家的怯懦，使他失望透顶，在完成哲学学业前不久他写了一篇批评海德格尔的文章，表达了这种失望，文章 1953 年发表在《法兰克福汇报》上。

符号的基础是语言，所以说，没有语言的动物就没有符号。有些段落详细阐述符号的来源及由此产生的原初显现行为（ Akt des Zeigens ）的意义。

要“解放性地”利用社会发展中增加的业余时间来参与政治生活，因为人们只有通过积极参与才能在“监督政治权力运行”方面发挥作用

弗里德里希 · 威廉 · 约瑟夫 · 冯 · 谢林 16 岁被破格录取到图宾根神学院（ Tübinger Stift ），与比他年长的好友荷尔德林和黑格尔是同窗。据推断，很有可能是在 1795 年，他们三人共同撰写了《德国唯心主义最古老纲领》。谢林年仅 23 岁就受聘为耶拿大学教授，他在那里加入了施莱格尔兄弟的圈子。

若哲学之蛇蜷缩成灵魂孤芳自赏、没完没了地自说自话，则这个世间富有启迪的反对之声未被听见就已消散了。

哈贝马斯认为，流行的文化评论关于技术“冷漠”的争论，和以教育学立场对待技术一样都有其不足。尽管文章篇幅很长，但他并未就如何对待技术正面作答，只是建议，要说明技术的重要性，而不是仓促给出答案。

当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海德格尔忠实信徒的哈贝马斯，以技术和工业设计为例，批评技术手段凌驾于实际用途之上。绝对的合目的性（ Zweckmässigkeit ）是一个神话，这从技术对“物”的“疏忽”（ Achtlosigkeit ）上可见一斑。技术产品“把什么是有用的，强加到人的头脑中”。此乃“手段的统治”（ Herrschaft der Mittel ），这种统治是“物脱离了人的原因，同时也是人疏忽物的原因”

哈贝马斯分析道，公民漠然逃离的并非政治，而是执政党的政治运作方式：“人们根本上的无兴趣，和被阻挠以可被社会关注到的方式表达兴趣，是有区别的。”因此，认为“没有我”是整个青年群体特有的态度，失之片面和肤浅。导致见解不同的原因并非人们的出生年月，而是人们的反应。

科学保证正确性，而哲学还保证其认识的重要性。”

为与之对抗，包括民主德国在内的 8 个东欧国家于 5 月 14 日由苏联牵头签署了《友好互助合作条约》，简称《华沙条约》，更广为人知的名称为《华沙公约》。西德社会弥漫着反共气氛，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自由、安全和主权为竞选纲领的基民盟 / 基社盟成绩惨淡，以至于阿登纳在 1953 年、 1957 年和 1961 年连续三次当选总理。

哈贝马斯显然不想彻底告别海德格尔的“第一哲学”（ prima philosophia ）， 因为他严肃地提出了如下问题：通过批评是否能使它得到拯救；是否能将这位黑格尔以降最有影响的哲学家的基本本体论的真理内涵，与其错误的世界观及对此在分析的政治曲解——一种“试图同时从此在存在的历史性和整体性意义上来论证人作为此在的此在分析”——切割开来？

尽管当时舆论如此分裂，论争双方差异又是这样悬殊——一方是声名赫赫的思想大师，一方是籍籍无名的哲学学子，但哈贝马斯引发的这场论争标志着一个漫长进程的开始，这一进程最迟至“1968”年将如火如荼地展开。子女辈开始公开向他们的父母师长发出诘问。这个年轻的民主政体国家将成长起来。

德国人的勤劳忙碌致使他们拒绝历史的真实；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对纳粹历史的普遍的淡漠，极权主义在民主政体中阴魂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