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与少年》 音乐里的故事50
混声合唱《 花儿与少年》（青海民歌）国家大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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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儿
“花儿”又称“少年”，是流传在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回族地区的一种民歌，实际上是一种高腔山歌。在“花儿”对唱中，男方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这种对人的昵称逐渐成为回族山歌的名称，亦统称为“花儿”。
“花儿”约产生于明代，有关它的起源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在蒙藏民歌影响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民歌；有人认为它是从外地迁来的回族人民的思乡曲演化而成；也有人认为是明初从南京迁往洮州地区的移民常以花卉为比兴的一种民歌。总之，“花儿”自近代以来成为回族人民传唱的一种主要艺术形式。“花儿”按传唱地区划分，又分为“青海花儿”、“河州花儿”和“宁夏花儿”，其源泉则源于河州（今甘肃临夏）。
“花儿”内容丰富，多为情歌，也有表现回族人民生活的。一般多是四句或六句，歌词多即兴创作，十分口语化，且不避俚语俗词。“花儿”突出的特点就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兴起句，文字优美，格律谨严。它的音乐主调令达1 0 0 多种，旋律、节奏、唱腔都有着独特的风格。由于“花儿”最早产生于山间田野，歌手们在空旷幽美的环境中无拘无束，放声高歌，所以它的曲调多高昂、奔放、粗犷、悠扬，表现了回族人民对幸福生活和纯真爱情的追求和渴望。
在回族聚居的临夏地区，几百年以来，每年在固定的时间，人们都要聚集于山青水秀、风景秀丽的山间举行传统的“花儿”会。每年农历6 月初1 至初6 的莲花山“花儿”会和农历4 月2 8 日的松鸣岩“花儿”会久负盛名。春夏之交，树木葱绿，山花烂漫。届时，歌手云集，对歌联欢，盛况空前。
二、《花儿与少年》
《花儿与少年》中国爱乐乐团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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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声合唱《 花儿与少年》（青海民歌）国家大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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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民歌《花儿与少年》融入了中国西北民间民歌"花儿"的旋律，主要流传于青海，甘肃，宁夏及新疆。
1956年冬，为参加全国音乐舞蹈会演，朱仲禄与作曲家吕冰、编舞章民新联手创作了抒情歌舞《花儿与少年》。
朱仲禄（1922.2.22-2007.12.22），曾任西北歌舞团、甘肃民族歌舞团独唱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青海分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民间歌手，被誉为“花儿王”。
花儿与少年
西北民歌
填词:朱仲禄
演唱:马晓梦 金志文
春季里么就到了这
迎春花儿开迎春花儿开
年轻轻的咯女儿家呀
踩呀么踩青来呀
小呀哥哥小呀哥哥呀
小呀哥哥小呀哥哥呀
拖一把手过来
迎春花么就开放呀
千呀千里香千呀千里香
女儿家的心上呀起呀么起波浪呀
小呀哥哥小呀哥哥呀
小呀哥哥小呀哥哥呀
扯不断情丝长
三、原创争议
有人认为《花儿与少年》的原创者是音乐家王洛宾。
（知乎用户FWhZA1：《花儿与少年》-王洛宾和马步芳的半世情）1945年，抗战胜利，全国上下，欣喜若狂。马步芳作词，王洛宾作曲，一起完成了《花儿与少年》这首歌曲，这是二人的倾心之作。在抗战胜利汇演上，一举夺得了第一名。欢快的节奏，幸福的歌词，甜美的旋律，让刚刚取得抗战胜利的人民，感受到了幸福的滋味。
王洛宾（1913年12月28日—1996年3月14日），名荣庭，字洛宾，曾用名艾依尼丁，汉族，出生于北京，中国民族音乐家。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
《花儿与少年》-听王海成讲述父亲王洛宾歌曲背后的故事（4：00处）：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E411K7ct/?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2dd55a53d88839307fe6075cfd880cba
下面这篇文章说的更详细。
《“花儿与少年”的真相浅说 (上)》
2017-08-11 作者：滕晓天 来源：青海日报
近些年，随着青海省打造“花儿”品牌的深入，抒情歌舞《花儿与少年》竟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有些人捕风捉影，随心所欲地将这个抒情歌舞的创作胡乱嫁接，或说是民国政府主席马步芳作的词；或说是王洛宾的原创；或说与王昌耀有关，连“花儿与少年”词组都是富有诗意的“原创”，“功不可没”；也有某地的人硬把这个歌舞说成是自己的民歌，甚至试图“注册”，等等。这些人不顾历史地追随、鼓噪，最终也将自己陷于尴尬境地。笔者无意进行无谓纠缠，只想就从历史资料出发，就某些关键性问题归纳一下历史上的真相，以正视听。
关于“花儿”及其称谓
大西北的山野民歌叫“花儿”，是由来已久的。“花儿”是中国西部地区以浩瀚辽阔的地理环境和多样立体的气候特征蕴就的具有独特风貌和独具内涵的西部山野民歌。2006年，青海省四个传统花儿会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2008年，朱仲禄获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歌杰出传承人”称号；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西北花儿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西北“花儿”的特点是，传唱历史悠久，长盛不衰；传唱地域辽阔，在海内外产生影响；传唱民族众多，以西北汉语方言演唱；唱词格律严谨，口语风格浓烈；曲令繁多，地域和民族特色明显；口头传承，鲜有文字记载。
“花儿”的历史悠久。青海学者李文实认为，花儿是研究中国民歌的“活化石”，它的唱词与诗经关系密切，“不仅在内容上有一定联系，而且在形式上更鲜明地有继承演变的迹象。”二者表现的女性美、相思情、失恋苦等内容，赋、比、兴的创作手法，同韵、交韵、随韵等押韵形式，重言、叠词、叠句等技巧，完全一致。（《花儿与“诗经·国风”》，见青海民研会《“少年”（花儿）论集》，1982年）。甘肃学者王沛认为，花儿的雏形期似在秦至南北朝时期，形成期在隋元时期，成熟期在明清时期（《大西北之魂中国花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青海学者赵宗福《花儿通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载：明神宗万历年间曾任职河州的高洪，任职期间曾西游湟水流域，写下了《古鄯行吟》之二：“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钞本《秦塞草》），明确地记载了花儿当时已在河湟地区唱红的胜景，这是迄今为止，最早确切记载花儿演唱的文献，比吴镇有关花儿的诗句推早了将近200年。后据甘肃学者马志勇、魏泉鸣先后考证，高弘（也为高洪），山西大同府朔州人，举人，成化庚寅年任。高弘在任期间，至今已534年，“花儿”一词出现至少距今已530年左右了。这些研究成果表明，花儿不仅与《诗经》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内在关联，而且至少在明代就已成熟，距今至少已有六百多年的产生和传承历史。
应该看到，对这种民歌以“花儿”的称谓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除了明代高弘的记载之外，清乾隆时狄道诗人吴镇《我忆临洮好》中有“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的诗句，清道光初年叶礼《甘肃竹枝词》中还有“高声各唱‘花儿’曲，个个新花美少年”的诗句。从中可看出，“花儿”与“少年”，的确是对唱双方的爱称，古已有之，并非今人“原创”。整个明清时代，花儿已成为一些文人青睐的文学创作题材之一。只是由于清代以前，传统儒学思想在中国文化形态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传统观念和官方理念都鄙视花儿，没有倡导花儿，更没有公开结集流传于世，仅靠民间口口相传，这也在情理之中。“花儿”和“少年”一歌两名的称谓，早就流行在河湟地区，这既是历史，也是不争的事实。
“花儿”的传唱地域辽阔。河湟花儿发源于河湟地区（包括青海省东部、甘肃省临夏地区），绵延流行在西北的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四省区，以及西藏、陕西、内蒙古、四川等省区与上述流行省区接壤、相邻的一些地区。宁夏学者武宇林研究考察，西北“花儿”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族中也有流行（《中国花儿通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201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族歌手受青海省文化馆邀请，到西宁市广场上现场演唱了在他们国家流传的“花儿”。在青海，“花儿”已由过去的河湟地区传向除了玉树、果洛两个纯牧业区以外的所有民族自治州境内和农业区与半农半牧区。花儿已经由农村进入了城市，由田野登上了高雅舞台，由“野曲儿”变为了公认的民间艺术。通过现代新闻媒体的传播，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滕晓天《花儿论集2》序言，金陵出版公司，2009年）。其流行地域之广，艺术生命力之强，是中国民歌中仅见的。
花儿的传唱民族众多。在漫长的历史传承中，花儿在西北土著民族的汉、回、土、撒拉、东乡、保安、裕固和部分藏、蒙古等九个民族中，代代以汉语口头传唱。近年来许多学者发现，甘肃的羌族、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歌手也在传唱“花儿”，这些民族的演员还多次到西宁参加五省区“花儿”演唱。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族歌手亲到西宁演唱“花儿”，已为社会所共知。其传唱民族之多，传唱方式之奇特，传唱地域之辽阔，在民歌史上也是罕见的。
花儿的两大流派。花儿从流行的地域、唱词的格律、音乐的风格及内在的特色等，又分为河湟花儿和洮岷花儿两大流派。河湟花儿，又名河州花儿，“少年”、“野曲儿”等，流行在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是西北花儿中流行地域广阔，唱词格律严谨，演唱曲令繁多，音乐语言丰富，传承民族众多的一个流派。河湟花儿的传唱，青海省境内有西宁、湟源、湟中、大通、平安、互助、乐都、民和、化隆、循化、祁连、门源、刚察、海晏、都兰、乌兰、德令哈、格尔木、共和、贵德、同仁、尖扎等22市县；甘肃省境内有临夏、永靖、渝中、兰州、东乡、和政、广河、康乐、皋兰、永登、天祝、平凉、张家川、甘南、临潭、卓尼、临洮、渭源等18市县；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有同心、西吉、固原、彭阳、海原、隆德、泾源、银川、中宁、中卫、吴忠等11市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有昌吉、奇台、玛纳斯、吉尔萨姆、米泉、焉耆等6市县；专家学者们还在陕西的宝鸡地区现场采集到一些“花儿”曲令。传唱地区还有西藏、陕西、内蒙古、四川等四省区与青海、甘肃、宁夏、新疆接壤的一些地方。洮岷花儿，流行在甘肃省临洮、岷县、康乐、临潭、卓尼、渭源等6县一带，包括流行于岷县二郎山一带的南路花儿，康乐莲花山一带的北路花儿，传承悠久，演唱习俗别致，绚丽夺目，饶有特色。
青海是河湟花儿发源地之一。河湟地区即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大通河流域，是河湟花儿的发源地，青海的东部和甘肃的临夏地区，统称为河湟地区。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复杂的传承和发展过程后，河湟花儿在其共性的前提下，大体上逐渐形成了以流行地域为主，富有个性的特色。如，雪域高原特色的青海花儿；两个流派互相影响、共同发展，以及充满回族风格的甘肃河州花儿；别具一格的宁夏山花儿；有维吾尔族风格的新疆花儿等。花儿风格的形成和显现，表现了花儿旺盛的生命力，也体现了花儿不断发展、繁衍的客观规律。
“花儿学”概念的提出。随着花儿的发展繁荣与研究的深化，人们开始提出“花儿学”的学科概念。改革开放后，朱仲禄极力提倡建立花儿学。1989年，甘肃学者郗慧民在其专著《西北花儿会》（兰大出版社）中倡导建立花儿学，提出系统概念。甘肃学者魏泉鸣认为，花儿学成为学科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使花儿研究理论系统化（《中国花儿学史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花儿的历史，其实浓缩了西北地区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花儿”所蕴含的历史人文等多种信息，其覆盖面之广，门类之多，容量之大，是其他任何艺术门类所难以企及的，它是当之无愧的民俗“活化石”和“小百科”。
关于《四季歌》的歌词和音乐
《四季歌》的歌词和音乐的发展。《四季歌》原是流传在青海省的民间小调，名为《再等上一等我》。二十世纪40年代，由昆仑中学国文教师、湟源县人石蓉久（石殿峰）以时令季节变化为线索，重新改词配词，突出了高原文化特色，定名为《四季歌》（详见《青海“花儿”传承新探·理论篇》中《醉心于青海“花儿”的文化名人》，2016年6月青海人民出版社）。
1942年3月，音乐家王云阶与夫人李青蕙从重庆来青从事音乐教育，王云阶被安排到昆仑中学教音乐，李青蕙在青海女子师范教音乐。在西宁听到王洛宾努力发掘青海民歌的事迹，深受感动。于是抓紧学习和记录青海民歌。王云阶并编辑《青海民国日报》的副刊《乐艺》，将广泛搜集的青海花儿和其他民歌，开辟“青海民歌专号”发表，主要有“尕马儿”“山丹花开”“白牡丹”“水红花”、《四季歌》《菜籽花儿黄》等。据王云阶在《生命狂想曲·乐章之一山丹花》中说，“《四季歌》原是青海民歌《再等上一等我》的曲调，由当时在昆仑中学教国文的老师石蓉久（石殿峰）先生配词的。” 王云阶在保持原调式、音调和青海地方风格的基础上，运用创新手法对音调、节奏加工改编，增强了律动性，欢快而抒情，于1943年在《乐艺》副刊发表，很快就流传了。自此，其曲调也基本定型。
《四季歌》流传开的当年，根据青海省原民国政府主席马步芳的安排，在西宁乐家湾兵营辅导春节社火演出节目的王洛宾、周宜逵等人，编排了一出社火歌舞节目，名叫《八大光棍》，其伴唱和音乐以《四季歌》为主，将这首歌作为基本的音乐素材。兵营社火到民间演出后，受到老百姓欢迎，遂广泛流传，至今成为青海社火的传统节目。《八大光棍》推动了《四季歌》的流传。二十世纪40年代，《八大光棍》的确已成为青海社火的保留节目，得到当时亲自参加过民间该节目排练的人们的确认（罗耀南《莫把“花儿与少年”歌舞剧当做青海民歌集》）。
1955年，作曲家唐其竞根据朱仲禄的演唱，记谱改编为钢琴伴奏并适于女高音独唱的《四季歌》。民歌先后收入《中国音乐词典》、《音乐欣赏手册》。
《“花儿与少年”的真相浅说(下)》
2017-08-18 作者：滕晓天 来源：青海日报
花儿唱进山乡
关于《花儿与少年》
《花儿与少年》是1956年冬天在陕西创编的。为参加全国专业舞蹈汇演，西安人民歌舞剧团于1956年冬天组织当时在该剧院工作的民歌演唱家朱仲禄、作曲家吕冰及编舞家章民新，以朱仲禄熟悉的青海民间小调和花儿旋律为基本素材，共同综合、创作了抒情歌舞《花儿与少年》。期间，由朱仲禄提供了青海民间小调《四季歌》《蓝玉莲》《五更鼓》等多个青海民间小调为原始素材，并根据需要，对《四季歌》的歌词作了部分改动，使之更加靠近“花儿”的格律；音乐上，还注入了不少“花儿”的旋律。
可见，《四季歌》只是《花儿与少年》抒情歌舞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更不是全盘移植。抒情歌舞的舞台动作、服装等大胆借鉴了社火节目《八大光棍》。抒情歌舞定稿时，由朱仲禄建议起名《花儿与少年》（见2007年11月9日《西海都市报》音乐家罗成专访朱仲禄稿）。据《西海都市报》记者采访当时参与设计服装的国家一级美术师赵翔，他说：“当时朱仲禄负责唱腔和表演，我负责演员服饰。”
西安人民歌舞剧团，原名西北文工团，是1940年在延安成立的一个文艺团体，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随军转战在陕、甘、宁、青、晋，演出了很多配合政治、军事的节目，受到社会欢迎。1954年后，提出“向民间大进军”，分赴西北各地挖掘民间舞蹈音乐素材，收获颇丰。《花儿与少年》由该团民间音乐舞蹈队演出，民间音乐舞蹈队乐队伴奏，指挥陈增荣。
《花儿与少年》在陕西及全国专业团体音乐舞蹈汇演中一举获得成功。据《西宁城中文史资料》1991年第4辑何鸿仪撰文和他提供的1957年西安人民歌舞剧团来西宁演出的节目单影印件显示，《花儿与少年》是该团第二套节目的舞蹈部分的第4个节目（共分舞蹈部分、戏曲部分、器乐部分、歌唱部分），标明是青海民间歌舞，编导章民新，作曲吕冰，作词朱仲禄，表演者毛改华、姚维琪等十二人。1957年11月首次来西宁演出，一时轰动。何鸿仪说，“音乐开始后演员刚上场，乡音入耳，台下就掌声如雷。尤其是朱仲禄在大提琴伴奏下，登台演唱青海花儿，这是花儿第一次登上大雅之堂，受到观众热烈欢迎，谢幕时被群众掌声召回七次之多，盛况空前。”包括《花儿与少年》在内的节目曾赴朝鲜，新疆、北京、天津、保定、郑州等地以及宝成路演出，在陕西省演出，获得了演出、表演、编导、演奏等7个集体奖，5项个人奖；在同年全国专业团体音乐舞蹈会演中受到一致好评。《花儿与少年》被选为在莫斯科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展览节目。此后成为我国抒情歌舞经典剧目之一。195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花儿与少年》，还出版了介绍抒情花儿歌舞《花儿与少年》的专著《花儿与少年》，署名朱仲禄作词，吕冰作曲，编舞章民新。自此，演出、演唱、演奏《花儿与少年》的版本竟达几十部，甚至成为东方音乐经典之作。《花儿与少年》完全是对青海民间小调和民歌“花儿”的揉合、改编、创新。
关于一些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
事实胜于雄辩，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是辩证唯物论者的良知底线。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出于不同的考虑，众说纷纭，给予了抒情歌舞《花儿与少年》更多的关注，也扰乱了大家的视线。2015年刚谢世的87岁高龄的著名花儿研究学者罗耀南先生，当年亲自参与过流传到民间的社火节目《八大光棍》的排练，他早在2009年就撰文《莫把“花儿与少年”歌舞剧当做青海民歌集》进行过专门纠正（《青海花儿论集》（二），2009年金陵书社出版），并得到长期在省文联工作，现已90多岁高龄的著名花儿研究学者董绍宣先生的确认和证实。
第一、青海民歌花儿、少年的名称，历史上早已有之，并非今人原创。青海也不是没有过称花儿的史实。纵观历史，西部民歌花儿、少年的称谓在一些历史文献记载中较为普遍（滕晓天 井石主编《青海花儿词典》，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滕晓天主编《青海花儿艺术志》，青海民族出版社，2014年）。历史事实表明，花儿这个富有诗意的称谓，有明确记载的，在民间至今已500年以上了。若说原创，西北的老百姓，万千草根，才是真正的原创者。
第二、青海省原民国政府主席马步芳1943年曾授意过王洛宾等人组织排练社火节目，没有“亲自编写”早就由石殿峰写好的歌词《四季歌》，更没有机会参与1956年抒情歌舞《花儿与少年》的创编。音乐家王洛宾倒是在二十世纪40年代收集过许多花儿，但与创编这个歌舞节目无关，这点还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过北京市某法院的法律判决。《花儿和少年》，是1957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花儿歌词集，由著名诗人王歌行、著名皮影戏演唱家刘文泰署名。选入青海花儿歌词500多首，是纯粹的“花儿”歌词集，并非“还选入了其它民歌”之说。据本书后记和有关当事人回忆，当时参与本书搜集的人有王歌行、刘文泰、王昌耀、韩昌林、郭永玺等，他们从搜集中汲取了花儿的艺术营养。此后，诗人王歌行出版了花儿风格的散文集《土族风情画》，享誉文坛；刘文泰、韩昌林、郭永玺等人，发表过为数不少的新编“花儿”或研究文章，成为民间文学领域的佼佼者。王昌耀当时参与了收集，是其中几位收集人之一，为花儿传承做了贡献，但并非是唯一的，更不是牵头者，前者是花儿抒情歌舞，创编于1956年；后者是花儿歌词集，出版于1957年，不是1958年。抒情歌舞《花儿与少年》和歌词集《花儿和少年》不是一回事。老省文联的人们都记得，王昌耀没有署名是政治的原因，是历史的遗憾。但也不是参加收集的人都要署名。
显然，1956年创编的花儿抒情歌舞《花儿与少年》，是西安人民歌舞剧团为参加全国专业舞蹈汇演，组织民歌演唱家朱仲禄及作曲家吕冰、编舞家章民新，以青海民间小调和花儿旋律为素材，共同创编的。历史的史实和实际的参与者，以及多位当事人多次的证实，得到了社会的公认。
随着历史和社会的进步，青海花儿得到空前传播，它作为一种极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多元文化，其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发展，早已超越了一些辞书并不准确的解释。我们研究历史，研究文学，应该遵循的准则就是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尊重现实。让我们万众一心，为成功打造花儿品牌，搞好新时期的保护与传承做出新贡献！（责编:张晓宏WeiboQQQzonewec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