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振芳同学，不觉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但她的身影却常留在我心中。
一九五六年九月，我有幸入学浙江师范学院化学系，由一名小学教师变成了一名大学生，当然是十分高兴，那一年师院化学系，共招收了一百二十名学生，并分四个班，记得当时班上共有十三位女生和十七位男生，除浙江外，还有来自山东、江苏、上海和福建的同学，那时化学系和物理系、数学系、生物系都在钱塘江畔，六和塔旁的原之江大学的校园内。
振芳是来自上海的女同学之一， 个子长得较小，短发下有一副甜甜的脸，总是带着笑容，同学们都称她为“小贾”，记得她曾告诉我，她毕业于松江二中，家居上海青浦，都是同龄人，年龄最多相差一、二岁，用不了几天就相互熟悉了。那时她担任共青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而支部书记则是来自江苏的小青同学，她那时已是共产党员了。
对青年人要求思想进步是无可非议，而那时候已二度填写过入团志愿书，而未能入团的我，更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其中一员，他们成了我的好朋友，几年之后才明白，其实出身不好是我不能跨入共青团的根本因素。另外由于我喜欢集邮，也成为联系的一个方面，常常向她们索要邮件上的纪念邮票。
一九五六年的“一二九”纪念日，当时小班的共青团员到玉皇山下的“于子三烈士墓”祭扫，我也应邀参加，于子三是原浙江大学学生，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中被杀害。当天并在野外聚餐。
大学一年级的课不多，主要有些无机化学、政治、物理、俄语和体育，政治课讲授的是联共（布）党史，无机化学还配有每周一次的实验课。说来惭愧？当期末考试物理和无机化学都不好，物理好像只有五十分，而无机化学的三道题中只有两题回答很好，而另一道是“氯气和碱的反应”，由于没有复习到而无法回答，总体得了个三分（那时按苏联的五级计分来评分）。至今不忘那天天气特别的冷，松树上还结着冰凌，考试一结束，振芳同学知道后就安慰我，不要灰心，学科成绩以年度为评价。
也许在之后她常陪伴我一起复习，三、四个同学相约去图书馆，有时候还早早地去占据了座位，直到复习完毕。当复习完后，也会在校园去散步一会儿，我的学习成绩也得到提高。
一九五六年的寒假，我们相约乘火车回家，我到嘉善，她到松江，由于不熟悉车况，只考虑时间，那时候学生凭证已可购买半价优惠票，结果买的是“棚车”，等于没享受优惠。这一年的冬天，他还应我的要求，为我编结了一件绒线衣，后来我想大概是她母亲结的，大小正合适。我十分感激她。
大约从第二学期，增加了“心理学”学科的学习，由于我在中师阶段曾学习过心理学和教育学，因而比较轻松，而振芳或许有些不解，为了提高她的学习效果，趁暑假之时，我把心理学的学习提纲和内容要点，用复写纸复印后寄给她，而二年级学习教育学时我可以免修。
从大二年级开始，学习科目变了，开始学习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包括定性和定量分析），还有数学和政治、俄语、体育、教育学。数学学的是高等数学，微积分内容，在共同复习时我们最有兴趣的是解答习题，各自努力独立完成，相互比对，对解决一些难题时更觉欢欣，而更有趣的是做分析化学中定量分析的实验，做一次实验要花半天时间或更长，有的同学甚至到晚上九、十点钟，我们的实验如数据不合格就要重做，我们实验结果都超出了合格范围，振芳同学从其他同学那里得到了合格数据的范围，于是用倒推的办法“终于”得到正确答案，这一办法果然应验，免除了重做实验的烦恼，这里我也不得不说一次实验就达到过高的要求，也许也不合理。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大学的校园也是平静的，大学生们正常的活动，一天共青团中央书记项南到达校园内，于是在大礼堂也是大食堂内请他讲话，那时讲的除了形势外就是勤工俭学，于是纷纷响应，我至今记得，不久就组织同学们去采茶，地点在九溪风景区还要再往里面一点，不过那次采茶是义务劳动，那里的茶树很粗放，高矮不同，大小不一，不像我后来见到的一丛丛低矮的灌木，我们只是按要求采摘“一叶一心”，大约劳作了两个多小时。
春天的一天，很多同学都去看望周总理，因为总理陪同外国贵贵宾来杭州游览，因去的人多，上课也受影响。后来振芳同学向我展示一枚纪念章，原来她在虎丘时正好遇见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这枚纪念章是他所赠。
我们除了认真地学习功课之外，有时也外出游玩一会儿，有一次曾从教育楼旁的小路登上后山，沿山路到达六和塔，山上种的是马尾松，那时候六和塔可以免费登临，外观十三层的高塔，里面分七层，登楼观望，滔滔钱塘江，近在咫尺，另外也曾共同登临钱塘江大桥，步行至约一半。
这几年的四、五月间，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到中国访问，并到杭州游览，于是组织学生夹道欢迎，被分配到的地点是在西湖昭庆寺广场前的大路旁，届时周恩来总理陪同伏罗希洛夫站在敞篷的汽车上，汽车缓缓地在欢呼的人群前驰过，总理不断地向人们挥手……，队伍过后，就地解散，我和振芳相约继续往杭州饭店去看望总理，杭州饭店是当时招待外宾的地方。我们沿着白堤一直步行到杭州饭店时，杭州饭店前的巨大树木正好挡在阳台前，饭店前更是人头拥挤，大多是年轻人，都希望能见上周总理。不断有消息传来，总理将游西湖……，我们一直徘徊等待……，到下午二时多，才悻悻地从苏堤步行到西山公园，再乘车返校。次日报载：总理陪同贵宾在四点多才泛舟西湖。
当一年级后的暑假，其实大约在六月份就开始了“大放、大鸣、大字报”，校门的红楼下面铺天盖地地贴上了大字报，我们不知道学校的情况，只是每天去观看阅读，不久在钟楼前的大草坪上，更成为“大放、大鸣、大辩论”的地方，我们在晚饭后常常在草坪上等候大辩论的进行，不过那些鸣放的内容，早已被人遗忘，但不幸的是那些鸣放的人，后来不少成了“右派分子”，校园的反右派运动大约在一九五七年底展开。
从一九五七年底起频繁的政治运动，充满了校园，先是反右派斗争，接着是向党交心，然后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反右倾、拔白旗，鉴于我的家庭出身，也成了批斗的对象。在这所谓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唯有振芳同学给我很多安慰，有一次甚至把次日批斗会要讲的内容，也悄悄地告诉我。她如此坦诚对我，使我深受感动，在我所有认识的人中唯她而已。此后学校的教学也不正常了，除了物理化学一门课继续上课外，下乡、下厂、做实验替代了上课，也常常开批判会，我和振芳同学也少有联系。大约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学校并入杭州大学。
一九六〇年毕业后，振芳同学留在杭大内，而我被下放到杭大农场劳动，经受了艰难的生活，次年还得了“浮肿病”，我很感谢她在那年代给我寄来了粮票。一年后我回到了学校等待分配，曾经的批判都作了平反。一天在物理大楼的楼梯旁，我再次见到了振芳同学，相对默视了好久，终究一句话也没有说，想不到从此永别。
岁月悠悠，祖国大地又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但对同学好友的思念难予忘怀，一九九十年代初，春风吹拂大地，当年杭大的同学又相约聚会，重叙旧情，那时候我唯一的要求是得到的振芳的消息，直到几年后才得知她已病逝，当时我就写了“南方飞鸿勿惊梦，噩音空传二十载。”以后承小青同学的来信，详实地告知了振芳同学六十年代的经历，六〇年起在杭大化学系工作，后患肺病，不久即调去杭州丝绸联合企业，在文革中被人诬告，不久又患肝病，也许是逝于手术台上，无人得知详情，也不知其身后事，此时为一九六九年了。
回顾与振芳同学的相识、相知，无限感慨，我们曾经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然而一切都成过去，但总不忘有一次她病了，我在免修的教育学课上去看望她，她发热，并把我的手拉过去放在她的额头上，一股炙热传到我的心上。
二十一世纪初某天从杭大新校址门前路过，回首往事在杭大读书已过了五十余年了，特写下“七律”一首以寄当日与振芳的思念。
人生风雨鬓毛斑，故地重游夕照残。
玉皇山头寻旧迹，钱塘江畔忆红颜。
满觉陇里同赏桂，水乐洞中共听泉。
黄鹤西归登极乐，空留思念在人间。
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