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生命的时钟停在了2023年元月6日（农历腊月十五日）14点04分。
父亲诞于兔年，隐于虎岁（1927.4.19——2023.1.6）。享年九十有六。
若不是因感染新冠病毒，耗尽元气而油尽灯枯，凭借晚年无病无灾的身体，父亲是完全可以安享天年，长命百岁的。只可惜风云难测，世态无情，造化弄人，与病毒搏斗二十多天的父亲，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
痛失我父，呜呼哀哉！
父亲孙晓时，曾用名孙嗣曦，出生于昆明一个没落的大家庭。据父亲讲，孙家是清康熙年间，跟随着到云南为官的祖辈，从陕西三原南迁到昆明的。到昆明安家的孙氏一族，经过几代人的开枝散叶，已繁衍成昆明的一个大家族。孙氏门中曾出过不少名人，最著名的，当数撰写了天下第一长联（大观楼长联），且被尊为“一代联圣”孙髯翁了。
孙髯（1685－1774），字髯翁，号颐庵，自号蛟台老人，清代著名民间学者、古滇名士。
髯翁先生是随父到云南为官的孙家祖上的两个儿子之一。父亲的祖辈与髯翁先生是手足兄弟，髯翁先生不仕从文。父亲这一支的祖辈随父入仕为官。
髯翁先生自幼聪明好学，熟读四书五经，但因参加科举考试时，对入场搜身不满，不愿受侮而放弃功名考试，从此终身不仕。
髯翁先生所撰大观楼长联共180个字。上联写滇池四周风光，像一幅山水画；下联记云南历史，如一篇叙事史诗。长联气势磅礴，意境高远，悬于大观楼前，可谓扫涤俗唱，令阅者击节叫绝。
父亲这一脉，到了父亲的父亲这一辈，虽然还是一个封建大家庭，确已经是家道中落了。父亲的父亲名曰孙一时，曾留学日本，所学专业为应用化学。学成归来后，到一陈姓亲戚开办的工厂里担任技术指导，研发出牙粉和洋碱（肥皂）的化学配方，帮助陈的工厂，生产出畅销市场的牙粉和金钟牌肥皂，并以此填补了昆明不能生产牙粉和肥皂的历史（这段史实记载于《昆明市商业志》）。
父亲的父亲娶了两房太太，大太太生育一女，按家谱排序，取名孙嗣华，成年后任启蒙教师，以授业解惑为生。可惜解放后为了名节，不堪忍受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和侮辱，自缢身亡。（孙嗣华的女儿陈兆芬，儿子陈兆雄都是有所作为之人，现都生活在昆明）。
二太太姓戴（是我母亲的姑妈），育有一女一子，女儿取名孙嗣淑，小儿子名唤孙嗣曦（我的父亲）。不幸的是在父亲七、八岁时，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就因病英年早逝，去逝时年龄还不到五十岁。
祖父自日本归国回到昆明后，就患上了一种类似帕金森综合征一样的疾病，整天手脚抖个不停，据说是被一个日本女人下毒所致。
祖父在日本留学时，结识了一个日本女人，其间，这个女人向祖父提出了两个条：一是毕业后留在日本生活；二是如果祖父不愿留在日本，她要求跟祖父一道回中国生活。因为在国内有家室，加之孙家不可能允许一个日本女人成为家中的一员，祖父便拒绝了这个日本女人，独自回国。
心有不甘的日本女人为了留住和报复祖父，悄悄给祖父下药，并对祖父说，解药只有日本才有，想得到解药，就必须答应她的条件。祖父没有理会，毅然回到中国，到家不久就患上了疾病。最初，这个女人还从日本寄来过几次解药，后来就再也没有收到过日本寄过来的药了。倍受疾病折磨的祖父，只能苦熬着，直到生命终止。
随着祖父的去逝，整个家庭顿时就没有了经济来源，家道萎靡，从此不振。全家人的生活立刻陷入窘境，尽管如此，父亲的母亲还是含辛茹苦，靠着手工接件帮人做帽子，以及变卖家里所剩不多的家什和祖父的书籍、学习笔记、手稿等供父亲上完了初中。
父亲初中毕业后，家里就再也无力支撑他继续念高中了。为分担家庭的经济压力，十六岁的父亲开始到社会上寻找工作机会。
父亲虽然只是初中毕业，确写得一手好字，正是由于有一手好字作为敲门砖，十六岁找工作时，就被当时只招收高中生的银行，破格录取为银行的练习生。
父亲在进入银行后，得知银行以经理为首的管理层中，有多位和他一样，排“嗣”字辈的孙家亲戚在里面任职，而这些同为孙氏门中的亲戚，在父亲家遇到困难的时候，无一人肯伸出援助之手，这也算真实印证了“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名言。
深刻体会到世态炎凉的父亲，为了自立，自尊，也为了证明自己进入银行工作，靠的是自己的能力，并非沾了孙姓人的光这一事实，索性把名字改成与祖父孙一时有承继关系的孙晓时。
父亲有了工作，薪资不但能养活自己，而且还能贴补家用。可惜好景不长，天有不测风云，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年，在一九四八年，父亲四十八岁的母亲，就患病卧床，不久就因胃穿孔离开了人世。
由于姑妈孙嗣淑，自嫁给姑父赵凌寒后就离开昆明，随姑父宦游各地，之后，又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祖母的后事只能是父亲一人操办。
祖母的去逝，对父亲来说，除了失去母亲，也意味着“家”的消失。由于临近解放，父亲所在银行进行大裁员，父亲也位列其中。幸好父亲的一个堂姐孙嗣贞收留了父亲，使得父亲不至于在痛失母亲的情况下无家可归。
一九五〇年初，在朋友的介绍和推荐下，父亲加入了刚成立的新政府，离开昆明去到宜良县，参加为解放军征收军粮的工作。这段历史，既是当时一腔热血、踌躇满志的父亲人生的新起点，同时，也成了父亲人生理想破灭和事业结束的终点。这段不堪回首的，带给父亲无尽伤痛的经历，后来成了父亲永远的，最刻骨铭心，而又无法释怀的伤痛。
年轻而意气风发的父亲，在宜良工作期间，一腔热血，不计报酬，为了能多筹军粮，没日没夜，呕心沥血地工作。尽管如此，仍然祸从天降，在宜良工作不到两年，就被人以贪污军粮的罪名构陷，为坐实父亲的罪名，陷害父亲的人，从精神和肉体上对父亲进行非人的折磨，最后屈打成招，在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就将父亲投入煤矿劳动改造。就这样，面对残酷的社会，父亲为他的年少轻狂，涉事不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九六一年，经过千难万险，父亲终于结束了近十年的劳役生活返回昆明。回到昆明后，虽然工作和生活艰辛，但总算是恢复了人生自由。
父亲遭遇的这次几乎毁掉他一辈子的人生劫难，虽然作为百分之百的冤案，后来得到了平反昭雪，但也仅仅是得到了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和接续工龄。而手段残忍，制造冤案的人，没有一人受到处罚。
居于这个原因，父亲一直在向法院、检查院及政府相关部门申诉，要求惩罚原凶，并给予国家赔偿。但寄出去的申诉材料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以后，这个问题成了父亲始终耿耿于怀，且无法放下的心结，以至于到了晚年都难于忘却。
在父亲回到昆明以后的工作生活中，虽然因为海外关系和划线站队问题，在政治运动中受到过冲击，批斗，但都还算是没有大碍地平稳度过了。
一九八二年，历经坎坷的父亲终于迎来了最高兴的事，就是与失散了三十多年的姐姐起得了联系，三十载生死两茫，这是人间的悲剧。三十年后尚存于世的姐弟，隔海相望，知晓了彼此的信息，确不失为人生一大幸事。
一九九一年，受姐姐邀请，父亲飞抵美国旧金山，到姐姐家做客。这是父亲第一次出国，而且是去到了世界上最发达国家，这使得父亲异常的高兴，此行见识了美国社会物质的极大富裕，父亲为此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回来后，父亲曾对我们说：这趟美国之行，他这一生知足了！
也许是经历了前半生的磨难，父亲退休已后，虽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整个人确变得越来越固执，说话根本不顾及别人感受，直来直去，脾气说来就来，就像个老小孩，这种状况，除了能归咎于前半生坎坷的人生经历外，找不到第二种解释。
晚年的父亲好静不好动，大部分时间都独处于自己的房间。喜欢阅读传奇类小说和故事，特别是民国年间的各类人物传记、传奇。每周出一期的《新周报》、《新传奇》期期必看。一个人守着一台电视机，从早晨开到夜晚，除了看传统京剧，买VIP会员追电视剧外，其余的时间都是看体育节目，特别钟情于NBA、CBA篮球和斯诺克台球赛，对于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也是有赛必看。为此，当说到各类体育名星时，也能数出一大串。可以说，凡是体育类的节目，无所不爱。
电视节目看累了，就插上游戏机打游戏，打完单机麻将打坦克，再不就是超级玛丽和俄罗斯方块。总之，只要他不离开电视机，电视机就别想闲着，这样的结果就是五年烧坏两台电视机，电视机从43吋换成51吋。
二O二一年开春，或许是预感到了什么，父亲着手写他的回忆录。完稿以后，我帮他打印装并订成册，由他发给我们人手一册，这可能是父亲要向我们兄妹四人交待的后事吧！
父亲最后几天的生命时光，是在我们兄妹四人轮流陪伴下度过的。那几天，躺在床上的父亲身体腰部以下，很不舒服、很痛苦、很艰难、很煎熬，面对父亲的情况，我们心里倍受折磨，既难受又无能为力。直到现在，每当回忆起这一幕，我的心里还隐隐作痛，忍不住流泪。
六号下午一点多钟，父亲的情况急转直下，也许是在床上躺得太久，太不舒服，父亲希望坐起来。当把父亲扶起来，勉强半靠着床头坐着的时候，父亲示意打开电视，当电视机打开后，父亲手握电视摇控器搜索了一个电视台，接着双手大姆指竖起，似乎想要表达什么，但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了，两眼目光变直，呼吸从急促慢慢变得缓慢。此刻的父亲，眼里似乎充满不舍，又似乎无所牵挂。就这样，在我们兄妹四人的陪护下，父亲停止了呼吸，驾鹤西去，云游去了另一个世界。
面对离逝的父亲，我们兄妹合力给父亲用热水擦拭了身体，剃了胡子、剪了头发，穿带好寿服，最后为父亲涂上淡妆。这也是我们为父亲做的最后的事情。
父亲的一生，虽早年不幸，确少有病灾。晚年仍神志清晰，兴趣、爱好广泛。即使到了92岁的高龄，还能独自驾驶着老年车，载着母亲，每天往返于通往海埂大坝的道路之上。
往事依稀，泪眼朦胧。
父亲虽走，音容不灭，亲情永忆！
服丧期间，敬作此文，以记父恩。
2023.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