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第十四》19：名分大义是怎么一回事儿

《论语·宪问第十四》19：名分大义是怎么一回事儿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被文子推荐）和文子一起擢升为卫国的大臣。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可以给他“文”的谥号了。”

孔子一生，虽然桃李满天下，有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在学术界有足够的影响力。但他老人家生逢春秋，礼崩乐坏之势已不可挡。所以，即便圣贤如他，也只能周游在列国之间寻找机会，可以说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眼看已是古稀之年，老人家终于笃定内心，决然返回鲁国行天之木铎的使命，以教化天下为己任。

即便是退回到鲁国，孔子也坚定的认为，真正的学问修养是可以“内圣外王”的。后来帝王，之所以愿意将“大成至圣先师”这样的完美名头赐给孔子，恰恰说明孔子的教化是有着与这个名头相匹配的功绩的。何谓“大成”，也就是大成就、大功绩。

孔子的大成就、大功绩体现在哪里？

我们通常所讲的“礼崩乐坏”指的是周公所建立的礼仪制度的被破坏。“周公之礼”的根本是什么？是婚姻礼仪，是家庭、家族制度。凭借让天下人都回到家庭这一基本组织架构体系下，通过家庭、家族的分封统辖天下，这大概便是周公制礼的核心要义了。

客观上，周公所制之礼在周王朝建立之初，的确起到了组织起“家天下”这样的使命，这一顺应历史发展的制度本身，还是有着自身的先进性的。但伴随时光的发展，八百余年的更迭推演，分封制度背后的血缘关系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稀薄。各种力量此消彼长，仅仅靠血缘，已经无法统辖起一个繁荣、有秩序的大帝国。这个时候，孔子挺身而出。他率先在帝国大厦崩塌之前，抢到了周公所创文明的图纸。在编订《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五部经典的过程中，深刻领会和汲取了周公的文明设计意图，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君子之道，明确了以人为根本出发点的名分大义。

我们看这则：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字里行间全部写满了“名分大义”。

孔子讲：“可以为‘文’矣”。意思是说这个人可以当得起“文”这个谥号。什么是“谥号”，那是一个有名有姓的君子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世的贡献给他做的盖棺定论。孔子之后，真正的仁人君子可能不怕死，但一定是害怕死后的这个“名”的。贵如帝王，也无法自己决定自己的“谥号”，千秋功罪，是只能靠后人来评说的，这便是“名”。

除了“名”之外，还有一个“分”，这个“分”是本分，是名分的意思。孔子所试图重建的秩序就建构在这个本分和名分的基础上。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为君要守为君的本分，为臣要守为臣的本分，做父亲要有做父亲的样子，做儿子要恪守做儿子的本分。正是用这个本分，用这个“应当应分”，孔子将每个人定格在自己头脑中所形成的本分世界，如此一来，整个社会的繁荣与秩序才有了基础。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公叔文子本质上是卫君之臣，应该恪守为人臣子的本分。但公叔文子本人绝不仅仅只有卫君之臣一个身份，即便是个普通人，他也会是某人的儿子，同时是另外一个人的丈夫，是自己儿子的父亲。公叔文子也是如此，他还是家臣僎的主子。公叔文子在向卫君推荐僎这个人才的时候，是没有讲僎这个人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家仆来看待的。

实际上，孔子所讲的“大义”就是来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后人所谓《春秋》大义，就是放在历史的背景下，从后人的角度去评判，到底是处于私心，还是处于公义，到底是可以不拘的小节，还是不能不循的大义。

让僎在自己家臣的位置上发挥作用，相比于推荐僎在卫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言，只能算是小节，小节是要服从大义的。所以，就撰与公叔文子同为卫国大夫这件事，孔子认为公叔文子有气量，知大义，当得起一个“文”字。

实际上，公叔文子去世后，后人给予他的谥号全程是“贞惠文”，谥号中的每个字，都是逝者留给生者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也是后人给予逝者的一种基本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