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天，我们心底也会留有这样莫可名状的惆怅吗？———不算题记的题记
对于从事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而言，如果硬要说有某一个作家是不可绕过的，那么，可以断定所有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将神圣的一票投给“鲁迅”。不管你是否真正知晓中国的过去与现状，也不管你是否真的能够同鲁迅实现内在心灵上的共鸣，他之于这个国家的文学历史、之于这个国家本身的重要性，至少在今天都还是不言而喻的。刘再复1978年《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文章中的第一句话“鲁迅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无以伦比的文学家兼思想家”放在今日我想也不会有太多的异议。多年的置于神坛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意识形态的无情干预，而今当一个真实的鲁迅渐次浮出历史的地表，很难能够想象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缺位到底会是怎样的损失？虽然，说到底，他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卖文为生的作家而已。
即便是在九十年代文化语境发生转型之后，相比较而言并不算多的文本贡献却簇拥着足以让其他作家汗颜的研究者似乎就很能够说明问题。剑走偏锋，多种体裁的密集式丰收让我们充分领略了一个作家自我能力的全面释放。小说领域对其的赞誉早就俯拾皆是，表现形式及其艺术手法上的多样与纯熟完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早已盖棺定论。权且不论这些相关结论是否真正契合历史的真相，至少就直接的阅读感受来看，阿Q、祥林嫂、魏连殳等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彰显国民劣根性的同时也让我们不无羞赧地在他们的身上瞅到自己的影子。阅读鲁迅，事实上完成的除了文本本身之外，还更多的是思想层次的自我修炼，鲁迅作为思想型作家的身份在接受行为中得到了完美的呈现。创作上的时代差异不可避免地成为误读甚至贬斥作家的重要缘由，可历久弥新的思想沉淀却也充分地确证了鲁迅的不可或缺。我思故我在。你在故我思。
比起小说领域的苦心孤诣，散文的自由特征方便了鲁迅对自我的深刻解剖。“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一如庭园、草坪或农地上并非经由刻意栽种的野草一般，鲁迅依靠散文（特别是杂文、散文诗）完成了信手拈来、毫无拘束的自我抒发与表达。他曾说过，自己一生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那些不吐不快的心绪、那些欲说还休的情愫，却并非每一个读者都能感同身受，深谙此道的鲁迅有意识地叮嘱青年读者同《野草》拉开适度的距离，远离思考的苦难，除非仅仅是要学习其中一些写景的文章，比如《秋夜》、《雪》、《腊叶》。这样的言语策略在当下看来似乎毫无技术含量，甚至略显拙劣的狼狈，但恰恰是这样的认定本身很好地强化了《野草》这部看似零碎的散文诗集之于作家鲁迅的重要性。中国的现代作家普遍地缺乏现代感，缺少在现代社会面前的不安感与孤独感。在这一方面，鲁迅属于族群中特立独行的个案。我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鲁学家都不厌其烦地在这块并不开阔的地上进行着跋涉与挖掘，且不期而遇般地成果丰硕。
《野草》所收散文诗23篇〔包括一首打油诗———《我的失恋》，和一出诗剧《过客》，最初都曾陆续发表于1924年12月至1926年1月的《语丝》周刊上，《题辞》最初也曾发表于1927年7月2日出版的《语丝》第138期，发表时署名均为鲁迅。简要的介绍对于熟络的文学研究者来说浅薄得不值一提，但仅就文学史的学习来说却是必要的。倒不是历史语境对于文学形式本身定有不可推脱的重要意义，只是在场的言说明显的更加有底气。不过，话又说回来，真正的感受不是这样简单的交代可以传达的，就如同古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教训的一般，毋庸讳言地必须进入文本的体味才能够有独特甚至哪怕普通的获得，不管最终是共鸣阵阵，还是涩味许许。
无事且读书。每一个不起舞的日子，都是对青春的辜负。父母一辈因为客观条件限制而无法实现读书梦的时代早已时过境迁，可他们时不时的唠叨里还是能够听到隐隐的喟叹与无限的憧憬。物换星移，静心安在？人间的情怀有时候很复杂，有时候却再简单不过。这就好比如四季的轮回，春夏秋冬，什么季节吃什么果，什么年龄说什么话。阅读也一样，错过了“时令”，日后再补，感觉很不一样———理解或许深刻些，可少了当初的沉醉与痴迷，还是很可惜。所以，每一个闲暇或是得空的午后，一盏清茶，三两书卷，梳理着悠长悠长的时光。不期而遇的是，远处天边应景的风筝似乎也在诉说。
44岁的鲁迅于1925年写下了散文《风筝》。如果进而考虑到他的早逝，那就更能够警醒我们对于文章阅读本身可以驰骋的疆场的设定。的确，特定的时代与特定的范畴，生活的经历和思想的深广，使鲁迅对过往的事情有了深沉的思索和深刻的反省。想起儿时因不许放风筝而扼杀了弟弟的玩的天性而倍感悲哀。善于解剖自己的鲁迅自然不放过这样的一个反省的机会，检讨一番成了必然。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反思，抨击了旧中国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引发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应该如何保护孩子的天性，如何让孩子在自由的天地中自由地生活和生长。在启蒙的彻悟之后，鲁迅重又回到了人间，彷徨无地之后却未矫情地孤芳自赏，顾影自怜，诗意的人格自然而然地在他的叩问心灵的字里行间浮现。
在大多数人看来，鲁迅写作这样的一篇文字，有小题大做之嫌。用如此冗长的笔墨和叙述笔法，讲述的却是这样一个狭小的艺术构筑，就如同当年写作《一件小事》一样，他的别有用心自不待言。这是其特色之一。在看似狭隘的表达中，蕴含的是丰富的表征与情绪。而具体到情感的表达上，散文诗这一文体到了鲁迅的笔下同样显得如杂文、回忆性散文一样畅快。我这里说的畅快并不意味着鲁迅写作过程中表达的无障碍。事实上，鲁迅在写这样的一篇文章时，在一些情感的表达上，似乎作家是欲言又止的。这样的写作技巧可以看作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艺含蓄蕴藉说的完美呈现，也可以认定为这是鲁迅个人性格的最淋漓尽致的外化。阅读这样的三言两语，无疑可以更加帮助我们迫近鲁迅复杂的内心世界。
不管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惆怅，还是外国文学作品阅读所能获得的顿悟感，其实都没有真正接近这一作品的本真。事实上，鲁迅借助于这样一个看似简简单单的故事叙述，想要传达的是一种基于普遍人性的人的困境，一种求恕无门的困境。作为叙述者的“我”不得不独自承担着自己的过去。那样可怕的内心孤独，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伤感或是惆怅，更不是现代小孩言说中习以为常的明媚的忧伤，那是无法排遣的别无选择地必须独自面对的痛苦的集合。
很多时候，自我内心的痛苦是无法诉说的。这样的痛苦因为没有办法友好地分担而丧失了言说的必要性和努力的尝试。借用曾经对弟弟犯下的错误，鲁迅把这样的诸多人生中必须直面的痛苦安排给了孤独的个体。而无法排遣本身恰恰很好地传达出了作品本身的复杂性。一句“近乎无事的悲哀”似乎能够概括一切，可话语本身的空洞又真的能够传达什么呢？
到底鲁迅在文本中叙说的过去包含了什么？众说纷纭。但我觉得，这篇作品其实才是与周作人兄弟失和这一文学史重大事件带给鲁迅复杂内心体验的直接反映。而他自己当年振振有词的《兄弟》这一小说，只是一个幌子而已。互文性本身说明了鲁迅在写作过程中复杂的内心思绪，而表面看起来没有多少阅读障碍的阅读体验恰恰是本文真正的阅读隔阂所在。经得起拆解的文学作品才真正富于经典性的论争，这就好比如“无希望的爱恋是温柔的”一般的缠绕，很多作品正是在反复的阅读中逐步地“被经典化”的。而鲁迅文章中磅礴的思想情感无疑是感愤的真文学。这样的境界在中国的现代文学流脉中，谁也望尘莫及。若是斗胆地给鲁迅内心的思绪做一个平实常态的表达，我想这句话恰如其分———如果真的有一天，我需要你的原谅，请你还记得，好吗？
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叙述，一种内心的释放，不管是断片的时评，还是洋洋洒洒的论著。有时候，留下点文字，既能抒发此时的自己，又能为彼时提供温暖可资的凭借，一举两得的划算买卖，为何越来越不得人心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