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的世界
“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立即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倾听！”杰克・韦尔奇称德鲁克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家。得知德鲁克去世的消息后,韦尔奇说：“他使你会思考。早在1981年，我对通用的初步核心理念，就是来自于彼得・德鲁克。德鲁克曾说，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你今天就要进军这个行业吗？如果不是，你又打算怎么办呢？这些话虽然简单，却难以置信地有力。”安迪・格鲁夫则直言：“德鲁克是我的偶像。在一堆头脑糊涂却想制造风潮的人群中，他的笔触与思想无比清晰。”可口可乐前总裁奇奥夫说：“德鲁克清理了我的脑袋。每次和他开完会，他都会提醒我――不要告诉我，你对这次会议有多满意。只要告诉我，下周一你会采取哪些和以往不同的行动。”当比尔・盖茨被问到他平时读哪些经营管理的书籍时，他说：“除了彼得・德鲁克的书外，还有哪些书可以看呢？”
彼得・德鲁克在1954年首次提出“管理学”的概念，50余年来德鲁克的研究成果对现代企业的组织及管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德鲁克的学术著作被公认为现代管理学理论的开山之作。他一生撰写学术著作约40部，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被多国大学管理学院作为学生的必修教材。他在从85岁到95岁这10年中就出版了10本著作。他最后一本著作将于今年1月份正式出版。德鲁克的敏锐的洞察力，对商业管理的一系列超前性的思考，以及他所表现的历史和社会深度，是少有学者能企及的。《经济学人》杂志对彼得・德鲁克的评价是，“假如世界上果真有所谓大师中的大师，那个人的名字，必定是彼得・德鲁克”。
一
彼得・德鲁克1909年11月19日出生于维也纳，祖籍为荷兰。其家族在17世纪时从事书籍出版工作，Drucker原意为“印刷者”。他的父亲亚道夫在奥匈帝国政府的经济部任职，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律师；母亲卡罗琳学医，在当时女性学医还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
德鲁克的童年笼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黑暗中。1914年夏天，德鲁克一家四口――父亲亚道夫、母亲卡罗琳、德鲁克及他的弟弟哲翰――准备远赴亚得里亚海滨过一个早就计划好的假期。可是一家人刚刚抵达目的地，就传来了费迪南德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的消息。父亲收到了一位同事发来的电报，催促他火速赶回维也纳，阻止国内主战派酝酿发动战争的企图，原本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假期就这样结束了。可是德鲁克的父亲的返回并没有扭转当时的事态，政府决定向塞尔维亚宣战。
德鲁克在他的那本著名的自传《旁观者》中回忆道，他和同龄的孩子们被迫学会了“阅读报纸上用粗黑线条框起来的伤亡名单与讣告，一个一个地寻找我们认得的人名，以及我们又爱又想念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想象，那场战争会有结束的一天。事实上，每一个与我同年龄的男孩子都晓得‘当我长大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等同于‘当我成为士兵被送往前线作战’。”
随着战争结束而来的是饥饿。德鲁克在自传中写道：“我和其他维也纳的小孩一样，都是胡佛总统救活的。他推动成立的救济组织，提供学校每天一顿午餐。这顿午餐的菜色，清一色是麦片粥与可可粉冲泡的饮料，直到今天我仍然对这两种东西倒胃口。不过整个欧洲大陆，当然也包括我在内的数百万饥饿孩童的性命，都是这个组织救活的。”德鲁克在1959年出版的《明日的地标》一书中写道：“凡是未曾尝过我们那一代习以为常的恐惧生活，从未受到战火蹂躏，未曾吃过战俘营苦头或生活在恐怖警察国家的人，不仅应心存感激，更应该凡事怀着包容心与怜悯。”
在忍受着战争带来的痛苦的同时，德鲁克童年的生活也是丰富的。由于父亲的社会地位，德鲁克从记事的时候起，他们全家就住在维也纳郊区一幢复式的大宅子里，从德鲁克顶楼房间的窗户望去，可以看到附近大片的葡萄园和覆盖整个山岭的维也纳森林。
德鲁克在《旁观者》中写道：“每个星期一的晚上，父亲都会请一些人到家里来，一边用晚餐，一边讨论时事。” 德鲁克的母亲则会每周举办一次专门讨论医学课题的聚餐。德鲁克的祖母是当时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的独奏音乐家，她也会在自己的家里举办一场小型的音乐会，乐团指挥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马勒。德鲁克的父母亲对数学与哲学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甚至还会召集一次讨论文学作品或数学的聚餐。
有一次，德鲁克听到一位医学界名人指责弗洛伊德，说他对于处在痛苦深渊的病人毫无感觉，且有意疏远他们。德鲁克的母亲偶尔也会对弗洛伊德提出批评，其实他的父母与弗洛伊德有着多年的交情。德鲁克的母亲在念医学院的时候，就对精神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德鲁克的图书收藏中有他母亲早年购买的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初版，据说初版的《梦的解析》只卖出了351本。还有1907年出版的《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德鲁克与弗洛伊德唯一的一次见面是在他八九岁的时候，在维也纳闹饥荒的那几年，弗洛伊德和家人有时会去一家名为“合作餐厅”的餐馆就餐，德鲁克一家也是。德鲁克在回忆录中写道：“小时候，不知握过多少大人的手，而我所以特别记得弗洛伊德，是因为后来父母对我说：‘你要好好记住这一天，你刚才遇到的人是在奥地利，或许应该说是在欧洲最重要的人了。’那时该是在大战结束前，因为听了这句话，我问道：‘比皇帝更重要吗？’父亲于是回答：‘是的，比皇帝更加重要。’这件事留给我深刻的印象，因此我还记得，即使那时的我只是个小孩子。”
在这种环境里，德鲁克有幸结识了许多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这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使德鲁克身上具有了大多数同龄的孩子所不能具有的丰富的素养。除了家中各种类型的聚会，他还经常参加一些沙龙活动。在这里，他可以听到一些著名人物对时事的评论。
在德鲁克回忆录的《怀恩师》一篇中他写道：“我见识过许多一流老师的教学风采，也见过几个相当伟大的老师。然而，在教过我的老师中，我认为一流的只有两位，也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老师――艾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在他读小学四年级时，父亲为了提高他的写作水平，将他转到一所采用先进教学方法的私立学校。他后来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无可救药地感染上了教学的狂热”。
苏菲小姐是一位颇有创见的教育者，她教男生烹饪及缝纫，教女生使用铁锤与锯子。在当时，这种做法不仅是一项“革命性创举”，也成为德鲁克一家人的守则。在德鲁克家里，他的母亲会做像通水管、换屋板等这样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应该由男人们来干的活。在德鲁克的眼里，长年把自己裹在一袭黑色衣服里的艾尔莎小姐就像是一只“大甲虫”，再加上戴着一副夹鼻眼镜，脚上穿着高筒皮靴，给学生的印象是严厉无比。然而德鲁克说：“大家都崇拜她。50年后，妇女解放运动者声称上帝是女性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我早就认为上帝可能是女的，就像艾尔莎小姐一样。”
多年之后，德鲁克才明白自己当年无意中已经发现了一个方法，就像一位犹太智者所言：“上帝创造出来的人都会犯下各式各样的错误。不要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看看别人是怎样做对的。” 德鲁克说：“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将来我会在写作方面有所成就。或许这是唯一能让我有成就感的一件事。”艾尔莎小姐也发现了德鲁克的这一特点，为了加强他的写作能力，她要求德鲁克每周交两篇作文。其中一篇的题目由艾尔莎小姐指定，另一篇则由德鲁克自定。“学生无从知道自己的长处为何，因为学校并不鼓励他们朝这个方向去思考。我却有幸受教于懂得发掘学生长处的老师。我后来从事传道授业及顾问咨询的职业，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对方的长处。这可能是我最大的职业优势。” 德鲁克在艾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那里获得了一个人一生当中至关重要的启示，他认为艾尔莎小姐和苏菲小姐让他真正学到了：高品质的教导与学习，充沛的活力与兴趣。
第二年，艾尔莎小姐说服德鲁克的父亲，让他读完四年级后跳过五年级，直接就读公立的拉丁语高级中学。德鲁克成为中学一年级里年纪最小的一名学生。
二
中学毕业后，德鲁克并没有像父亲所希望的那样进入大学学习，他的选择是到汉堡去做一名实习生。这个决定让德鲁克的父亲感到非常失望。“我待在学校里的日子已经够长了。既然已经是成年人了，就应该到成年人的世界去闯闯看。我从来就不喜欢年轻的感觉，而且不爱与心理上一直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人为伍。我想当时大多数的大学生都是这种心态。”
德鲁克在汉堡的一家专门向印度出口五金产品的贸易公司担任实习职员。他周一到周五从早上七点半工作到下午四点，周六做到中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德鲁克“为了取悦父亲”，还是进了汉堡大学的法律系学习。但德鲁克希望他白天依然能够上班，可当时大学并没有夜间课程。所幸的是当时流行一种“流浪式”的进修模式，学生不必非来教室上课，只要期末考试成绩合格，即可取得学分。因此，德鲁克在汉堡念法律的一年半时间里，从没有上过一堂课。
工作之外的大部分时间，德鲁克会到汉堡市立图书馆读书。除此之外，德鲁克每周还去汉堡歌剧院欣赏歌剧，其中的一件事对德鲁克一生影响颇大。有一次观赏完威尔第创作的最后一出歌剧《福斯塔夫》时，德鲁克了解到这是威尔第80岁时的作品，当有人问威尔第为何到了80高龄，还要接受这么艰难的挑战时，威尔第答道：“身为音乐家，一生都在追求完美。我一直无法逃避这个使命，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还要再作一出歌剧。”这段对话对少年的德鲁克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德鲁克也因此立下誓言：“如果能活到高龄，我一定不会放弃，一定会努力不懈。每当有人问我最满意自己写的哪一本书时，我都会笑着回答道：‘下一部’。”
在1929年的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德鲁克是华尔街一家金融机构设在法兰克福的分公司的实习证券分析师。很快这家公司因华尔街股市崩盘而被迫倒闭，德鲁克也不得不离开了这家公司。这段时间使德鲁克亲身认识到了市场是那么的反复无常、令人难以捉摸的残酷。此后，德鲁克由汉堡大学转学到法兰克福大学继续攻读法律，他接受了一个新工作，为《法兰克福纪事报》撰写金融评论文章。很快他就成为该报的资深编辑，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原先的资深编辑已所剩无几。
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纳粹势力开始抬头。1933年4月，在德鲁克完成了犹太裔法律哲学家史陶尔传记的两个月后，纳粹取得政权，并下令全部销毁了这本小册子。德鲁克明白，继续呆在法兰克福的结局一定会是“被放逐或关到监狱”，于是他决定离开法兰克福。
德鲁克的下一站是英国的伦敦，尽管他在英国没有一个熟人，他还是在当地的一家保险公司找到了一份做证券分析师的工作。正是在伦敦，德鲁克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他结识了在伦敦读书的窦瑞斯・史密斯，并开始了热恋。
还没有到这一年的圣诞节，德鲁克就丢掉了保险公司的职位，他只好又回维也纳的老家与家人一同度假。当时的伦敦正受着经济不景气、失业加剧的影响，但假期结束后，德鲁克还是依然返回了伦敦，因为伦敦有窦瑞斯，德鲁克说：“与窦瑞斯分开愈久，我愈强烈地感受到希望和她在一起，也必须和她在一起。”
德鲁克的父亲要他返回伦敦时带一座咕咕钟送给伦敦的一位老朋友。德鲁克照办了，并与父亲的这位老朋友共进了午餐。当这位长辈了解到德鲁克的现状时，立刻为德鲁克提供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小型商业银行担任经济分析师兼资产经理。此后，德鲁克在这家银行工作了将近四年，一直到他离开欧洲远赴美国。
渐渐地，德鲁克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一名经济学家。在伦敦期间，他每周都会坐火车去剑桥大学参加由凯恩斯主持的经济研讨会。在这人才济济的讲坛上德鲁克突然领悟到了一个事实：“满屋子的人，包括凯恩斯本人及聪明有才华的经济系学生，他们只对商品的行为有兴趣，而我更关心的却是人的行为。”正是这种取向的不同，使德鲁克决心投身一个更加关注人的领域――管理，并成为终身的志向。
1937年1月，德鲁克与窦瑞斯正式结为夫妇。几天后，两人动身前往美国。当时，德鲁克已拥有英国好几家大报驻美特派员的头衔，包括后来改名为《金融时报》的《金融新闻报》。然而他来到美国的身份却并不是新闻记者，照德鲁克自己的说法：“我是以作家的身份来的。”
1939年，德鲁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终结：极权主义的兴起》，书中明确地指出了极权主义的非理性与虚无的特性。他写道：“极权主义不仅反自由思想，也反保守思想；反宗教人士，也反无神论者；反资本主义者，也反社会主义者；反战争，也反和平；反大企业，也反靠手艺维生的人与商店老板。”
三
德鲁克1943年加入美国籍。开始时他在一些银行、保险公司和跨国公司任经济学家与管理顾问。1942年到1949年任贝宁顿学院哲学教授和政治学教授。在1942年出版《工业人的未来》一书后不久，德鲁克引起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高管的注意，于是邀请他到公司，就公司的政策和组织结构进行研究，这让他有机会在1946年发表了第一本管理学专著：《企业的概念》，书中对大企业的组织与结构进行了详细而独到的分析。
1950年元旦，德鲁克和他的父亲去探望他的老师约瑟夫・熊彼特，8天之后熊彼特就去世了。这次见面中，熊彼特对德鲁克父子说：“我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知道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这句话对德鲁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成为他用以衡量自己一生成败的基本标准。
他曾经拒绝过哈佛商学院的邀请，主要原因是当时哈佛商学院院长制定了一项规定：教职员工每星期最多只能做一次咨询工作。而德鲁克认为，管理学更是一种实践，必须更多地参与实践才能够在事件中找出答案。德鲁克通常要对企业进行深入研究和考察，在咨询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在这种互动中形成一些颇具洞察力的观点。他会一边教书，一边做咨询，一边写作，正是这三种不同的身份塑造了他的方法和风格，使他的管理学独树一帜，并经受了时代的检验。
德鲁克1950年起任纽约大学商业研究院管理学教授。1954年出版了《管理实践》一书，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德鲁克将管理学真正地开创成为了一门学科，正因如此，此书也奠定了德鲁克管理学大师的地位。1966年他又出版了《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这部书成为了企业高级管理者必读的经典之作。1973年德鲁克又出版了巨著《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德鲁克将自己几十年的知识、经验与思考浓缩到这本839页的巨著中，书名简洁有力地道出了管理学的真谛：任务、责任和实践。这本书对于企业经营者是一部全面、系统的管理手册，同时，对学习管理学的学生而言，他提供的是一部经典的教科书。
1971年秋天，德鲁克离开了曾经任教20多年的纽约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到加州克莱蒙特研究生院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培训班授课。这一选择反映了德鲁克对当时常规的管理学研究和教学的日益不满。德鲁克认为管理学应该是一门综合的人文学科，而不是一些细分学科的组合。在教学中，德鲁克指导制作了８部有关企业管理的系列教学片和10套网上商业管理课程。克莱蒙特大学为纪念德鲁克在管理领域的杰出贡献，以德鲁克的名字命名了它的管理研究院。1990年，为提高非营利组织的工作绩效，成立了“德鲁克非营利基金会”。该基金会通过选拔优秀的非营利组织，举办研讨会，出版教材、书籍及刊物等，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德鲁克的研究涉猎范围非常广泛，每隔三四年，他就会挑选一个新的知识领域下苦功学习，以满足他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例如，他曾深入研究过日本艺术，并曾在波莫纳大学兼了六年课；也曾选择十六世纪的金融运作为研究题材；还曾研究过人类科技史、人类劳动史，以及美国政治人物史、英国统治印度的历史。德鲁克提倡人应全方位地学习各种新知识，从而进行自我更新。《经济学人》杂志指出：“只有德鲁克能告诉我们，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管理会议是德国邮局在1882年召开的，之前没有人注意到。”
德鲁克往往能运用历史掌故，以极为适切的角度与管理理论或实务作对比，这也成为他著作中独一无二的特色。在繁重的工作之外，德鲁克还不忘自己的“作家天职”，经常为商业杂志撰写文章，并为美国《华尔街日报》撰写专栏20年。
2002年6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彼得・德鲁克为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获得者，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四
作为第一个提出“管理学”概念的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德鲁克引领了世界管理学领域的思想潮流。德鲁克善于观察未来的发展趋势：上世纪50年代初，德鲁克指出计算机将会彻底改变商业；1961年，他提出美国应关注日本工业的崛起；他预见到了上世纪70年代是通货膨胀的十年，但20年后，又是他首先发出警告：日本可能陷入经济滞胀；在相继提出“私有化”、“知识工作者”及“目标管理”等重要管理概念之后，1990年代他又创造性地阐释了“知识经济”。
1997年德鲁克率先指出，高薪的企业高层将引发非议。他说：“在下次经济出现衰退时，为自己签发百万美元薪水支票的企业领导人，将引起大家的责难与轻蔑。”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大暴跌，仅10月19日一天，就损失市值5000亿美元。对此，德鲁克认为：“这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是基于审美和道德。”德鲁克将当时的华尔街股票经纪人称为“完全不具有生产力，但又能很轻易地大把捞钱”。德鲁克说：“当事情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经纪人比投资者更能赚钱，股市当然要崩盘。一个肥皂泡的平均寿命是26秒，随着泡沫越来越大，表面张力增加，最后只有破裂。而一次投机狂潮的持续时间大约是18个月。”
德鲁克很早就指出了世界走向全球化的趋势及其对社会与企业的影响；他提出民营化主张早于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他大声呼吁组织应重视创新和创业精神的培育与运用。除了这些重大潮流或趋势以外，德鲁克也是最早提出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以及发展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的人。
德鲁克在自传中说，当他早年将要发表一部管理学领域的著作时，他的朋友给他提出了这样的忠告：“如果你以管理为题出书，将会影响你今后在学术界的发展。”因为在德鲁克之前，人们对于企业的概念，主要是机器、资金和原料，“管理”这个概念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大多数的经理人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就是“管理”。所以，德鲁克选择“管理”作为他一生的研究方向，这充分显示了他的眼光和执著。
五
1994年冬，《基业长青》的作者吉姆・柯林斯在完成了他的这部作品后，第一件事就是到克莱蒙特去拜访德鲁克。当时36岁的柯林斯在管理学界还没有什么名气，但在那一天和85岁的德鲁克的一次对话彻底改变了柯林斯对生活的看法。
柯林斯在回忆那次谈话时说：“别人都在问‘我如何成功？’而德鲁克却在问‘我如何贡献？’别人都在追问‘我怎么做才能使自己有价值？’德鲁克却在问：‘我怎么做才能对别人有价值？’”临行之前，德鲁克告诉柯林斯，“走出去，使自己成为有用的人。把才华应用于实践之中。才能本身毫无用处，许多有才华的人一生碌碌无为，通常是因为他们把才华本身看作是一种结果。”
美国华尔街知名投资公司帝杰的共同创办人鲁夫金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他第一次和德鲁克会面时，“我问他是否该销售某一种新产品，或是该执行某一种新策略，他一概回答‘我不知道’”。沉不住气的鲁夫金最后问了一句：“那我雇佣你来做什么？”德鲁克回答道：“我不会给你任何答案，但我会让你知道你该问什么问题。” 德鲁克认为，问问题是他的工作，为问题找答案则是管理者的责任。他总是希望通过提问的过程，揭开那些隐藏在问题下面、阻碍企业绩效的议题。
德鲁克对生活和对管理的看法一脉相承，那就是任何一种知识，只有当它能应用于实践，改变人们的生活，这种知识才会有价值。这也是当年约瑟夫・熊彼特给他的启示。
德鲁克在《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一文中精辟地阐述了管理的本质：“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
德鲁克指出：“管理是一种器官，是赋予机构以生命的、能动的、动态的器官。没有机构（如工商企业），就不会有管理。但是，如果没有管理，那也就只会有一群乌合之众，而不会有一个机构。而机构本身又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它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给社会、经济和个人提供所需的成果。可是，器官从来都不是由它们做些什么，更不用说由它们怎么做来确定的。它们是由其贡献来确定的。”
在他看来，管理者的工作基本点就是完成任务以实现公司的目标，指导和控制管理者的是行动目标而不是他的老板。相对于多数强调具体处事方式的管理学家，他认为，管理者的眼光、奉献精神和诚实决定了管理水平，其次才是方法。一句话：管理不是等级高低，而是责任。没有任何两位领导者是一样的。成功的领导者只有两点共同的特质：他们都有许多追随者；另外，他们都得到这些追随者很大的信任。公司是一个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将人们联合起来的社会结构。
德鲁克将管理上升为一门“综合艺术”。在《新现实》一书中他解释了为什么称“管理”为一门“综合艺术”。他说，“管理被人们称之为是一门综合艺术――‘综合’是因为管理涉及基本原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艺术’是因为管理是实践和应用。”
需要指出的是，德鲁克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管理学者，实际上他和管理的学院派一直格格不入。他在谈到自己的职业时说：“写作是我的职业，咨询是我的实验室。”在90岁生日时，德鲁克曾说过：“我的工作很简单，我关注的是人，而不是机器和厂房。” 德鲁克重视人的作用，“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他最主要的观点。
六
创新是贯穿德鲁克管理理念的主轴。他认为，创新代表一种赋予人力与物质资源以新的和更大的财富的创造能力。所谓“不创新，即灭亡”，由他最早提出，今天已被奉为企业发展的圭臬。创新诚然含有较大的风险，但若企业因此不敢冒这种风险以创造未来全新的世界，其实也是在冒另一种看不见的更大风险。
在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他列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就是拒绝接受这些事实，致使他创办的企业均惨遭毁灭。爱迪生的雄心壮志就是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成为一个大公司的总裁。他应该成功，因为他是一个卓越的经营规划者。他非常清楚要利用他的电灯泡发明，就必须建立一个电力公司。而且他也知道如何获得他的企业所需要的所有资金。他的产品立即取得了成功，需求源源不断。但是爱迪生只是一个企业家，或者说他想当然地认为‘管理’就是当老板。他拒绝成立一个管理小组。所以，他的四五家企业发展到中等规模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最后这些公司只好请爱迪生走人，代之以专业的管理人员，才幸存下来。”
德鲁克所主张的创新并非局限于科技方面的创新，他也不同意企业所从事的研发工作就是创新。创新代表一种能够对外界环境造成重大冲击和影响的变革，因此也包括组织和社会方面的变革在内。这种变革必须与企业所担负的任务或使命有关，也就是说，它必须能为顾客创造更新更高的价值。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德鲁克写道：“任何真正的新事物都能产生以往无人想象得到的市场。在第一台施乐复印机于1960年面世以前，没有人知道他还需要办公复印机；五年以后，没有复印机的企业是不可想象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试飞时，当时最好的市场研究者指出，没有足够的乘客负担横跨大西洋航线的服务费，甚至是飞机的制造费。五年以后，跨洋航线每年的乘客总数是以前跨越大西洋人数的50至100倍。”
对于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德鲁克也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在中国有德鲁克研究机构。德鲁克指出：“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的人才能建设中国,因此快速培养并使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迅速成长起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需求,也是中国的最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