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在英美日中的简要发展故事(摘引自计算机世界报.doc

IT 技术起源于欧洲 。国际计算机界公认、当之无愧的计算机之父,系 19 世纪英国剑桥大学的巴贝奇教授。然而,由于缺乏政府和企业的资助,巴贝奇直到逝世,亦未能完成他所设计的差分机和分析机。英国人很快便遗忘了巴贝奇的理论。但是, 100 年后,美国哈佛大学的艾肯教授却在 IBM 的资助下,将巴贝奇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1944 年,艾肯根据巴贝奇理论研制的 MARK I 成为 IBM 大型机的鼻祖,它奠定了 IBM 在国际 IT 市场大型机领域的领导者地位。

   
英国人图灵被尊为计算机科学之父。 二战期间,图灵一次又一次地帮助英国政府破译了德国人的密电,使盟军舰队一次又一次地避免了德军潜艇的袭击为他的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英国人却似乎并不像美国人那样在意图灵在计算机理论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66 年,在图灵去世的第 12 年,美国计算机协会 ACM( 而并非英国计算机协会 BCS) 专门设立了图灵奖。该奖被看做是国际 IT 界的诺贝尔奖,它极大地鼓励了美国 IT 领域的科学家,置身于相对寂寞的研究室,潜心从事那些基础、前瞻和长期性 IT 项目的研究。
50
年漫长的助跑
    1946 年,在政府资助的美国宾洲大学国立实验室,冯 诺依曼教授等 4 位科学家在经过了 7 年艰苦的研究工作之后,终于推出了全球第一台电子管数字计算机。 1948 年,在 AT T 贝尔实验室从事长期基础性研究的物理学家发明了晶体管,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紧接着, 1954 年,全球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在贝尔实验室投入运行。 1955 年,晶体管的发明人之一,肖克利先生创立了肖克利实验室和他自己的公司。两年后,包括诺宜斯和摩尔在内的 8 位年轻的科学家离开了肖克利实验室,创立了仙童公司。在贝尔实验室晶体管技术的基础之上,诺宜斯发明了晶体管的集成电路技术,而摩尔则于 1965 年发表了摩尔定律, 1968 年,诺宜斯、摩尔和格罗夫离开仙童,创立了 Intel ,诺宜斯的晶体管集成电路技术和摩尔的理论,为 Intel 后来的腾飞提供了领先于全球的技术基础。同年,仙童还孵化出了 AMD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今天的 Intel AMD ,甚至包括摩托罗拉等公司的芯片技术,实际上受益于半个世纪以前贝尔实验室 3 位物理学家所做的基础研究。
   
在软件的核心技术方面,政府投资的 MIT 国立实验室发明了 Muldics 分时操作系统,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发明了 XDS��940 分时操作系统,这两项发明为此后贝尔实验室编写第一个 Unix 版本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源于政府投资的发明还有 BASIC PL/I 语言等。另外, IBM 的科学家发明了 FORTRAN 语言。贝尔实验室发明了 C 语言,并正式发布了 Unix 操作系统。施乐公司的 Xerox PARC 开发了著名的以太网、激光打印技术,特别是其发明的可应用于 PC 上的图形界面、鼠标设置和 " 所见即所得 " 编程语言,为 12 年后苹果推出 Macintosh 、微软推出 Windows 操作系统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欧洲人发明了 Pascal 以及后来的 Linux
   
值得一提的是, 70 年代,基尔代尔教授使用其自创的 PL/M 语言编写了世界上第一个微机操作系统 CP/M ,但 PL/M 语言被普遍看做是 PL/1 的翻版。微软公司 1981 年为 IBM PC 所开发的 DOS ,则被认为汲取了 PL/M BASIC 等众多基础研究成果的营养,而后来的 Windows 更被看做是建立在前些年基础研究成果之上的实用型产品。 DOS 本身并无惊人之处,在技术方面比尔 盖茨除了熟稔于 BASIC 以外,别无所长。与其说他是一位技术天才,不如说更多地是一位幸运的市场天才。
   
半个世纪以来,如果说美国人在高性能机和软硬件核心技术方面取得了成就,那么其中企业的投资与政府的投资发挥了同样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因特网产业在美国得以迅速膨胀,则几乎完全得益于政府的投资以及相关的政策。 1968 年,美国政府高级研究计划局投资兴建了阿帕网即 ARPAnet ,阿帕网的初衷拟在高校、国立研究所和政府机构之间互通信息。 1969 9 2 ,加州大学的克莱因罗克,首次破天荒地将计算机连上了一台冰箱大小的路由器,并实现了相互之间的对话,克莱因罗克后来被尊为因特网之父。 1995 4 30 ,在克林顿政府的倡导下, ARPAnet 的经营权正式被交付给了 AT T MCI 等私营公司, ARPAnet 终于步出象牙塔,走向商业化,演变成了今日真正意义的 Internet 。当时 Internet 的网民仅为数百万人,但在如今仅仅不足 5 年的时间内,网民数量就已接近两亿。 Internet 产业被普遍看做下一个世纪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19
世纪,英国的 IT 研究水平比美国整整领先了 100 年,却由于缺乏研究经费而中途夭折。直到 20 世纪中叶,在图灵的时代,英国在 IT 理论领域的研究水平仍旧遥遥领先于美国人,但由于美国政府和以 IBM AT T 为代表的企业对 IT 技术的基础性、长期性研究项目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慷慨的投入,才使美国在 IT 领域前瞻性、基础性、高风险性研究项目方面逐渐超越了英国和整个欧洲。但是,从二战以后一直到 80 年代,长达 30 多年的时间内,美国人在 IT 基础研究领域辛勤的耕耘显然并未立刻转化为生产力,也并未立刻替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明显的回报。 50 60 年代,美国人藉兴建高速公路,而在汽车等传统工业中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70 80 年代,美国经济陷入了漫长的低迷期,领先于全球的 IT 领域基础研究方面的成果,仍处于酝酿和积蓄能量的阶段。直到 90 年代以来,经过了将近 50 年的助跑, IT 技术终于为美国的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日本人" 凝固" 的微笑
    数年前,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曾经志得意满地批评美国 IT 业界,虽有杰出的基础研究水准,却缺乏将发明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所以在美日产品和贸易的竞争中屡遭失败。盛田昭夫认为,贝尔实验室虽然发明了半导体,但却将它束之高阁。盛田十分满意自己的索尼公司将技术买去后迅速制成了小巧玲珑的半导体收音机,索尼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收益。然而,不久后,人们便发现美国人虽未将半导体技术用于收音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但也从未将其束之高阁,事实上,贝尔实验室的发明很快演变成了 IT 领域的大中型机、 PC 机以及信息电器等硬件的核心技术。
   
由于日本人过分强调产业化、过分追求短期的市场收益,日本的政府和企业从无耐心在 IT 领域的基础性、高风险性、长期研究项目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投入与辛勤的耕种,致使日本在 IT 的技术水准与产业发展方面,其整体水平始终落后于美国。美国人掌握着 IT 领域的核心技术,日本的 IT 产业迄今为止基本上始终处于一种 " 跟风 " 的状态。即使索尼的半导体收音机、佳能的打印机等低端产品取得了局部的市场成功,亦远远未能从总体上改变这一态势。被誉为 " 光通信之父 " 的日本物理学家西泽润一先生不久前对传媒诚恳地指出: " 最为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科学技术,不能纯粹模仿别人,日本在这方面就失败了! " 最近两年,日本经济繁荣的泡沫被挤碎之后,陷入了亚洲经济危机的萎顿,一时间难以自拔。在如今日本的顶级科学家西泽润一先生的脸上,再也找不到昨日精明的企业家盛田昭夫式的窃喜,西泽先生表情沉重。然而,几乎与此同时, IT 技术带给美国新经济的奇迹,却令全世界瞠目结舌!
前人栽树  后人纳凉
    最近 10 年以来,美国似乎迎来了有史以来最漫长的经济繁荣期,增长提升、生产力提升,一些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一直预计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似乎全都消失了。据英国《经济学家》载, 1998 年, IT 业在美国 GDP 中比例已升至 8.2 , 超过了汽车等传统产业,首次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 1995 1998 年,全美经济增长额平均有 35 %源于 IT 业,其余没有任何一个产业的贡献可与之相提并论。 IT 产业孵化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并使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远远高出普通美国人的平均收入。美国生产力权威 ―― 西北大学的罗伯特 戈登教授指出:同样在 1995 1998 年,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力表现如坠无底深渊,非耐久制造业生产力增长趋缓、除电脑以外的耐久制造业生产力亦趋缓!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报告《新兴数字经济 》预计,到 2006 年,将近一半的美国劳动力将投入 IT 业。老成持重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终于在今年年初小心翼翼地发表了讲话,认为 IT 业系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新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而因特网经济则被普遍看作 21 世纪美国经济增长新的市场兴奋剂和未来经济的核心。
   
很多人将美国 90 年代以来的新经济奇迹归功于克林顿政府,该届政府为因特网经济一路拧亮了绿灯,首次倡导了 " 信息高速公路 " " 数字地球 " 等概念,并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投入。新经济奇迹被看作了克林顿的政绩,正是倚靠于斯,克氏的民意支持率居高不下,始终未被斯塔尔、共和党等赶下台去。
    1997
年,克林顿总统亲自倡导建立了 " 总统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 " PITAC ,该委员会汇聚了美国 IT 领域学术界和企业界近百名顶级人物。去年年初,在该委员会每年一度最新提交的报告当中,却对克林顿在 IT 领域显赫的政绩只字未提。该委员会认为,今日美国新经济的奇迹,得益于历届美国政府在 IT 领域高风险性长期研究项目当中长达 50 年的积累性投入,这种投资早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总统执政时期便开始打下了基础。言下之意,克林顿只不过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享福之辈。不仅如此,总统咨询委员会还对克林顿执政期间,在政府投资的 IT 研究领域所出现的轻 " 基础 " " 应用 " ,趋 " " " " 的严重偏差,展开了尖锐的批评。该委员会指出,政府投资在 IT 研究领域出现了汹涌的应用化大潮,这股潮流将把未来的美国置身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顿对此说法深以为然。年初以来,克林顿除了继续到处宣讲 " 电子商务 " " 数字政府 " 之外,政府投资的应用化潮流已经开始得到了扭转。
   
事实上,从二战期间直到 80 年代,长达 40 年的漫长岁月里,以 IBM AT T 为代表的美国 IT 企业,在 IT 领域基础性、前瞻性长期研究项目方面,无论从资金投入还是从所做出的贡献来看,丝毫不逊色于历届美国政府曾经付出的努力。 IBM 公司在这方面的投入为其自身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它保证了 IBM 数十年以来,始终在国际 IT 市场的大型机领域占据领导者的地位。然而对于 AT T 和美国施乐等公司而言,它们在 IT 领域基础性、前瞻性长期研究项目方面的慷慨投入,却更多地演变成了国际 IT 业界的公共财富。 80 90 年代,当 Intel AMD 、微软以及苹果等公司迅速崛起之际,贝尔实验室和施乐 Xerox PARC 中心在 50 70 年代所做出的有关晶体管、有关 " 所见即所得 " 等基础性、前瞻性的 IT 研究成果,事实上分别演变成了这些后来居上的年轻公司们迅速发迹的垫脚石。
21
世纪,美国的领导者地位岌岌可危?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方面,厚积薄发的 IT 技术为美国经济插上了梦幻般飞翔的翅膀。另一方面,克林顿总统的 " 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 "PITAC 在最新的调查中,也惊异地发现,最近 10 年,美国的 IT 公司们纷纷大幅削减了其在长期基础研究领域方面的投资,转向短平快的能够迅速带来商业利益、所谓任务导向型市场项目的开发,这些短期项目的平均周期最长的不超过两年,最短的大约仅为 3 个月。
    PITAC
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 IT 产品、通信设备以及服务市场所出现的平民化浪潮。 PC 、信息电器等产品的大量涌现,加剧了 IT 公司之间的市场竞争,这种竞争已经从 80 年代技术竞争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转向了包括价格、服务、包装、营销方式和技术在内的全面竞争,多数 IT 公司的低端产品利润率下滑。全球前 5 PC 厂商中,竟有包括 IBM 在内的 3 家公司在 PC 营销中出现了亏损。而赢利的 Dell ,以及苹果等最近的成功完全依仗的是其独特的营销手段,甚至于特殊的外观形象,技术在 PC 市场的竞争当中似乎已经不复重要。 PC 、信息电器等 IT 产品沦落为制造业,已经不再被称作高科技。在有关价格和利润率强大的竞争压力之下, IT 公司不得不调整其研究方向、取消其在长期前瞻性基础研究领域方面的投入,缩短研究周期,以降低成本,紧紧跟随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从而在竞争中保持优势。 90 年代,全美的 IT 公司用于满足市场需求短期产品的研发经费高达每年 300 亿美元,占据全部 IT 研究经费超过 90 %的比例,比 80 年代多出了两倍。现在,即使在美国,也已经很少有 IT 公司愿意为 10 年以后才会获得的收成而投资了。
    AT
T 的贝尔实验室曾经专注于基础研究 , 先后产生了 3 项获诺贝尔奖的成果、 8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贝尔实验室为国际 IT 业界所做出的贡献,曾经为 AT T 赢来了极高的声誉,但其因此而获得的经济收益却微乎其微。 AT T 和施乐等公司实际上长期承担了本该由美国政府承担的投资和义务。这对于美国的社会而言,不啻为一件幸事,但对公司本身而言,却被一些人看作得不偿失、愚蠢的商业行为。近年来,在贝尔实验室被划归朗讯公司以后,精明的朗讯人大幅缩减了其在长期基础研究领域方面的投入,转向短期项目,其研究成果的平均转化周期从原来的 10 13 , 迅速缩短为 2.5 年。即使 IT 业的头牌明星 IBM ,最近 5 年以来,迫于竞争的压力,也相对增加了对短期应用型项目的研发投入。而 PC 工业的灵魂 ――Intel 和微软等公司更甚,其研究成果更新换代以及投入市场的周期最快的已经缩短到了半年甚至 3 个月。
   
不仅如此, PITAC 还发现,即使由政府投资的 IT 研究项目,一方面总体投入严重不足,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 1998 年收到了 1100 封信和 850 IT 申请项目,但最终只能给 75 个项目投放资金。 2 级中心 ASCI 等的情形类似。为了取得入围资格,研究者们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写信提出建议上,这对他们的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PITAC 认为,联邦政府投放在 IT 技术研究方面的资金太少了。对此,最大的受害者并非这些研究人员,而是政府本身。它直接危及了美国在未来 IT 产业方面的创新能力和在 21 世纪信息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这导致了当前对于 IT 技术库存资源方面的掠夺性开发。另一方面,政府投资的 IT 研究项目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急功近利、转向应用的趋势。大量的政府投资没有被运用到保持 IT 经济的增长、战略的制定、和美国社会重要的领域。 50 80 年代,美国政府在 IT 研究领域方面的投资绝大多数被用于基础性、长期性、前瞻性、高风险性的 IT 项目,最著名的例如 Internet 的前身 ―― 阿帕网 ARPAnet ,以及高性能并行处理机、 HPCC 的研究计划等。但是最近 10 年,应用型、短期的 IT 研究项目大量涌入。 1995 年,超过 2/3 的政府投资项目转向了短期的应用项目,最近两年,政府在短期应用项目方面的投资持续上升,甚至已经占据了高达 95 %的额度。
   
即便如此, PITAC 仍旧认为,美国政府不应因此而苛求私营化的 IT 公司,强行承担 IT 领域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长期研究工作,除非这些公司出于自身市场需求,自愿地进行投资。但是, PITAC 大声疾呼,当前,政府所投资的太多的钱被用于短期应用型、任务导向型的 IT 研究计划,而长期基础性的研究项目比率太低,其比率不足 5 %。这是以失去明日领导权作为代价所换来的短期的超速发展。这是对于明日的 IT 资源所进行的掠夺性开发。美国政府必须尽快扭转出现在政府投资 IT 研究项目当中,汹涌的应用大潮。否则,美国将不得不在未来的 10 年内面对经济增长的严重萎缩,新经济增长的梦幻将因此而破灭。美国将在 2010 年以后失去其在国际 IT 领域领导者的地位。由此而使美国经济所遭受的损失将远远大于政府理应支付的长期性 IT 项目的研究经费。
投资于未来
    PITAC 洞察到,一个单独的 IT 公司越来越无力为那些不可能被它自己所收获的长期项目进行投资。长期的基础性研究项目,往往演变成了 IT 领域的公共资源。它们为 IT 产业创造了更多新的思想库、知识库和方法库,并准备了充足的人才资源,它有助于催生新的公司,也为现有公司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智力资源的库存,同时,它还为美国社会创造了更多新的工作机会和更多的税收,进一步提升了美国经济的生产力、公民的生活质量,以及美国经济在 21 世纪的竞争力。 PITAC 认为美国政府责无旁贷,应当全面地承担在 IT 领域基础性、前瞻性、具有高风险性长期研究项目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的义务。 PITAC 认为,政府播种在 IT 长期研究领域的投资,其收成并不一定能在下一个 10 年当中获得,但却一定会在下一个 40 年当中获得。
    PITAC
建议大幅追加美国政府在 IT 研究领域方面的总体投资。这些资金将被追加到软件、高速因特网、高性能并行计算机和 IT 作用于美国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影响等长期的研究课题。 PITAC 建议将 25 个国立研究机构中大约 1000 名科学家的研究经费从每年 15 万提升到 50 万美元。将另外 50 个机构中 2000 名科学家的研究经费从每年 10 万提升到 25 万美元。 PITAC 认为,应当以丰厚的研究经费吸引更多的、刚刚毕业的 IT 博士投身于学术环境 , 致力于长期基础性领域的 IT 研究项目,从而避免所需要的技术人才被私营的 IT 公司夺走。 PITAC 预计在未来 5 年内吸引 2500 名博士,其中 1000 位博士将获得每年 25 万美元的经费,另外 1500 名博士将获得每年 10 万美元的经费。 PITAC 认为,只有大幅提升政府投资在长期高风险性 IT 研究项目方面的人均研究费用,才能够重新夺回高校、国立实验室和优秀的 IT 研究人才的注意力,促使他们重新投身于寂寞的 " 象牙塔 " ,致力于长期 IT 项目的研究。避免 IT 公司以高投入和高薪夺去宝贵的智力资源。
    PITAC
指出, 1990 年以来,在有关高性能并行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的研究计划即 HPCC 计划当中,许多研究项目为了快速投放于应用而囿于研制日期的限制,迫使研究人员不得不放弃了大量有价值的探索。 70 80 年代,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们被鼓励去想像和现实富于戏剧性差异的未来,并且去探索未来。研究所给出了足够的资源和时间使他们专注于这些难题。其结果是戏剧性地提高了我们的认知程度、机器人学、晶片设计、高性能计算机、机器视觉人工智能和虚拟实体的研究。委员会希望看到这种精神重新焕发在今天的 IT 研究项目当中。
    PITAC
认为,政府应当估计到个别的研究项目有可能得出无用的研究结果,但政府仍旧应当鼓励科学家的探险精神,并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经费和宽松的环境,惟其如此,那些革命性、意想不到的发明才有可能从中产生;才有可能给这个产业带来未曾预期的未来;给美国带来意想不到的经济奇迹、更多的工作机会、社会与经济的巨大利益;美国经济的增长才有可能从中获得持续不断的燃料。它将保证美国在下一个千年获得持续的繁荣与兴旺。但 PITAC 亦强调,每一个研究项目都需要接受权威机构的测试,以确定其在未来若干年后能够获得现实的应用。
中国人的远见
    在中科院计算所,专事高性能机理论研究的唐志敏先生告诉记者,其科研经费大约为人均 10 万元人民币 / 年,已经比前些年提高了数倍,但仍远远低于从事短期市场产品开发的研究人员经费,由联想所投资一些项目的研发费用最高的已经超出了 100 万元人民币 / 年。然而唐志敏仍旧更愿意固守于 " 象牙塔 " 中,享受那份寂寞和自由。计算所的夏培肃院士指出,如果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人员的人均经费能够提升到 50 万元 / 年,便将极大地增强国家在 IT 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竞争力。
   
其实,最近若干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有计划地逐步提升国家在基础科学方面的投入。 1999 6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兴建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并在高科技公司的融资、上市和人才等方面给予了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 8 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再次强调,我国应珍惜高科技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江泽民总书记明确指出,国家对于中科院的定位是致力于前瞻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研究工作。 1998 年,中国政府在遭遇洪灾、亚洲经济危机等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仍旧对中科院增加投入了 10 亿元人民币。 1999 年,国家特别批准 " 知识创新工程 " 在中科院进行试点,为此进一步加大了对中科院基础研究工作进行投资的力度。中科院高技术管理局的桂文庄局长指出,目前,中科院每年的事业费比往年提高了约一倍,达每年 48 亿元人民币。与联想 " 分家 " 之后的计算所将和软件所等一同被并入中科院下属的北京信息技术发展基地。届时计算所 " 象牙塔 " 中的基础研究项目将有望从中科院的 " 知识创新工程 " 等计划中得到更多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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