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掌控中国的金融？（上）

近来，中国金融业向外资出售股权宛如一场招商引资的大跃进。有关方面将金融企业引入外资（或曰战略投资者）、境外上市作为改善金融企业治理结构、提高金融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法宝。但是，其代价和后果值得仔细研究。　

　　金融企业过度引入外资,容易造成中国经济控制权的丢失，危及国家金融安全；金融企业过度引入外资，也意味着中国财富滚滚外流；而建立一个完善的法人法理结构，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金融机构管理制度的创新，绝对不是外资参股之后就能够形成的。

　　在现阶段，我们需要警惕并放弃一切旨在使中国经济殖民化、拉美化的理论和政策，需要全民特别是掌控大量经济资源的领导干部树立起经济主权意识。避免各级政府和部门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为名，通过鼓励外资参股控股金融企业的制度和规定，为外资进入中国内地进行人民币升值套利提供便利。

　　在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把“外资引进来战略”和“内资走出去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本土资金“走出去”比“外资引进来”难度大得多，我们必须改变目前这种不平等、不对等的开放策略。

　　应发展本土的投资银行。国内大公司、大银行的重组与合资，鼓励使用本土的智囊团。

　　中国的金融企业可以通过“所有权保持国有、管理权民营化”的方式，以低成本的代价，建立起金融产业的治理结构。四大国有银行和其他未被外资控股的金融企业应该采取这一改革模式。

　　日前，尚福林在与美国财长斯诺对话时表示，中国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方面遵循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兼收并蓄、完善制度和公平竞争、平等互利三原则，引起市场高度关注。近来，外资争夺中国金融企业股权的消息不绝于耳，如美洲银行出资25亿美元入股中国建设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和淡马锡分别出资31亿美元各购得中国银行10％的股份、高盛集团和安联保险等出资30亿元美元购得中国工商银行10％的股份、德意志银行出资1.1亿美元入股华夏银行、凯雷投资集团等出资4亿美元收购太平人寿25％的股权并有权增持到49％、施罗德投资管理公司与交通银行合资成立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中国金融业向外资出售股权宛如一场招商引资的大跃进。

　　在金融业竞卖股权、私募融资的同时，海外上市也成为“超女选秀”般的时尚。发行人比拼的不是发行价格和市盈率，而是贱卖股份所带来的认购倍数，如中国人寿和交通银行。交通银行仅以每股2.5港元的价格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在排队海外上市的队伍中，还有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民生银行等等。

　　有关方面将金融企业引入外资（或曰战略投资者）、境外上市当作改善金融企业治理结构、提高金融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法宝。但是，其代价和后果值得仔细研究。

　　 一、金融企业过度引入外资,容易造成中国经济控制权的丢失，危及国家金融安全

　　国外资本（外资）入股中国金融企业，除了追逐利润这一资本的本质特性外，其更长远的目标是要控制中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最终达到影响中国经济的目的，从而瓜分中国的经济资源及其所创造的财富。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和国防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志。因为在国际分工已十分发达的现代世界中，许多需求都可以通过交换或贸易得以满足，但惟有金融和国防是花钱也买不来的。金融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最重要的手段，通过配置资源引导各种生产要素，重新塑造经济乃至社会格局。在当今世界，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谁有强大的金融产业，谁就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也就成为社会经济舞台上的主角。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强国，除了它的国防实力外，还因为它掌握着全球最主要的金融市场,它的金融业，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投资银行,在全球都是最有竞争力的。

　　在金融犹如国防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大量廉价地出让金融企业（卖股份或合资），有些部门还规定商业银行改革必须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成立基金管理公司必须与境外战略投资者合资，等等。这样突击式地在金融领域招商引资，我国金融企业的股份将有一半以上被外资廉价获得，从而使我国的金融业掌控在外资之手，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外资的掌心。这难道是发达国家的金融现代化之路吗？

　　各国或地区本土资本的产业升级之路总是沿着第一产业升级到第二产业，从第二产业升级到以金融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这也是中国民族资本升级的必然路径。如果第三产业中的各个行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如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租赁、基金管理等）被外资完成布局并掌控，国内的或地区内的产业资本将无法向金融领域升级，国内或地区内资本的产业升级将会碰到无形的玻璃顶。以我国台湾地区人寿保险市场的开放过程为例,台湾在1962年－1963年给本土企业颁发了8张寿险执照，然后停发执照，一直到1986年迫于美国的压力开始小幅度对外开放，而且仅仅对美国投资者开放，直到1993年最后一批寿险执照才对外资完全开放。历时30年的呵护,此时，台湾的国泰人寿和新光人寿已经占据了寿险市场的主要份额。通过购买寿险公司的股票，台湾百姓也分享到寿险市场成长所带来的成果，并提高了本土居民的购买力，扩大了岛内内需。

　　正因为金融的重要，外国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对他国金融资本进入设置障碍。试问中国的金融企业能轻易地在西方发达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或廉价获得他们金融企业的股份吗？中国建设银行在纽约和伦敦已设了十多年的代表处了，至今还不能升格为分行。并不富裕的中国人民把数以百亿的利润通过中石油、中石化等公司的股权出卖贡献给了美国巴菲特等投资者，而美国国会并没有同意把尤尼科以185亿美元的高价卖给中海油。这样的事例说明了什么？中国金融企业是否会步中国汽车业的后尘？

　　根据外资金融机构常用的策略，可以模拟出他们在中国攻城略地的基本路线图：第一步，小比例参股，进入董事会，了解被投资企业情况，同时了解和掌握所在行业趋势和市场状况；第二步，通过增资或收购等途径，把持股比例提高到离控股国内金融企业仅有一步之遥的某个临界点（或直接控股）；第三步，通过外资所在国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借助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迫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使外资机构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中国金融企业股权）升值；第四步，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出口逐步下降，而国内需求因财富外流却难以提高,最后导致宏观经济环境逐步恶化；第五步，在中国宏观经济环境逐步走向恶化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已经处于高位。此时，外资机构通过政府组织和其他手段要求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第六步，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一路持有的股权不仅分红丰厚、而且得到股份增值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双重收益，他们通过金融企业上市减持股份，并把投资和利润兑换成为外汇撤离中国。第七步，当这种撤离行动变成一种一致行动时，人民币不得不大幅度贬值，从而引发金融危机。第八步，利用金融危机和人民币贬值之际，境外机构通过外汇回流再兑换成人民币，并进一步增持或收购中国金融机构股份,达到控股目的，完成对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控制。经过一系列的有序进攻，大部分中资金融企业变成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的分支机构。

　　而中国经济的最后图景将会是：外资金融机构像血管一样深入到中国各个产业的肌体之中，利用金融资本控制中国产业资本，并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转移；中国的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里都有国外的金融机构的代表或董事，国内企业比如中国石油的任何国际并购活动都可能通过银行的渠道透露到国际市场或竞争对手一方，中国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国际竞争对手的监控之下；外资机构还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移到其控股的中国金融企业之中，从而达到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开疆拓土的最终目的：转移风险，收获利润，掌控经济命脉，影响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