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担任《Discover》（中文版）特约翻译时翻译的文章。
荷马的骨骼
一个希腊考古学上的挖掘能够揭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线索吗？
作者 约翰・弗雷斯曼（John Fleischman）
摄影 理查德・巴恩斯（Richard Barnes）
译者 陈冰
五年前，在希腊帕拉泊尼萨斯（peloponnesus）半岛的西缘，莎伦・斯多克（Sharon Stocker）在一个黑暗的地下室门前驻足，她想知道进入里面是否是个好主意。作为辛辛那提（Cincinnati）大学一名优秀的博士生，斯多克正试图追踪到一组特别的青铜器时代的陶器碎片好用于她的论文。她的搜寻引领她来到霍拉（Hora）村的一个小型的考古学博物馆和一个30年来很少被打开的地下储藏室。“博物馆的守卫缓缓的打开了门，然后他们后退一步”，斯多克回忆到。“那里面有成吨的东西。我几乎立刻就想请守卫再次关闭它。在那儿寻找东西无异于在一个干草堆中寻找细针”。
斯多克强迫自己从阳光走入到黑暗。然后，在她的眼睛适应了之后，她试图在这些不雅的木制盒子和下陷的纸板桶中理出某些头绪，这些东西几乎一直堆到天花板。某些东西依然携带着来自美国人民的问候―20世纪40年代希腊内战期间美国食品救济计划的遗物。斯多克开始窥视盖子下面的东西，并不时地用手指捅捅那些用变黄的新闻纸包裹的捆扎包，它们的标签几乎已褪色成空白。她停下来阅读一个木制的识别标签，并用羡慕的眼光欣赏一份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希腊报纸，在这张报纸上有一张年轻的杰姬・肯尼迪（Jackie Kennedy）戴着一顶小而圆的无沿帽的照片。随着斯多克的手变得越来越脏，她开始变得越来越高兴。这里贮藏有成吨的陶器碎片，以及其他古老的碎石。这些碎石中的很大一些都是动物的骨骼。
3000多年前，这些动物为位于希腊西南角的一个伟大的山顶宫殿的居住者提供了食物。它们的遗骸在1939年4月4日，一个可能是考古学历史上最幸运的星期天被挖掘出来。那天，卡尔・布莱根（Carl Blegen），斯多克在辛辛那提大学的前辈，当他正在挖掘一条穿过一片小橄榄树林的探槽时，他的一个工人从土地中举起了一小块粘土。轻轻的刷去污垢，布莱根立刻注意到这个小土块雕刻有古希腊的B类线形文字，一种还未被破译的已知来自青铜器时代克里特岛（译者注：克里特岛是希腊东南沿海的一个岛屿）的文字，且此前从未在希腊大陆发现。在战争即将降临到希腊的那个春天，布莱根争分夺秒的又挖掘出数百块那样的小土块，为破译这种文字提供了临界质量。这些小土块揭示了在一尊希腊早期的雕塑上记载的这个山顶宫殿中的人们。尽管他们从没有提到过他们国王的名字，但布莱根慢慢的开始深信他的名字叫涅斯托尔（Nestor）。
涅斯托尔，对于古典文学的学者来说，这个名字是虚构的。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一位名叫涅斯托尔的贤明的老国王在特洛伊（Troy）的战争中与阿伽门农（译者注：阿伽门农是特洛伊战争中希腊军队的统帅）结为同盟，并用他年轻时的英勇故事点燃了军队的斗志。在《奥德赛》的第三卷中，忒莱墨啻斯（Telemachus）在涅斯托尔王国“多沙的帕罗斯（Pylos）”开始对他失踪多年的父亲―奥德修斯（Odysseus）―的寻找。在拂晓时分，当忒莱墨啻斯的船搁浅在岸边的时候，他在海滩上找到了英明但却罗嗦的国王，他的人民集合在他的周围：
正在将健壮黝黑的公牛祭献给波塞顿（Poseidon），有着海蓝色长而浓密的头发的能够撼动地球的神，他们分成九个区域而坐，每500人一个区域，每个区域提供出九头公牛，此刻，人们正在为神鉴定公牛内脏的口味和烧烤公牛的大腿。
涅斯托尔的帕罗斯是迈锡尼（Mycenaean）（译者注：迈锡尼是希腊古代的都市）文明的荣耀之一。他的宫殿骑跨在一个具战略意义的山脊上，居高临下的视野向南横穿内瓦瑞诺（Navarino）多沙的海湾，向北越过诶格里恩（Aigaleon）的山肩进入王国富庶的内陆地区。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一场大火摧毁了这座宫殿的时候，也预示了贯穿希腊的迈锡尼文明的倒塌。对于自布莱根以来的许多考古学家而言，这一文明倒塌的细节和经历过这一文明的人们的普通的世俗生活远比《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传奇的诗句有趣的多。荷马是一位诗人，他们说，而不是一位历史学家。
对于卡尔・布莱根来说，这些被他打发到霍拉的储藏室中的桶、箱子、骨头和碎片只是一次考古学盛宴后留下的桌面上的残羹剩饭―它们被小心的挖掘，忠实的记录，之后就被遗忘了。但对于斯多克和新一代的辩论考古学家而言，这些残留物有它们自己迷人的故事要诉说。斯多克的第一个想法是这个地方极需整理。她接下来的想法是一次认真的清理可能会带来令人振奋的证据。她没有想到的是隐藏在这个考古学杂物堆中的一个不起眼的木制盒子里的残留物，却拥有能够再次唤醒希腊吟游诗人遥远声音的力量―并且借助它们，一个关于这位诗人所谈论的是什么的争论由此展开。
荷马问题的现代起源的可考证的时间可以被追溯到1870年4月，地点是土耳其
西部一座名为黑斯萨雷克（Hissarlik）的能够鸟瞰达达尼尔兹（Dardanelles）海峡―一个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狭窄的海峡―的小山。在这里，亨瑞克・席理曼（Heinrich Schliemann），一个白手起家的德国富商，用一个革命性的科学工具―一把铁铲，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了一位荷马学者。他在寻找的是荷马的特洛伊。在他的那个时代最好的正统学者一致认为特洛伊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席理曼有另外的想法。在挖掘了一些测试性的沟槽之后，他于第二年返回，并率领一群当地的工人开凿了一条宏伟的直穿黑斯萨雷克山的壕沟，在这座失落城市的婚典蛋糕上切开了一个口子。他统计总计有九个。它们的范围从特洛伊9，这座由奥古斯塔斯（Augustus）皇帝为赞美他想象中的其家族与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Aeneas）的亲戚关系而重建的的罗马城市，如此这般逐渐向下，一个城市位于一个城市之下，一直到特洛伊1，一个规模很小但却强有力的早期青铜器时代的要塞。席理曼唯一的问题是哪一个才是荷马的特洛伊。
他首选特洛伊2，因为在那一层中，他找到了一个远古的黄金、水晶和青铜器的宝藏。如果这就是荷马的特洛伊，那么席理曼就可以宣布他找到的宝藏就是“普瑞阿摩（Priam）宝藏”，特洛伊的末代皇帝，而且它的黄金珠饰头巾毫不逊色于特洛伊的海伦宝石。
席理曼是那种会令其所有的后代子孙都感到不安的开创型的父亲，他有不择手段的能力，公然伪造的能力，以及夸大其词的能力。特洛伊2最终建立的日期大致为公元前2400年―这比席理曼想象的要古老的多，而且这对于要取得荷马的特洛伊资格来说也过于久远了。但席理曼发现了一些东西，一条通向一个位于希腊大陆上失落的青铜器时代的文明的线索。1876年，在假定他已经在土耳其发现了荷马的特洛伊的基础上，席理曼又开始在希腊寻找荷马的希腊。在希腊南部的迈锡尼，传说中国王阿伽门农的宫殿的废墟的故乡，他发现了一个黄金面具、青铜兵器和某种风格的容器的宝藏，它标记了一个新的文明，席理曼把它命名为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深受克利特岛的梅诺恩（Minoan）文明的影响，他们是好斗的航海家。他们生活在国家监督经济的体制下，由一个国王和他的文牍书记们自上而下结构森严的组织起来。之后，在公元前13世纪晚期，他们的权利中心瓦解了，一个接一个，只留下他们的语言，名字，和伟大的记忆。
大约500年之后，许多学者们相信，荷马来了。传统认为他是来自爱奥尼亚（Ionia），现土耳其的西海岸及其沿岸岛屿地区的一个失明的流浪吟游诗人。不管荷马是谁，他看起来了解北爱奥尼亚的地理情况―尹布拉斯（Imbros）和泰内靼斯（Tenedos）岛，达达尼尔兹海峡，低矮的沿海小山，以及特洛伊周围的沼泽地。但即使席理曼做出让步，承认荷马复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事实上是由先前的吟游诗人留传给他的，赋予了战争传说中的事实和他所处的时代特洛伊毁灭的外表”。
正如席理曼切开黑斯萨雷克山一样，一流的学者们已经切开了荷马的文字试图发现那些意味深长的地层。尽管他的诗句更像是一个掺有干果的糕饼，而不是一个分层的蛋糕。学者们已经断定，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包含着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内核，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由吟游诗人们不断的背诵和修改。这些故事很可能是在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进行过巨大的改动，而那正是荷马被认为生活过的时代。在那个时候，不识字的希腊人刚刚开始采用菲内申（Phoenician）人的记录体系，开始“alpha，beta”。
在原文中有许多青铜器时代的细节，在荷马所处的铁器时代应该不会有人了解这些东西：战车把身披青铜器铠甲的战士运送到前方战场，他们的头盔能够抵御野猪的獠牙，半柱面形的“塔式”盾是如此的巨大，以至敌方的战士必定会感到他们仿佛是与躲在树后的人在进行决斗。荷马滔滔不绝的讲述了大约30个迈锡尼文明的王国派出战舰加入到阿伽门农在特洛伊的攻击。只有雅典和其他少数几个例外，这些王国在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似乎突然消失或变得无足轻重了。如果说考古学家们自那以后能够追踪到他们中的四分之一的话，那只是因为荷马对那些的记忆更加的鲜活。
帕罗斯是一个主要的例子。在一个活跃的荷马和一个热烈的帕罗斯之间撕开了一个蒙昧的黑暗年代，而最好的桥梁只不过就是口头的传说和俗套的故事。作为结果的事实是在荷马和雅典创造的历史之间的另一个约400年的延伸。到那时候，帕罗斯的位置无望的被混淆了。在公元一世纪一位据传热心于当地的罗马作家斯特拉博（Strabo）宣扬有三个不同的位置是“可信的”。他背过脸去，小声嘀咕：“在帕罗斯以前就有一个帕罗斯，而且直到现在仍然还有另一个帕罗斯”。当希腊人在1832年从奥特曼帝国（Ottoman Empire）赢得了他们的近代独立并开始重新用希腊语法为地点命名时，他们把土耳其语的内瓦瑞诺城改为了帕罗斯。这是一个粗略的猜测。
在1939年那个幸运的早晨，卡尔・布莱根可能已经发现了真正的帕罗斯，但他却没有把荷马的真实性的问题搁置起来。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青铜器时代的服装上，荷马经常套上当时的铁器时代的装束。例如，他的战士火葬他们的死者，而不是像迈锡尼文明那样埋葬他们。阿基里斯（Achilles）为特洛伊的葬礼赌博中的获胜者提供了足够的铁和工具使仆从的牧羊人和农夫留在家乡。然而，铁是青铜器时代最珍贵的金属。《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动物的祭献只是荷马的另一个“错误”，许多学者说。希腊并不实行那样的祭献，直到公元前八世纪，这种习惯才从近东被引入。在迈锡尼文明的遗迹中没有发现荷马所描述的那种动物祭献的证据。换句话说，涅斯托尔在帕罗斯的海滩上所宰杀的健壮公牛，只是荷马与历史无关的想象中虚构的情节。
不然，他们又能是什么呢？
在莎伦・斯多克的储藏室的发现一年以后，他的丈夫，杰克・戴维斯（Jack Davis），决定仔细的研究一下她所发现的是什么。戴维斯是辛辛那提大学的希腊考古学布莱根教授（译者注：在这里，“布莱根教授”是一个教授职位，这个职位就是以卡尔・布莱根的名字命名的），但他与发现帕罗斯的那个人有相当大的不同。较之传统乃至铁铲的证词，戴维斯更多的利用物理人类学和硬科学。他是测量考古学主要的支持者：较之挖掘沟槽来寻找史前古器物，他更趋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遗址的表面，敷设栅格覆盖巨大的版图条带，测绘任何已经风化到表面的史前古器物，并以测量结果为条件进行统计学的分析。他的遗址经常被搞的象一个犯罪现场，生物学家和化学家会介入以对证物进行仔细的检查，从而获得有组织的线索。
为了整理霍拉的骨骼，戴维斯和斯多克请来了保罗・豪斯戴得（Paul Halstead），一位动物骨骼专家和英格兰设菲而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的考古学教授。豪斯戴得开玩笑的说他在帕罗斯的第一个夏天是“一次考古学出土文物中的挖掘”。一桶接一桶，他和戴维斯把地下室中的东西运送到阳光下，并放置到安置在博物馆后树下的木制工作台上。当戴维斯奋力破译由布莱根的壕沟管理人用铅笔记录在文物标签上的褪色的信息时，豪斯戴得正在开心的以类型和外观对骨骼进行着分类。
大多数的骨骼看起来都是标准的食物残渣―山羊和绵羊的骨头碎块，大部分都是未被燃烧的―但有一组收集物“就像一个疼痛的大拇指一样的引人注目”，豪斯戴得说。“他们几乎专门针对家牛，几乎所有的大腿骨、肱骨和下颚骨都被燃烧了”。
第二年夏天，豪斯戴得与瓦蕾西娅・阿萨肯稻（Valasia Isaakidou）―一位具有骨骼经验的伦敦大学学院的博士生一起返回了帕罗斯。他们用手持式放大镜仔细的观察那些燃烧过的骨骼，记录屠宰牲畜的痕迹、种类指示器、年龄、性别，以及缺失的组织残渣。这些骨骼或者是在一次剧烈的焙烧火或者是在布莱根的开凿机下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但豪斯戴得和阿萨肯稻能够将它们重新集合成完整的样本。至少有10个动物，主要是公牛，外加一头马鹿。这些部分的肉被小心翼翼的切片，但它们的骨髓却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不会有人为纯人类进行这样的烹调。燃烧的痕迹并不是有肉的骨头在一个烹饪灶火上烧灼或掩埋于一个燃烧的宫殿之下所产生的那种不均匀的形式。它们是非常均匀的，就仿佛是整个的骨骼表面都立刻暴露于火焰之中。对于豪斯戴得而言，这些骨骼看起来正像是一次燃烧祭献的残余物。
在某些耳朵听来这些是令人吃惊的言论。去年，当豪斯戴得在设菲而德的一次青铜器时代的圆桌讨论中共享了他的初步发现时，他的同事们困惑了。“对于那些造成燃烧祭献引起如此这般争论的缺失的证据，我还没有达到充分了解的程度”，豪斯戴得说。尽管在圆桌上没有人提及荷马，但他的名字却始终在阴影中盘旋。这些燃烧的骨骼应该在忒莱墨啻斯向岸上走去的那个早晨在帕罗斯的海滩上腾起浓烟。
事实表明，荷马令21世纪的考古学感到困窘。他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考古学家们说，但却使科学变得复杂。“我理解公众对荷马的热情，但这可能是危险的”，宾夕法尼亚州布林・摩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詹姆斯・莱特（James Wright）这样说。“一些考古学家们可能会说，‘好吧，如果《伊利亚特》真的让你兴奋的话，让我带你到真实的地方看看’。它就位于皮条客和歪曲原则以符合更多人口味的边缘”。为了证明豪斯戴得的骨骼是一次真实的燃烧祭品，莱特说，考古学家们将不得不瞄准迈锡尼时期前后类似的残余物和宗教仪式。“直到那个时刻来临”，他说，“我认为我们必需尊重中间400年的沉默”。
然而，仍然有些人对豪斯戴得的不雅的骨骼表示欢迎。辛西娅・西尔摩丁（Cynthia Shelmerdine），一位曾在帕罗斯与杰克・戴维斯共事过的得克萨斯州州立大学的史前学家，表示年轻的学者和考古学家愿意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荷马和贯穿黑暗年代的文化的连续性问题。在某些方面，这是对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荷马反对者的激烈反应的一种回应。那些激烈反应的靶子是像布莱根这样的如果手边没有《伊利亚特》可用，那么就用脑海中保留的一个鲜活记忆的挖掘型的考古学家。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使人们把荷马当作一个说谎者，一个冒充的历史学家，和一个虚伪的信息来源来谈论”，西尔摩丁说。“这种思想是如果你想要了解青铜器时代，你不能读荷马。你应该去看青铜器时代的证物。然后在你回过头来看荷马的文字时，你就会说，OK，对于在荷马中什么是可信的我已经有了一个准绳，但你不能把荷马用于青铜器时代”。
但是现在，人们正在大胆的再次接受完全相反的观点。“荷马以诗歌唤醒的世界和我们以考古学唤醒的世界非常的相似，二者之间有着非常多的联系点”，西尔摩丁说。“动物祭献就是他们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所做的那样。每当他们有一场战争或一次逃亡，他们就会屠杀几只动物并举行一次大型的盛宴，席间除了肉，还是肉，许多的肉。肉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你不会去参加一个庆典盛宴却只吃小扁豆。在过去五年中的描写此事的古希腊的B类线形文字已经使事实显现出来”。对于青铜器时代而言，荷马或许不是一个“官方的可信的来源”，西尔摩丁承认。“但他所激荡起的回声却不容我们拒绝”。
最终，帕罗斯的骨骼为考古学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见风使舵的机会。无论他们怎样谈论荷马，他们也在他们的力量所能够达到的高度对迈锡尼文明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对策。“通过分析骨骼的物质，研究陶器的位置，并从壁画上收集证据”，詹姆斯・莱特说，“考古学能够独立的装配起一个故事，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有着大量细节的故事”。
举例来说吧，斯多克和戴维斯能够追踪10头牲畜燃烧的腿和颚骨至宫殿入口处附近的一个单间。经过斯多克和戴维斯计算，即便考虑到为神所燃烧的祭品，也仍然留下了约4000磅的牛肉供人们消费。如果所有10头动物是在一个单一的事件中被供奉的，那么它们可以为6000人提供食物―这远远超过了在那一高度的城堡中和城堡周围生活的人们的数量。再加上建筑的平面图的证据，陶器碎片，以及古希腊的B类线形文字的碎块，你开始得到一幅图画，帕罗斯不只是作为一个要塞，而且它还是一个给养的综合设施。就在中央宫廷或说中央大厅的外面，国王坐在他的王座上，接待他尊贵的客人，这是户外的宴会庭院，它由具备烹饪工具的配膳房和储藏室提供优质的服务。布莱根找到了葡萄酒贮藏罐、混料罐、长柄勺，以及数千个做工精巧的被称为基里克斯陶杯（kylix）的双把酒杯的样本，这种酒杯有一个圆形的杯脚和一个细长的杯颈。
以正确的方法，这些酒杯本身就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讲述帕罗斯的故事。莉萨・本稻（Lisa Bendall），一位剑桥大学的研究员，使用布莱根公布的出土文物记录来标绘在每一个房间中有多少基里克斯陶杯被发现。一个单个的杯颈就是一个圆点；一个充满了数百个基里克斯陶杯杯颈的房间就变成了一个红点。最终标绘出的地图显示酒杯集中在提供服务的配膳房和紧靠宫廷入口处的小房间―一个供旅行者进入宫殿的酒吧里，布莱根认为红点也勾勒出了中央大厅西边的一个巨大的庭院和宫殿大门前面的一块巨大的开阔地，在那里，腐蚀已经搞乱了沉积层，但却保留了一个基里克斯陶杯碎片的搅拌器。对于一个像本稻这样的剑桥培养出来的考古学家来说，这些图案暗示着“社交层次的谈判”。对于我们中其他的人来说，这是在为一个供应酒菜的功能安排座位。
本稻相信最低等级的客人可能是在宫殿大门外的露天区域饮酒和吃牛肉。第二等级的客人可能会在西边的庭院中饮酒，在那里，他们可能会为能够被邀请进入到宫殿内而深感自豪，尽管他们进入的不是中央大厅。
社会名流很可能会在中央大厅中与国王坐在一起，从更加优质的金属容器中饮酒。然而，本稻还在宫殿的古希腊的B类线形文字的碎块中发现了另一种“外卖”等级的用餐者：国王使用这种功能为他的远在国内其他省份的臣民们定购葡萄酒和其他奢侈的食品。
整个盛宴暗示了宫殿是如何把更小的地方性的力量吸引到它的势力范围之内并巩固住新的联盟的。对基里克斯陶杯杯颈的计算与荷马史诗中把涅斯托尔描述成一个海盗型的好战国王的情形不匹配：帕罗斯的国王可能已经整合起他的领土―或至少安抚了他新近征服的部分―用一只葡萄酒的酒杯而不是用一柄利剑。
在卡尔・布莱根那个时代的考古学家几乎完全无法了解那些陶器碎片和骨骼碎块所包含的意义。但布莱根，赢得了他永远的荣耀，他有远见的为他的继承者保护了这些残留物。“任何其他的人都会把这些东西扔掉”，斯多克说。“在这个方面，他在他的那个时代已经远远的走在了前面”。在1960年希腊考古部门竖立起一个巨大的金属棚罩在帕罗斯遗址的主要部分之上，保护它们免受恶劣自然气候的影响。如果你今天去到帕罗斯的话，你就能够抚摸3200年前君王统治过的道路、房间和庭院。
房间7就位于宫殿前门的附近，这是办事员和他们卡嗒作响的写字板所待的地方。在盛宴的日子里，第三等的用餐者将聚集在外面，多半是等待着国王连同祭献的剩余物一起出现在主门。这些剩余物或许会被交给房间7中的办事员作为国王与神之间信守承诺的证据―他富有的足够把10头公牛的腿和颚骨喂给一团咆哮的火焰。
古希腊的B类线形文字的碎块告诉了我们一些国王所崇拜的名字：波塞顿（Poseidon）、宙斯（Zeus）、赫拉（Hera）、狄俄尼索斯（Dionysius）和阿瑞斯（Ares）。但最终，这些神没能保护住这座宫殿。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这些塞满了芳香的油、精纺的羊毛、佳酿、战车的车轮，以及青铜兵器的仓库全部都在一场大火中烧毁了。国王的文牍书记们把他们陶制的账簿遗弃在火中。灰烬的雨落在伟大的户外宴会庭院，配膳房的架子倒塌了，成千的酒杯打碎在地面上。从国王领土的每一个角落，夜晚的火光和白天的浓烟都能够被清晰的看到。
在宫殿的碎片被玛基群落（maquis）―一种有着锐利叶片的地中海灌木林―蹂躏的时候，帕罗斯就失落了。如果说我们能够在今天看到它的遗迹的话，那只是因为一位传奇的吟游诗人在大约宫殿被烧毁500年之后用想象的力量在记忆中重建了它。并且如果说这个记忆在过去的每一年中成长的更加鲜活的话，那要感谢布莱根和他的继承者们的辛勤工作―以及他们在接受荷马问题上的倔强的主张，用他的话说就是，至少要部分的接受。
希腊西南部的这片橄榄树小树林是考古学历史上一次最幸运的挖掘的遗址―它也是考古学历史上最迷人的辩论之一。
照片承蒙帕罗斯地区考古计划（PRAP）的馈赠。
荷马的故乡
下图：传统观点认为荷马（展出的是一件公元前二世纪的希腊风格的半身像的现代复制品）来自爱奥尼亚，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西海岸及其沿岸岛屿地区。荷马从未在希腊西南部的高地帕罗斯看到过那座宫殿，但诗歌却极具说服力的吟唱出了帕罗斯的好战的国王，涅斯托尔。
地图绘制 马特・赞恩（Matt Zang）
上图：卡尔・布莱根在帕罗斯发现的残余物之一就是这个瓮的碎片，现在它已经被重建了。布莱根在他十几岁时的一次意外事故中失去了他右臂肘关节以下的部分，然而他努力的挖掘这个遗址，揭示出了一个由一位被布莱根称之为涅斯托尔的国王所统治的青铜器时代的宫殿的遗址。
照片：左（瓮），承蒙辛辛那提大学古典系的馈赠。
自从帕罗斯于1939年被发现，它的由碎片组成的残留物已经被粘合到一起构成了一幅迈锡尼文明生活的鲜活的画面：（从左开始按顺时针方向走）八个修复过的瓶子；一封卡尔・布莱根的助手，马瑞恩・若森（Marion Rawson）的信；布莱根的杰作的标题页和一个国王涅斯托尔的王座房间的再现；一张布莱根和若森在帕罗斯的照片。
一个涅斯托尔在帕罗斯的宫殿的再现。
照片：承蒙辛辛那提大学古典系的馈赠。
《奥德赛》第三卷中荷马对帕罗斯的歌颂，以15世纪的古希腊语展示在这里。“它就像一个肮脏的大雪球，在它从山的一侧滚下的过程中不断的收集各种东西”，考古学家杰克・戴维斯说。“它收集的东西来自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也包括我们称之为荷马史诗的时期，但要对这个雪球进行精确的解析是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