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的一些评论、其实我不会看电影。

姜文造就了子弹、子弹造就了姜文的旺年。

这个社会的糟糕是，你所有的思考都会被外界干扰，太多的舆论几乎淹没了你独立思考的必要性。尤其当有人发现所谓掌握舆论的妙处的时候。

《让子弹飞》的评论，让我认识了“交口”这个词汇。听上去无比淫（河蟹）荡，即使你得承认自己是心有旁骛。但也恰好的反映出了这个词汇在某些方面的恶心。本来这确实是一个说的过去的电影，但以评论的那些高度来说，似乎有些过誉了。在所谓“交口”的前提下，无端让观众提高了预期。大家本只求饱，却被误导以为是满汉全席。于是失望几乎不可避免。

看这个电影以前，我又特地看了一遍《鬼子来了》，那个才是真正的好电影，虽然我再看这一次的时候感觉某些地方处理的不是特别理想，比如鬼子想象村民们包着被子装武士向他杀来一段，比如后来吴大维冗长无趣的演讲，但真的非常微不足道的，也丝毫不影响那部电影的杰出。《太阳照常升起》，抱歉我真的看不太懂，犹如看那些80年代的意象派诗歌。我尊重他的思考与发散但实在不认可他的表现。

现在的这部《让子弹飞》，由于原著故事的生动，所以电影在剧情上没有大问题。当然，我们更有了预备接受荒谬的前提。有人说，这是个政治寓言，但如所有的姜文作品一样，他确实鞭挞了有中国特色的人性。那种旁观主义，盲从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个，真在我们一贯的电影里会看到。有想法总是好事。

有问题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那些演员。那些个人风格到了偏执的演员。周润发失之油滑，无法树立出那种反面角色应该有的恶，使观众无法入戏。姜文的角色则过于自恋。那种大无谓直喇喇的形象实在有些肤浅。而且严重干扰了对手戏中其他演员的发挥效果。至于葛优，那种搞笑的台词实在太密了，密的连回味也没有。一个电影人士的智慧与气场到姜文这个程度，也许并不是一个好事情，一个人登峰造极的时候难免不做出跳崖的傻事。当姜文做这一切因为游刃有余又不甘自我消磨的时候。做为观众，首先庆幸中国有这样的电影家。同时也真的很担心，他会因为膨胀而失手。

电影在节奏上处理的一般，到最后高潮的时候也就有些疲软。在演员群戏方面更是有些调度混乱。配戏的那票明星们，邵兵真的是过气了，实在没有表现。廖凡真该把他该死的胡子刮掉，自打留了胡子就发现他禁锢这个形象中拔不出来了。胡兵出现的莫名其妙。演的更是莫名其妙，也许本也就是客串一下不用心是情理当中。至于张默，呵呵，给他安排的情节叫我联想到是不是张国立在托孤，姜文帮世子也算是不遗余力。但张墨毕竟缺乏阅历，演出的总是太用力。陈坤倒是叫人眼前一亮，这个人是 有主角的气场，可惜的是安排的戏叫他这般演起来几乎有抢镜头的嫌疑，总叫我以为他下面还有什么大发挥。姜武是个好演员，形象讨喜。至于女演员，刘嘉玲倒是演的风韵有致。而周韵，这个人物安排和演出都是莫名其妙。

有评论说，姜文有日本情节，我也感觉如是。出现两次的那场欢迎大鼓戏连化妆带鼓乐。在黑泽明、北野武的戏里可以轻易的找到类似的场景。比如说黑泽明《七武士》最后一场农民欢庆。城墙上的通缉告示的画像，也是典型的浮世绘。至于日本刀等场景就不一一说了。

晚上又看了一部《伪钞制造者》，一部集中营犹太人的电影，平淡平静却无可指摘。其实类似的电影太多了，但总是不停的出现佳作。当我们为姜文这样的电影欢呼的时候，真的不该去比较，因为一比较，就觉得我们欢呼的热诚与其说是久旱逢雨，还不如说是恨铁不成钢。

当然，鬼子来了，倒是可以比上一比，这样伟大的中国作品，可惜被伟大的中国有关部门给禁了。所以也难怪中国没有作品，因为我们只需要“交口”下的伟大。

这是其一：

有日本情节没错，但是却蕴含暗线的。影评这么多，吐槽点最多的就是周润发饰演的黄四郎了。这个地主恶霸，说单词，玩“介错”，还总要拽拽文，钱也多的离谱。这些特质可笑，不必要，也不合理。 但揭开暗线的线索，就在于这些“不合理”。 影片的暗线，几乎都巧妙得埋在笑料之下。 
　　问题1：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 1920. 
　　葛优演的马县长，在刚进鹅城不久就说：“不好，我们来晚了，前任县长已经把税预征到90年后了，都到2010年了”。 原著中故事发生在193x年，是姜文特意改到1920年的。 
　　问题2：黄四郎只是个地主恶霸么？ 没那么简单 
　　黄四郎交给假麻子（胡军）地雷时，说了很多：“北中国我不知道，但这种限量版地雷，整个南国只有两个”；“第一个在辛亥革命时炸了第一响”；“惊天，动地，还泣鬼神”；“1910，made in u.s” 辛亥革命发生于1911年，这1910年才生产。 黄四郎不但知道辛亥革命的地雷是什么型号，还拥有唯一一颗双胞胎地雷。 请问，黄四郎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黄四郎参与了在武昌起义的核心策划，是辛亥革命的老资格革命party！不信？下面还有佐证 
　　 
　　问题3：张麻子只是个土匪么？ 当然不是 
　　电影里很明白的说了， 张牧之，早年追随松坡将军（蔡锷），17岁时即为其麾下手（河蟹）枪队长。是讲武堂出来的（考虑到蔡锷，应为1909年成立的云南陆军讲武堂）。蔡锷在日本死后（1916），张牧之回国，落草。 
　　蔡锷何人？梁启超高徒，民国开国元勋，护国军神。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后20日，蔡锷就在云南发动重九起义响应革命。1915年又发动护国讨袁并取得胜利。张牧之早年即追随他，也算是 辛亥革命party对老资格。 
　　张牧之和黄四郎还曾是革命战友？ 影片给出了明显的线索 
　　问题4：1900的一面之缘？ 
　　张牧之与马邦德赴黄四郎的鸿门宴时， 黄四郎说。“20年前，我和张麻子曾有一面之缘”。从影片可以看出，黄四郎一开始就知道假县长就是张牧之就是张麻子。这句一面之缘，是他刻意点开的敲山震虎。影片确凿的发生在1920年。 20年前就是1900年。 
　　黄四郎和张牧之在这一年见过面？ 那一年发生了什么？ 我们继续从张17岁当上蔡锷手（河蟹）枪队长入手。 
　　问题是，张牧之现在多少岁，又是那一年遇上蔡锷的呢？ 
　　蔡锷1882年12月出生，1899年在时务学堂的老师唐才常德资助下赴日本留学，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回国后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地练兵。 
　　如果张是1904年后见到的蔡锷，那么1900年时张牧之不超过13岁。 这样的孩子不应引起黄四郎的注意。且1920年时33岁，似乎又嫩了一些。蔡锷活到此时也不过三十七岁。 1899年之前的蔡锷不过是个16岁不到的学生，虽然已经声名不弱，但也不至于配个手（河蟹）枪队长吧。 张蔡相逢，应为1899-1904年蔡锷留学时发生。17岁的张牧之，又为何会给一个留学生作手（河蟹）枪队长呢？ 
　　查了一下，1900年时，唐才常策划在武汉发动“自立军起义”。 蔡锷闻讯即回国响应老师。但唐看他年纪小，就派他去湖南送信。 后来唐才常被张之洞拍平， 蔡锷身在湖南躲过此劫，又回了日本（其实这时候他才改名叫蔡锷，才去学军事）。我以为，张牧之当上蔡锷手（河蟹）枪队长，正是这一年。 估计是唐才常不放心蔡锷一个人走，派了张牧之这个同龄毛头小伙子，给他当的保镖--”手（河蟹）枪队长”（估计是光头小队长）。 

这样算，1920年影片发生时张牧之37岁，也很符合人物形象。 
　　黄四郎会在1900年认识张牧之，两种可能。1是黄也参与了自立军起义，在武汉或者湖南见过蔡锷与张牧之。 2是蔡锷把这个手（河蟹）枪小战士一起带到了日本，然后在日本和黄有过一面之缘。 
　　我更倾向于后者， 因为黄四郎和张牧之，显然都在日本混过不短地时间。 
　　问题5：张牧之黄四郎都混过日本？ 应该是，他们都对介错很熟 
　　先来介绍一下介错： 
　　日本人不爱上吊爱切腹，他们觉得切死自己挺光荣的。 但切腹挺难操作，一刀捅进去，一时死不了还特别疼。身体倒得七扭八歪，挣扎起来满地的血，死相难看，特别不体面。故很多时候切腹者会让一个信赖的朋友当「介错」。介错人手持长刀站在其身后，在自杀者的短刀切腹的一瞬间砍下他的脑袋。 
　　切腹大家都熟，但介错就相对冷僻。 更别说在没网络和电视的1920年， 如果不是对日本文化相当熟悉的人，根本说不出这俩字吧。 
　　黄四郎在鸿门宴上说“要是这三个人供出我来，我就切腹，请兄台当我的介错”。 张牧之说“你搞错了，介错人用的是长刀”。两个人应该都在日本待过相当长的时间。 尤其是黄四郎，好端端的中国人没事谁能扯到切腹去。张牧之要在日本混，只能是1900-1904年。因为1904年蔡锷回国后就没怎么去日本（其实我也不熟，蒙的），作为蔡锷的手（河蟹）枪队长，张牧之也不能去日本。等1916年8月，蔡锷病重去日本治病，当时张牧之一定跟着去了日本，但估计这段时间他可没兴趣研究什么切腹。何况11月初蔡锷就病逝了。 
　　 
　　回答了这5个问题后， 我们重新看黄四郎这个人。 他留过西洋，也留过东洋。说话爱拽文，冒成语，国学功底算不错。你若把他看作一个土财主，这些设定显然有很蹩脚； 但若把他看作早期便追随孙中山的革命party， 那些设定就很恰当。 
　　黄四郎，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土财主。 他是一个腐化的前革命者，现当权派。 在鹅城，他是“官府”的代言人。 
　　我总结一下暗线： 
　　1900年，张牧之追随蔡锷到日本，并与黄四郎有一面之缘。 
　　1900-1911年，张牧之和黄四郎在同一个革命阵营，但无交集。 
　　1911年10月10日， 辛亥武昌起义，黄四郎为核心成员。 10月30日，蔡锷在云南发动重九起义，张牧之也算核心成员。 
　　1911年-1920年． 辛亥胜利后，革命者黄四郎，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利敛财。他投靠了实力军阀张敬尧（还是张宗昌？ 其实我没听清楚。 

总不能是张孝准吧）这座靠山后，愈发肆无忌惮，横征暴敛，更以故乡鹅城为根本苦心经营，控制了民国小半的烟土交易，大发其财。 
　　 辛亥胜利后，革命者张牧之，不求权钱，继续追随蔡锷。 1916年蔡锷死于日本，此后张牧之对时局失望，干脆落草为寇。 
　　1920年， 张牧之马邦德来到鹅城，电影开始。张黄斗法，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鹅城起义，胜利后张牧之分文不得，心爱的女人和他的兄弟们一起走了。这场“革命”，正如当年的辛亥革命， 他什么也没得到，甚至失去了很多。 他坐的chair， 也被别的man抗走了。 
　　这就是姜文在此电影里内藏的政治隐喻。 谁会投入革命？蔡锷这样的英雄会，袁世凯这样的枭雄会，但最后得权的一定是袁世凯；张牧之

这样的爷们会，黄四郎这样的投机者会，但最后得利的一定是黄四郎。 当张牧之再次掀起鹅城革命，他不为财也不为权，不为女人也不为大众。他对黄四郎说：“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隐喻还不够过瘾， 鸿门宴上还有句台词。“彼时彼刻？” “恰如此时此刻”（谢绝联想，请勿跨省）。

这是其二：

楼上你不敢说我说：
让子弹飞》有很多种解构，我更愿意把他看作是一个有关革命的寓言。“鹅城”亦是俄国曾经代表的红色政权的缩影，其影射自然不言而喻，而操控这一极权政治的正是黄四郎这样财大气粗的特权阶层。体制下的“鹅城”到处充斥着荒诞的社会不公以及黑白颠倒的冤假错案。犯案的官员在公堂上摆出一副“我爸是李刚”的傲人姿态，政权身边的走狗使出贼还捉贼的阴招，甚至连禽兽都不如地当着人家男人的面侮辱人家的妻子。百姓敢怒不敢言，即便他们心里叫嚣着反抗也只能默不作声。钱铺在街道上，却没有百姓敢拿，晚上偷偷拿了，白天黄四郎开马车出来收，又全部交还。就算是把武器发给人民，他们依然不会去反抗，他们已经学会了墨守成规，抱着武器在家玩麻将代表了一种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表面上欢乐和谐心理上则满腔怒火。 
　　那扇充满着寓意的大门被冲破之前，被射了无数弹孔依然不倒。但强权的倒台是迟早的事情，只是需要一个更合适的时机。“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张麻子策马一遍一遍地策动人民走出自己的屋子。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没人响应。五十只鹅，也比懦弱的人民勇敢。但没有打不透的墙，也就不会有倒不了的政权。让子弹飞一会，让人民想一会。为了等待最后的群起，姜文更是埋伏竹林3日。 直到张麻子的大刀将黄四郎的头砍下的时候，这个极权统治终于轰然倒地。人民谁赢跟谁走，一拥而上，跑到黄府抢东西，顺民转眼间变成了暴民。武举人平日里帮着黄四郎欺压百姓，这个时候他却冲的最猛。整治黄四郎，他也最狠。 当然他死的也很惨，这就是见风使舵的报应。
　　“你和钱，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是的，钱不重要，张三李四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强权的社会。一个新的时代来了，所以有人跑过来说：“县长，这两把椅子是我的了。”县长来了先说公平，县长走时体现平等，所以民众这样对公仆说话也无妨。
　　人类最基本的善恶伦理和人类追求的真善美、公平、自由、博爱，才是普世的价值观和永恒的主旋律，才是不变的时代主题和社会要义。

对于反映这样主题的电影，再多的溢美之词给予姜文都不为过，但同时只有一个姜文或者寥寥几个姜文又是我们的悲哀。　　
　　《让子弹飞》，是给当下的时代和人们看的，一个强权政治的垮台是没那么容易的。变革成功需要少数人振臂高呼，但是也需要等待大多数人觉醒。“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这是片中张麻子最喜欢说的一句话，那是成熟的纯爷们状态，也是理智变革者的状态。等待社会变革咱们还要慢慢来，步子太大了，容易扯着蛋，还是让先行者先吆喝着吧。

其三：

背景：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提示： 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

惊喜： 马与列车，火锅、唱歌

皇帝、跪、冤鼓、鹅城

马邦德，黄四郎，五代家业，胡万、胡百、胡千，

六子、凉粉，六子、寡妇的坟墓，神父，为六子报仇

8岁的大胖儿子 

抢钱、发钱、剿匪、发钱

黑马、马车与收钱

替身，杀替身

惊叹号与问号，铁门，鹰与天空

翻译完上面的“惊喜”，心中已经有了一把枪。

贴上地址：
http://dzh.mop.com/topic/readSub_13102852_0_0.html

这几个人，你们以为象我这样新世际的五毛听不懂你的话吗？劝你一句，快跑吧，我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