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惊惶读卢梭？

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题目全名为《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该题是1749年第戎科学院有奖征文竞赛题目。当年，卢梭就凭着这一篇文章而声名大噪。文章公开发表之后，引起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大论战，就连波兰国王也加入了其中的行列。不必惊奇为何本文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事实上，初读此文，每个人很容易为里面的观点所震惊。

看呐这人！他竟敢大胆地抨击科学与艺术！他说苏格拉底赞美无知！他将诸多学科的起源归结于人们的坏思想。“如果每个人都只专注于尽人的天职和满足于自然的需要，时时为祖国、穷苦的人们和朋友效力，他为什么要成天去苦苦思索呢？难道我们生来就是为了死也要死在那口深藏着真理的水井的井边吗？”他将败坏道德的奢侈之风归咎于文学、艺术。“同文学与艺术一样，奢侈也是产生于人的闲逸和虚荣。没有科学和艺术，奢侈之风就很难盛行，而没有奢侈之风，科学与艺术也无从发展。”“当生活中的享受愈来愈多，艺术一天比一天完美，奢侈之风到处蔓延的时候，人的勇敢精神便消磨了，军中的士气便瓦解了。”

他历数因为奢侈和艺术而败亡的古代城邦和国家，他心疼“天下第一个人文荟萃之地”的埃及，“自从它成了哲学和美术的发源地之后不久，就被冈比斯所征服，接着又被希腊人征服，被罗马人征服，被阿拉伯人征服，最后又被土耳其人征服。”他为古希腊叹息，“希腊的学术虽然愈来愈昌明，人民虽那么的欢乐，但他们始终是奴隶。......德谟斯梯尼的辩才从来就没有使任何一个被奢侈和艺术弄得精神萎靡的希腊人重新振作起来。”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源头的东罗马帝国，更是众所周知的充满了罪恶和残暴的所在。

在他看来，不受这些“无用的知识的浸染”的国家才值得赞赏，因为“他们的美德铸造了他们的幸福。”他将斯巴达称为“以它幸福的无知和贤明的法律而名闻天下的共和国，是由半神人而不是由人组成的”，“他们生来就是讲求美德的，这个国家的空气散发出道德的馨香，斯巴达人给我们留下的，全是英勇行为的记录。”

难道，著名的思想家卢梭，竟是在鼓吹科学即罪恶，无知即美德吗？难道，他竟要号召我们毁掉人类所有的科学与艺术成果，重回无知的野蛮人状态吗？

如果我们认真阅读文本，便会发现，这种揣测是完全违背卢梭的本意的。在本书的附录《纳尔西斯》序言里，卢梭的意见表达更加旗帜鲜明（《纳尔西斯》序言是卢梭为了结束持续一年多的大论战而写的总结性批驳文章）。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卢梭所反对的，并非所有的科学与艺术；卢梭所推崇的，并非绝对的无知。

在论文的第一部分，卢梭就指出了人类在认识自身方面常常力有所不逮。他批判了处于“比浑噩无知更糟糕的境地”的欧洲中世纪。“比无知还更加可鄙的科学的奇谈怪论竟冒充‘知识’，而且反过来对知识的进步设置一道难以克服的障碍”。这是卢梭所推崇的并非真正的无知的明证。所幸拜占庭帝国的覆灭为欧洲人带来了文艺复兴。但是，使得文艺在欧洲复苏的，却恰恰是肆意摧残文艺的暴徒——若无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那一批古希腊经典也不会重现欧洲；欧洲人引以为豪的这些知识的源泉，竟是众所周知充满了残暴与罪恶，“无耻到了极点”的君士坦丁堡。

即便如此，卢梭并不支持取缔一切的科学与艺术。在附录《纳尔西斯》序言中，他的态度更为明显。“因为，既然人民已经堕落，无法恢复从前的美德，那么，我们努力的方向就不是使已经堕落的人变好，而是放置那些还保有道德的人变坏、第二，使人民腐化堕落的那些原因，有时候还可使人免遭更易败坏人的事情。”“它们败坏了道德，但它们使道德的外衣还留在人民中间。”至少人们还会想着要用面具去掩饰自己面目可憎的样子，而不至于过分明目张胆地干坏事。

早在文章一开头的小引里，卢梭就表示，“我自信我谴责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要在有道德的人面前捍卫美德。”“按照我的天性的指引，决心努力发扬真理”。如果卢梭真的信奉无知，又怎么会冒着与整个时代的人为敌的风险来写这篇文章？他在文中关心的，“是事关人类幸福的真理之一”，他决心超越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来写作。

可以看出，卢梭所指的科学与艺术的发展败坏风俗，乃是在特定的语境下意有所指。

就科学而言，像笛卡尔、牛顿等大家，他是不吝于给予万分的尊重的。他将他们尊称为“人类的导师”在《纳尔西斯》序言中，卢梭更直接表示，“从抽象的意义上说，科学是值得我们十分重视的，但对于有些人的荒唐无稽的学说，我们则应嗤之以鼻，付之一笑。”卢梭提醒我们警惕的，是将科学摆在至高无上的的地位。他提请我们注意科学探索中的危险：首先，人们难以找到一种合适的标准判别谁才是真心去探寻真理的；第二，在探索过程中，只有一种真理，却有千百种谬误；最后即便找到了真理，能否正确利用也还是一个问题。

他抨击的，是不能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福祉的科学研究。“请你们告诉我，如果你们不教给我们这么多东西。我们是不是因此就会人口减少？是不是就不会治理得这么好？是不是就不这么令人畏惧了？是不是就不这么繁荣或者更加邪恶了？”他所批判的，是“为了学者们的利益而设立那么多机构，反而模糊了科学研究的目的”，“为搞科学研究而搞科学研究”。

他所大力鞭挞的文学与艺术，是引起奢侈之风的、哗众取宠、消解掉人们心中一切崇高的那一类。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许多艺术家（包括文学家和美术家）都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天才，“宁肯作一些在他活着的时候受人喜欢的平庸的作品，而不愿意作只有在他死后很久才享盛名的好作品。”被抑制了天才和创造力的艺术家们，反过来也可能通过淫靡的艺术来助长败坏的风气。

至于他指出的科学与艺术在教育中带来的问题，更是振聋发聩。他认为当时的教育并没有教给年轻人真正重要的东西，他痛斥“学校里什么都教，就唯独不教他们做人的天职。”他也看到了当时人们只偏重精神生活而忽略锻炼对人体的重要性，“书斋生活将使人变得很娇气，体质很虚弱。身体一旦失去体力，脑筋也很难保持脑力了。”这些话，即使放在现代的教育上，也是颇有可取之处的。

他反对的所谓哲学，是在观察与思考人类的命运之后，变得轻视他人，从此将国家和家庭视为无物。

苏格拉底无知吗？事实并非如此。自称自己无知的苏格拉底知道自己的无知，以为自己无所不知的所谓智者却不知自己无知，那么，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有知，谁又是真正的无知，不是很明显了吗？

卢梭赞扬斯巴达人，难道真的是在赞扬他们的无知吗？事实上，他赞扬的斯巴达，是注重美德的斯巴达，不爱夸夸其谈理论家的斯巴达，是人人力行英勇的斯巴达。他所批判的雅典，则是沉浸在愈来愈奢靡的艺术中失去了英武之风的雅典，他所批判的古罗马，是人们开始无视军纪、轻视农业、忘记祖国的古罗马。卢梭在文中批判的，一直都是道德的缺失和风俗的败坏。

卢梭想到的解决之道，需要君主和学者的通力合作。君主设置科学院与艺术院，“督促它们倡导美好的封赏和维护风俗的纯洁，并严格要求它们接纳的成员务必身体力行”，这些学院应该热爱道德，“不仅致力于对人类传播友谊的只是，而且还努力于对人们施行有益的教育。”君主还应把那些第一流的学者请进朝堂，让他们“以智慧启迪人民”。

在启蒙思想家们为文艺复兴、为科学与艺术大唱赞歌的时候，卢梭已经敏感地发现了其中值得反思的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值得我们去思考。

参考文献：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是风俗日趋纯朴》，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