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CDMA正传（2）

下篇：TD-SCDMA的产业化之路

从TD-SCDMA标准的最初提出，到后来的产业化过程，都与两个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大唐。

肩负重任的大唐

说起大唐，很多人都理不清其中的头绪。

1957年，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成立，邮电科学研究院分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集团前身)、电信科学研究规划院、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

1993年，西安大唐电信有限公司成立。

1998年，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同年，信息产业部发出文件，同意组建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

1999年，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正式成立。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以下简称大唐集团)，是以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为母公司，下设两个上市公司、十个独资、合资、控股公司，八个研究所，一个工程设计院，分别位于北京、西安、上海和成都等地。

2002年3月，为了加快TD-SCDMA的产业化进程，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简称大唐移动)正式宣告挂牌成立。

大唐移动公司的成立，标志着TD-SCDMA从系统到终端已全面进入产业化阶段，也表明了大唐移动作为一个企业的开始。

曾经有人说，在TD-SCDMA的产业上，历史选择了大唐，而不是华为，或者中兴，这和大唐的企业特点是有关系的。大唐具有做大事的魄力，但是他不像是一个企业，很多时候不能严格地按照企业的发展模式去运作，大唐更多地要考虑历史的责任，所以大唐背上的担子格外沉重。

唐如安，大唐移动公司从建立之日起直至今日的“掌舵人”，也许正是因为自己姓唐，而与大唐结下了20多年的不解情缘。1979年北邮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邮电部第一研究所(上海)从事技术管理工作。1994年，成为该所最年轻的副所长，负责所里的横向创收工作。1998年4月，唐如安开始接手上海大唐移动公司的工作，当时一个是上海大唐移动公司，一个是邮电部第一研究所，一个需要市场化运作，一个还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在这两个体制完全不同的企业中同时任一把手的唐如安，感受到了来自人、财、物等方面的前所未有的碰撞，但这段难得的经历也为他日后从事TD-SCDMA事业积累了宝贵的市场经验。

2001年9月30日晚上10点多，唐如安还在办公室里忙碌着，手机响了，电话是刚刚从英国返回北京的大唐电信科技集团总裁周寰从机场打来的：“你这两天把那边的工作安排一下，尽快赶到北京来。”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是唐如安知道，老院长要把重担交到他肩上了。

没有在上海和家人过完“十一”假期，唐如安就赶到了北京。10月4日，公司召开会议，并开始筹备成立大唐移动公司等产业化的一系列工作。

当时，来自竞争对手、外国反对势力以及社会舆论的反对呼声一浪高过一浪，TD-SCDMA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这是一项事业，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正是周寰的这种偏执(用唐如安的话说，是偏离主流的执著)感染了唐如安，并促使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TD-SCDMA事业中。

当时，与华为、中兴等公司一样，大唐对WCDMA、cdma2000和TD-SCDMA三大国际标准的研究均在进行，那时大唐电信集团中央研究院只有几十人，后来才逐渐发展到300多人，由于资源有限，研发工作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市场化能力十分有限。他们找到了国际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做评估，该公司认为，为了推动产品研发，大唐集团的3G产品线不能太长，必须集中优势力量开发TD-SCDMA产品。

2002年2月大唐移动公司正式成立后，唐如安出任大唐移动公司总裁。当时，大唐移动公司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原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从事TD-SCDMA研发的人员，一部分是上海大唐移动曾经从事过GSM产品开发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大唐股份公司WCDMA事业部成员，他们一部分人员在西安。这三批人马被整合为一个公司，专注于TD-SCDMA的产业化。

作为一个“三合一”的公司，带有不同文化烙印的几班人马怎样融合为一体，是大唐移动良性发展的关键。说来也巧，西安、上海、北京，恰恰是中国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三个地方。有一年春节联欢晚会，一个节目讲地方文化，正好也是以这三个地方为例子，讲到这三个地方的人拾到钱包以后的反应，来表现其不同的行事风格：上海人捡到钱包，要问里面都有什么东西，有几块几毛几分钱，连身份证后几位都要核对清楚，心很细，小事上很看重；西安人是豪爽一派，一看，是你的，给你；北京人呢，要告诉你丢了钱包有什么危害。这说明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大唐移动总经理唐如安在文化融合方面推行“形式主义”。公司组建初期，他推行三地联网统一办公，引起一些争论，他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说：“别看这是一个小事，每天大量的文档互相的传送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这看似一个形式，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思维和习惯。秦始皇统一中国，就是要度量衡统一，长城把它围起来以及文字上的统一。没有这些，说什么都是空洞的！”

体制、人才、管理、市场化，问题一个一个摆在了唐如安的面前，然而，这些问题都不是最重要的。2002年，在大唐内部正进行着一场规模空前的产品选择大讨论。

LCR与TSM之争

TD-SCDMA产业化，第一个问题就在于产品的选择定位上。

了解技术的人都知道，TD-SCDMA有两种制式，一种是TSM，一种是LCR。大唐在最初与西门子公司进行合作的时候，选择的是TSM。

2001年3月，大唐电信320会议室。杨毅刚主持会议。

时任大唐市场部总经理的杨骅在公司例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改TSM为LCR。这是公司内部进行的第一次关于TSM和LCR的讨论。在杨骅宣读完自己的观点后，顿时遭到了李军、张代君等多数研发人员的反对：

“TSM的研发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这个时候改为LCR，不是又要从头开始吗？”

“在TSM上我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而且很快就要见到效益了，改做LCR，大量的资金到哪里去筹集？”

……

虽然由杨骅提出的用LCR替代TSM的方案被否决了，但是自这次会议以后，大家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考虑大唐下一步的发展问题。会后，很多人私下里就这个问题与杨骅进行交流，关于TSM和LCR的问题也引起了大唐高层决策者的思考。

2002年，当TSM终端和网络已渐趋成熟的时候，大唐内部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继续发展TSM，还是改为LCR？在大唐看来，继续走TSM之路还是改为LCR，不仅关系到大唐今后的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的3G市场走向。

实际上，从2002年到2003年上半年，大唐下决心做LCR的时候，仍然在和西门子合作做TSM。这就相当于大唐当时是三线并举：一条是LCR，一条是和西门子合作的TSM，一条是大唐自己做的TSM。当时大唐仅有130人的研发队伍，又要兵分两路进行TSM和LCR的研发，这对人才紧缺而又缺少资金的大唐来说，实在难称明智之举。

后来大唐的LCR研发直接影响到了和西门子合作，而大唐自己的TSM也因人员不足、资金紧缺而被迫放弃了，直到2003年下半年，大唐才将主要精力集中到了LCR一条主线上。

有一位大唐的技术人员做过统计，从最初TSM项目的立项到打通全网络的电话，大概耗时两年。大唐从开始做LCR，到打通网络电话的时间大概可以稍微快一点，但也需要接近两年的时间，本来可以用两年或者三年的时间，现在却要花费四五年甚至更长。虽说LCR和TSM之间有技术上的延续，在TSM研发上的积累可以使LCR少走一些弯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唐在TD-SCDMA的产业化道路上因为TSM和LCR的选择，失去了一段宝贵的发展时间。
 

TD-SCDMA曾遭国外反对势力打压

距离3G市场启动的时间越来越近，TD-SCDMA能否加快产业化进程，及时拿出可商用的成熟产品，直接关系着TD-SCDMA的命运。

同样是在2002年，就在大唐内部针对产品选择进行激烈讨论的同时，业界也引发了一场关于TD-SCDMA的论战，在这场空前的论战中，大唐技术研发能力、管理机制、市场运作能力也由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时，TD-SCDMA的产业化进程不尽如人意，与其他两大国际3G标准相比，TD-SCDMA的影响力极其微弱。在时间上，当时TD-SCDMA的开发时间不过两年，而WCDMA和cdma2000的研发时间已经接近10年；在资金上，世界各大厂商，甚至国内的华为、中兴等企业都在WCDMA、cdma2000标准上投入了巨资的研发资金，而对TD-SCDMA的投入则几乎为零；在参与企业的数量上，国际、国内大多数通信企业均在其他两大标准方面进行了研发和跟踪，其中参与WCDMA研发的企业多达27家，在cdma2000阵营里，也聚焦了高通、朗讯、摩托罗拉等全球性企业，在TD-SCDMA标准中只有大唐一家企业在苦苦支撑。

大到基站、系统，小到测试仪表、终端、芯片，所有的重担都落到了大唐一家企业的肩上，而此时的大唐，正面临着严重的来自资金方面的压力，自大唐移动公司成立起，通过向银行贷款而来的5亿元资金，已全部用于TD-SCDMA项目，而作为大唐移动上级单位的大唐集团，也难以承受由此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

虽然，大唐移动也使出浑身解数想通过私募的办法摆脱这种困境，总经理唐如安亲自挂帅，与各大投资公司进行交涉，无数次的谈判让他感觉自己都快成“祥林嫂”了，但是由于当时全球IT行业大幅度衰退，国际银行界、投资界对通信业，特别是3G的投资缩小，投资商“闻3G而色变”，使得融资工作也一度陷入困境。

有道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中国3G市场的巨大潜力和TD-SCDMA可能会对中国及全球移动通信市场产生的深远影响，使国外大型通信公司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为了能够在中国的3G市场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他们对TD-SCDMA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压。“随着我国政府对自主标准支持力度的加强，某些外国政府和企业则开始担心我国支持TD-SCDMA的行动将损害他们的利益，开始设法干扰我国TD-SCDMA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人员称。

在2002年6月11日举办的第七届3G大会上，北电全球无线网络总裁丁博凯先生公布了北电对全球移动通信市场的预测，在这份预测报告中，提到2005年全球移动通信用户将达到17.17亿，其中GSM用户占到69%，WCDMA和cdma2000用户占到22%；用于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将会达到47亿美元，其中GSM占36%，cdma2000占31%，WCDMA占31%，却唯独没有提到TD-SCDMA。对此，北电网络的解释是：目前的情况表明TD-SCDMA没有多大市场前景。

而在2002年《通信世界》总编项立刚对时任爱立信全球总裁的杨迈的一次采访中，问及“爱立信是否会在TD-SCDMA进行研发和投资”时，杨迈笑着回答：“我们完全有能力做TD-SCDMA，但是我们不会做。”

北电、爱立信对于TD-SCDMA的这种态度，代表了当时国际通信制造商的普遍想法。

一些国外企业为了阻碍TD-SCDMA的发展，不仅在态度上表示出轻蔑，而且还在一些场合公开进行抵毁：“中国的TD-SCDMA根本没有发展前景，大唐也将和这个标准一起消失。”

刚刚踏上产业化之路的TD-SCDMA，一方面要面临资金、技术、人才的挑战，另一方面还要承受来自各方包括媒体界的猜测和置疑，使TD-SCDMA的产业化推进工作陷入困境。

TD-SCDMA发展困境中的转机

2002年6月12日，正在上海出差的杨骅接到了周寰院长的电话，电话里，周寰让杨骅尽快写出一份向无线电管理局提出频率申请的报告，这让杨骅兴奋地预感到，TD-SCDMA的频段分配快有结果了。

下午，杨骅乘晚班飞机回到北京，飞机刚一落地，就又接到周寰的电话，要求他明早8点把报告送到集团。其实，关于频率的问题杨骅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在回公司的路

上，他给唐如安打了一个电话，汇报了一下自己的思路。出乎他意料的是，唐一口否定了他提出的“55MHz频段”，而是直接表示要申请155MHz频段。

晚上，杨骅在公司的办公室里，熬了一个通宵，报告完成了。

第二天，在与信息产业部无线电管理局的领导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杨骅的报告得到了相关人员的认同。事后，有人在与时任无线电管理局局长的刘利华讨论起这件事情时，刘利华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经常会出国参加一些国际性的无线电大会，以前我们参加这些会议的时候，没有人理会我们，但自从中国有了TD-SCDMA标准以后，我们到哪里都成了上宾，到哪里都会有人跟我们谈起这个标准。中国要支持自己的标准，正是有了自己的标准才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2002年10月23日，信息产业部通过《【2002】479 号文件》公布了3G 的TDD 频谱规划，为TD-SCDMA 标准划分了总计155MHz 的非对称频段。

在TD-SCDMA标准最初被提出时，是政府和运营商的大力支持，使得TD-SCDMA能够克服重重阻力，最终成为国际标准，在TD-SCDMA的产业化进程中，同样是由于政府的支持，才使TD-SCDMA得以重现曙光。

自从TD-SCDMA作为3G标准被国际电信联盟采纳后，信息产业部即明确表示，将本着“严谨、求实、创新、发展”的精神，联合政府其他部门共同对其成为事实上的标准进行大力的支持。

其实，每一个国家对于本国的标准，都是给予了足够的支持。不管是高通的CDMA还是欧洲的GSM，都是在政府强有力支持下才有了今天的辉煌。单纯依靠企业力量实施标准战略是不现实的，它需要一种更强有力的支持。

欧洲在第一代移动通讯时期，各国各自为政，整个欧洲有5个标准，市场十分混乱。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欧洲11个国家的邮电部长，组成一个团体“Group of Special Moment”，在1982年就确立GSM的基本标准，全欧洲频率统一在900MHz。这完全不是一个企业的行为，而是整个欧洲的行为。

虽然GSM技术1989年已经成熟，但美国直到1994年仍还不让GSM进入本国市场。1990年，美国仿造欧洲的GSM把GSM的技术指标全部改过，改称IS-54，宣布在美国必须用IS-54的标准。不久，高通宣布自己CDMA研制成功，虽然还是实验室阶段，但美国政府立即把CDMA定为美国的标准。美国是第一代移动通讯的世界第一大市场，他们以频率资源为交换，使得众多企业支持CDMA，一直到1994年美国把频率资源拍卖完毕，才允许欧洲GSM标准进入，但那时候美国市场已经是高通CDMA的天下了。高通的CDMA现在每年光卖标准就是几十亿美元，但如果当初没有美国政府在北美地区的支持，可能很难走到今天。

中国政府对TD-SCDMA的政策倾斜使TD-SCDMA同时也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有外电由此分析说，中国政府已敦促国内产业界采取行动支持中国自己的电信业标准。国内一些相关部委的官员也在一些非公开场合透露，不排除将TD-SCDMA标准采用和3G牌照挂钩的方式，进行政策性推动。

就在TD-SCDMA频段消息发布的第二天，西门子信息与移动通讯集团董事保利即在上海表示，在移动通信技术研发上，西门子将同时兼顾W-CDMA和中国的TD-SCDMA两大标准，西门子将再追加投入5000万欧元用于TD-SCDMA的研发。

TD-SCDMA产业联盟成立：思维突破

2002年10月30日，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大唐、南方高科、华立、华为、联想、中兴、中电、中国普天等8 家国内知名通信企业的手挽在了一起，TD-SCDMA 产业联盟正式成立。

其实，早在2001年底，在大唐移动公司筹备阶段，唐如安就提出了成立产业联盟的想法，用唐如安自己的话说，这叫“连横”，在战国时代就有“连横”之说，现在，WCDMA和

cdma2000比TD-SCDMA强，因此必须“连横”。在联盟内部，部分知识产权共享，看似大唐吃了小亏，但整个产业起来了，大唐才能生存下来，实则是占了“最大的便宜”。没有这种心态，把未来画在图纸上的利益当作眼前的利益，是最愚蠢的做法。

当时，唐如安把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主要负责市场工作的杨骅。

杨骅，大唐移动公司副总裁，TD-SCDMA产业联盟的秘书长，自产业联盟最初成立到后来发展壮大，可谓是沥尽心血，有人曾戏言：“杨骅为发展TD-SCDMA产业联盟，连头发都累光了。”

2002年5月，杨骅将这项工作向发改委的领导做了汇报，发改委领导对这个想法表示了极大的支持。

“当时，我们还以为华为、中兴不会加入呢，谁知和华为的领导一谈，他们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中兴也是这样，和中兴的中层谈了几次也没谈成，后来约到了他们的一位副总裁，就很快达成了协议。”杨骅说，“之所以会与很多企业领导一拍即合，是因为大家都有一种发展民族产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虽然在产业联盟的成立大会上，各企业均是慷慨激昂，但之后到了真正推动这个产业发展的时候，问题就多了起来，各个企业都面临着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华为，华为在WCDMA和cdma2000方面已经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在其投入还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情况下，再让他在TD-SCDMA产业上投入大量的资金，必然会承受一定的现实压力。因此，在产业联盟成立初期，工作始终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推进。

2003年春节刚过，TD-SCDMA产业联盟在西苑饭店召开了“TD-SCDMA产业联盟峰会”，之所以称之为“峰会”，就是要求各企业的“一把手”必须到场。当时，任正非、侯为贵、周寰都来了，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转变“一把手”的观念。大家在会上就TD-SCDMA的知识产权共享、资金投入以及整个市场前景，进行了深入持久的讨论，并达到了一致共识。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成为了TD-SCDMA产业联盟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此后，产业化进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2003年底，凯明、展讯、天碁、重邮信科、海天、海信成为TD-SCDMA产业联盟成员，联盟成员扩大到14家。

2006年初，联盟的企业已经扩展到26家，从系统到终端，从核心网到接入网，从芯片到软件，TD-SCDMA的产业链和产业环境不断成熟与完善。同时，还有大量的国际、国内企业在争抢入围联盟的入场券。

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也是世界上发展潜力最大的市场，是全球业界巨头的增长希望所在。对于诺基亚、爱立信、朗讯、北电等公司来讲，中国对TD-SCDMA的支持让他们必须重新定位。

TD加速发展

155MHz 非对称频段的划分、产业联盟的成立以及国家3G专项的全面启动，使TD-SCDMA产业的发展迅速驶向快车道，TD-SCDMA产业的格局也由此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至今，李世鹤仍然清晰地记着2004年12月9日那天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访荷兰，在飞利浦总部接听来自中国TD-SCDMA移动网络系统国际长途时的情景，当时，电话的这边是大唐电信集团总裁周寰，电话的一端是远在荷兰的温家宝总理，在视频画面上，温家宝总

理带着亲切的微笑听完周寰的介绍之后，高兴地说：“我听得非常清楚。”，并预祝TD-SCDMA产业取得成功。

从2003年下半年到2005年，TD-SCDMA在系统、终端、芯片等方面喜讯频传，不少外国企业很纳闷，大唐和TD-SCDMA产业链上的企业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对此，大唐人打了一个比喻：一个猎狗为什么追不上一个兔子？因为对猎狗来说，兔子只是食物，它只是在追一顿午餐而已，他可以不去追兔子，但对兔子来说则是逃命！同样，对大唐和整个产业联盟的企业来说，TD-SCDMA关系到企业的命运，必须加快发展。

TD-SCDMA的“快”，带给了业界一个个惊喜。

2005年6月30日，TD-SCDMA产业化专项测试的最后一个测试任务如期完成，国家权威部门正式公布测试结果：“TD-SCDMA完全具备大规模独立组网能力”，TD—SCDMA的技术性能和运营价值，经受住了国家权威部门的检验。

TD-SCDMA已经形成了一个由40多家国内外知名电信企业集体参与的3G大产业。 从系统到终端，从核心网到接入网，从芯片到软件，TD-SCDMA的产业链和产业环境在不断成熟与完善。在TD-SCDMA系统设备方面，通过大唐与阿尔卡特、华为与西门子、中兴与爱立信、普天与诺基亚的多种合作模式实现了国内外企业在技术、规模生产以及营销服务等领域的优势互补，加速了产业化工作进程，提高了TD-SCDMA技术的商用成熟度。

在TD-SCDMA芯片方面，以天碁、凯明、展讯、ADI、重邮信科等为代表的芯片企业设计出了TD-SCDMA单模，TD-SCDMA/GSM双模多种商用芯片，并推出了各种终端解决方案。在芯片企业的支持下，大唐移动、华立、联想等终端企业已开发出了20多款TD-SCDMA终端。

此外，由于TD-SCDMA技术的高度开放和先进性，我国通信领域迅速在芯片、测试仪表、半导体、精密仪器等配套产业环节不断实现着历史性突破，中国的通信格局正在悄然改变。

同时，在TD-SCDMA的资金方面也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TD-SCDMA融资渠道迅速扩展。2005年9月，大唐集团与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签署战略合作暨财务顾问协议，中国工商银行将为大唐集团主要支柱产业TD-SCDMA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并为大唐集团及所属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随后，国家开发银行宣布将全面支持大唐集团自主创新战略实施及其自主创新产业发展，特别是TD-SCDMA产业。此外，国际投行与基金高度关注TD-SCDMA在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突破，国际资本市场，已经与中国通信产业开始了实质性握手，在资本市场，TD-SCDMA获得了实质性突破。

TD-SCDMA蓄势待发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徐铁铸，是许多个在TD-SCDMA阵营从事多年研发工作的工程师之一。“TD-SCDMA起步晚，如果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TD-SCDMA不可能走到今天。我们这些从事多年TD-SCDMA研发工作的人员，都期待着一个结果，就是TD-SCDMA真正实现商用。”徐铁铸说。

2005年中，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在国际性3G峰会上公开表示：“中国3G系列标

准的起草、制订工作已取得积极进展，特别是TD-SCDMA标准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进程，中国已逐步形成了从系统设备到终端、芯片、软件及无线研发制造的完整的产业。”2006年初，信息产业部正式颁布 TD-SCDMA为我国通信行业标准，这无疑给快速发展中的TD-SCDMA再次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随着产业化的一次次跨越，TD-SCDMA的市场前景日渐明朗。

不久前，TD-SCDMA的规模测试方案最终确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三大运营商分别圈定保定、厦门、青岛，由大唐和鼎桥协助中国电信在保定建网，中兴和鼎桥在厦门协助中国移动建网，大唐和中兴合作在青岛协助中国网通建网。 此次大规模测试，是TD-SCDMA经历了三轮外场测试之后，即将商用前的最后准备。

与此同时，TD-SCDMA也将在香港建立测试网，香港特区政府已基本同意提供测试牌照以及TD-SCDMA的无线频谱，并将资助测试需要的部分资金。除3G设备和服务供应商可利用这个测试平台开发TD-SCDMA的内容及服务外，手机厂商开发的TD-SCDMA与WCDMA双模手机也将由此进入香港市场。

在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面前，TD-SCDMA正在通往3G的跑道上做最后的冲刺。

后记：让中国抓住一个机会

项立刚

历史的发展经常有两种情况，水到渠成与偶然机缘。这两种情况都会积极地影响着历史发展，带来历史发展的转折。

在很大程度上，偶然机缘在历史发展中更重要，正是因为一次次偶然机缘的组合，

重新改变了历史。历史的前进与发展也正是在一次机缘中改变。

对于还是处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推出一个自己的国际标准，被世界广为接受，而且产业化，目前还难说是水到渠成，并不是我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完全具备了和世界上发达国家抗衡的实力，我们从技术上到经济上也可以把TD-SCDMA自然地推向市场。

TD-SCDMA的提出，成为标准，终获通过，走向产业化，可以说是一连串的机缘的结果，偶然的因素很多，但是从这许多的偶然之中，我们也在看到一种必然。

通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确实积聚了较为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这个市场是任何一家国际的一流的通信设备制造商不敢轻视的，这个市场也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机会。

国家对于中国移动通信发展的支持和帮助。中国政府对于中国自己提出的标准，给予了巨大支持。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对于这一标准就明确表示了支持态度，各级政府从不同方面给予了巨大的支持，才使这一标准渡过重重难关，在世界舞台上和其他标准一争高下。

在技术上，中国距世界先进水平已经越来越近，曾几何时，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技术人员只有看的份，决无自己发言权。通过20多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在通信设备制造技术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距世界先进水平一点点在逼近。TD-SCDMA标准的提出也再一次证明，中国在通信领域技术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中国知识分子的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也是TD-SCDMA标准最终通过的重要原因。没有以李世鹤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奋斗精神，决不会有TD-SCDMA的提出与通过。正是这些知识分子不屈的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才使这一标准面对压力，面对困难，一步步走下去。

正是种种机缘走到了一起，TD-SCDMA才从一个试探，变成一个标准，终于被国际社会接受，最后事实证明不但不是传言，这个传言也在逐渐成为现实。

然而，我们也知道，直到今天，TD-SCDMA能不能真正从一个标准，走向产业化的舞台，在中国、在世界的通信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仍然需要时间来证明。这是中国的一个机会，中国有没有能力把握住这次机会，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要面向历史回答的。

世界发展史上，日本的明治维新，正是一个机会的出现，被把握了机会，日本从一个弱国，很快成为一个政治强国，一个军事强国，也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在中国没有出现，但是因为没有把握住，机会才在我们身边一点点溜掉。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的经济已经显露出较大的颓势，在世界经济舞台，日本经济将超过美国的声音并不鲜见了。计算机技术从大型化走向微型化，仅是一个机会，美国人清醒地看到了这个机会，使美国的技术成为世界上微型计算机的事实标准，今天在计算机垄断地位的，只能是美国。而互联网技术曾经是通信领域很不屑的破网，无论是技术模式和经济模式都存在着大量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美国人却提出要建立自己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重新定义了信息、信息传播的模式，美国政府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各个层面推广自己的概念，支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把技术的扩张作为政治扩张和经济扩张的基础，很快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今天美国不但牢牢占据了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和世界第一政治大国的位置。而且以其发展势头，大大压制了欧洲、日本这些经济强国的发展。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互联网技术只是一次机缘，以其构筑信息高速公路，形成一种新的信息传播体系，并不是全世界技术专家都看好的，对于其安全漏洞、经营模式、传输能力，有许多不同的看法。然而正是美国抓住了这次机会，为其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韩国，在第二代移动通信时代，韩国还是一个主要依靠进口的国家，在3G开始出现之时，韩国就是把3G作为自己发展的机缘，以政府组织牵头，带动制造商共同开发，共同享受研究成果，很快获得了成果。今天韩国已经从一个产品和技术的进口国转而成为产品和技术的出口国，在世界各地都有韩国设备制造商的身影。

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改变世界。我们的经济发展，需要一个个支点，一次次机会。

TD-SCDMA对于中国来说，绝对是一次机会，虽然它不一定就完全意味了中国已经是世界通信技术大国，但是它的出现，重构了世界通信技术大国的格局，也为中国加入4G等其他移动通信技术的标准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在移动通信基础技术的研发上积累了经验。这一技术标准的采用也告诉世界，中国已经具有了一流通信技术的研发与制造能力。

在记者采访中国移动集团总工程师李默芳女士时，说到TD-SCDMA这一标准得到通过时，她连说了几个：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流下了热泪，在安静地等待中，我们深深地了解，太难了，也太重要了！

作为一个长期工作在中国通信业的专业人士，她太了解这一技术标准对于中国通信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正是这一标准的提出、通过，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只带着耳朵听，而是让越来越多的外国厂商听中国的声音，中国的看法。这一标准转化为产业，其中蕴含的产值以万亿计算，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

百余年来，中国失去的机会太多，在技术领域，中国得到的机会也并不多，我们没有理由把一次就在眼前的机会放弃。

中国需要机会。

今天我们有了一次机会。

让我们抓住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