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道格拉斯·G.诺斯(Douglass North)
诺斯通过建立一个完整的分析制度及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揭示了***制度在经济绩效****中的作用，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由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三个基本部分构成。制度是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经济增长(或停滞、衰退)影响的关键，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
制度的概念和制度研究的方法基础
制度
人类社会的制度(institutions)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由三个基本部分构成:“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准则)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enforce-ment characteristics)”。
基本方法论基础
制度分析方法论基础中的三个基石性问题,即人类合作、制度分析中的行为假定,以及人类交换中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问题。
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基础———即人类行为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
人类行为理论
在对新古典经济学中人的最基本的行为假设———即在一个无制度存在的(institution-free)假设环境中作理性选择———进行了一些讨论后,诺斯主张,“我们必须深入分析人类行为的两个具体方面:(1)动机;(2)对环境的辨识(deciphering)”。照诺斯看来,人类行为要远比蕴涵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内部的个人效用的“理性最大化”来得复杂。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仅有财富最大化行为,还有利他主义(altru-ism)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而这些不同动机会极大地改变人们实际选择的社会结果。诺斯还认为,人们是通过某些先存的心智构念(preexisting mental constructs)来处理信息和辨识环境的,因而这些现存的心智构念对制度的形成、维系和变迁,都有着重要影响。
诺斯深刻地指出,由于在人类的社会互动过程中每个人所拥有的有关他人行为的信息均是不完全的,因而每个人在社会选择中处理、组织以及在利用信息上均存在着一定的心智能力上的局限,而“这种人的心智能力与辨识环境时的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便演化出了旨在简化处理过程的规则和程序。由此而形成的制度框架则通过结构化(structuring)人们的互动,限制了行为人的选择集合”。
结果,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便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制度,并产生了人类社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和锁入(lock-in)效应等等。
“路径依赖”,简单地解释就是“从过去衍生而来的制度和信念影响目前的选择”。
在谈到交易费用范式在制度研究中的意义时,诺斯认为,由于人们在市场交换和社会交往中的信息不完全,因而人类总是存在于各种各样的“insti-tutional matrix”（制度矩阵）之中,或者换句话说———人类不是生活在一个“制度缺失”的世界之中,那么,按照科斯(Ronald Coase)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理论,制度问题就极其重要了。诺斯明确指出:“我的制度理论是建立在一个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与一个交易费用的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当我们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时,就能理解诸种制度何以会存在,以及它们在社会运行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制度的三个基本构成
人类制度的三个基本构成部分,即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以及二者的实施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诺斯在这本书中是先从“非正式约束”来开始他所理解的制度构成的理论剖析的。为什么研究制度问题要从分析非正式约束开始?对此,诺斯给出了他自己的理由:即使在像当代西方国家这样法治比较健全的发达经济体中,正式规则也只是型塑人们社会选择之约束的很小一部分(尽管非常重要),而人们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换中的非正式约束则普遍存在。诺斯还认为,在人类社会诸种文化传统中所逐渐形成的一些非正式约束,包括人们的行事准则(codes of conduct)、行为规范(norms of behavior)以及惯例(conventions)等,无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会在社会演化中对行为人的选择集合产生重要影响。加之,由于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非正式约束往往并不会对正式规则的变化作出即时反应,因而嵌套在这些非正式约束(nested in)中的文化则会在“制度的渐进演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从而成为路径依赖的根源”。
正式约束及其在经济运行绩效中的作用。按照诺斯的理解,“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和司法)的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这些不同层次的规则———从宪法到成文法、普通法,到具体的内部章程,再到个人契约———界定了约束,从一般性规则直到特别的界定”。诺斯还认为,一般而言,政治规则决定经济规则,或者换句话说,产权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契约一般是由政治决策过程所界定并实施的。当然,诺斯也认为,经济利益结构也会对政治结构产生影响,因而他提出,“规则是来源于自利[选择]的”,从而“规则的设计通常是将服从成本(compliance costs)考虑在内的”。根据这一思路,诺斯提出了一个正式规则的理性设计思路:规则制定者就像一个歧视性垄断者(discrimi-nating monopolist)那样行事,他为不同的选民群体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与正义,并设计和保护产权;而作为回报,统治者将获得税收收入。
交易费用理论
在对非正式约束和正式规则进行了一些探讨之后,诺斯专门探讨了契约的实施问题。
在历史演化中,制度变迁、契约以及经济绩效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都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契约能够低成本地得以实施。
既然在制度构成的三个主要部分中实施问题是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才能恰当地把握实施问题并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诺斯特别介绍了在20世纪80年代博弈论制度分析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并提出,在参与社会博弈各方的信息不完全且在非重复博弈的情况下,“那些能使人们在非个人化交换(impersonal exchange)条件下从贸易中获取收益的复杂契约,必须伴随着某种形式的第三方实施”。在看到这一点后,诺斯也同时认识到,尽管政治组织作为第三方且在其动用强制力量来监管与实施契约方面确实存在着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不过这里却又暗藏着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两难困境: “如果说我们不能没有国家(state),那么同样,有国家也未必是件好事。”诺斯认为,这里面的要害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确保“国家像一个不偏不倚的第三方”那样来行事。很显然,这一论辩理论的一个逻辑结论自然是(尽管他没有言明),没有现代宪政民主(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政制,又如何能确保国家———或言政府的政治企业家———来公正无偏地作各种确保非个人化交换经济效率的种种契约实施第三方的“enforcer”?按照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只有有了良序的现代宪政民主政制,一个社会的法律体系和司法程序才会正常工作。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制度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法律制度在确保经济运行的绩效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正如诺斯所见,正是有了宪政形式的保障和支撑,在一些发达国家存在着有效率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系统(包括完善的各类法律以及各种各样的法律界人士,如律师、仲裁人和调解人等),从而人们一般才会相信影响人们之间经济与社会纠纷处理结果的,是法律依据,而非私下的贿金。
只有像17世纪之后的英国那样逐渐演化生成或构建起了某种合宜的宪政体制(constitutional forms),才能有效防止政治权力被政府粗暴地滥用,才能随之建立起有效的法制和司法体系,从而确保存在大量非个人化交换的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复杂契约的实施。
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
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
这部分讨论了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制度变迁的主角及其型塑制度变迁方向的可能途径
诺斯先是从讨论经济组织与种种制度约束之间的关系来开始探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诺斯对组织(organization)与制度(institutions)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一直是:“组织及其企业家(entrepreneurs)是制度变迁的主角(agent),他们型塑了制度变迁的方向” ;“制度是社会博弈的规则,是人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如果说制度是社会博弈的规则,那组织就是社会博弈的玩者” 。由于把组织以及组织中的企业家视为制度变迁的主角,在“组织、学习与制度变迁”中,诺斯就深入分析了企业家、组织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并一再指出, “(政治的或经济的)企业家会运用他们的才能或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来搜寻获利的机会,估计成功的概率,用组织的资源来冒险,以获取潜在收益”。诺斯还认为,是组织及其企业家通过学习和有目的的活动,来“型塑了制度变迁的方向”。
在其后的分析中,诺斯还分析了经济组织的最大化行为型塑制度变迁方向的三个具体途径:“(1)派生出了投资于各种知识的需求;(2)有组织的经济活动、知识存量与制度框架之间的持续互动;(3)作为组织的最大化行为的副产品,非正式约束也会有渐进性的改变。”
制度变迁的内容
诺斯首先指出,制度变迁“通常由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规范和实施的复杂结构的边际调整所组成”。
之所以如此,诺斯认为,这是因为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之间常常存在着复杂的互动,且二者与它们的实施方式一起,型塑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指引着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尘世活动,也是制度的稳定性和持存的根源。
诺斯发现,“非正式约束的主要作用是修改、补充或扩展正式规则。因此,正式规则或其实施的变迁,将导致一个非均衡状态的出现,因为构成稳定选择理论的基础的,是一个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约束以及各种实施在内的综合因素”。可能正是基于对制度构成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内在关联互动的这种认识,诺斯在1987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制度、交易费用与经济增长”中,曾具体解释说:“理解制度以及制度变迁之困境(dilemma)的关键,就在于人们能认识到,他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些构成行事准则和规则的东西是在长时期中逐渐演化而成的(will only gradually evolve over a lifetime)。
制度分析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研究博弈规则,而是研究个人对这些规则的反应。尽管这些规则可以即时改变(may change overnight),但个人对规则变化的反应却是一个极其复杂和缓慢的适应过程。规则的变化要求规范、惯例和非正式准则的演进。”
尽管在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以及二者的实施方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内在互动从而制度本身就常常秉有一种内在的稳定性,但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制度本身确实是在不断地演化变迁着。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人类社会的种种制度不断变化?诺斯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他的一个独到的看法:“相对价格的根本性变化,乃是制度变迁的最重要来源”。为什么会如此?诺斯认为,相对价格的变化,不仅能改变“个人在人类互动中的激励”,而且能改变人们的口味(tastes)和偏好,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一些“先存的心智构念(preex-isting mental constructs)”,并最终引致制度的变迁。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相对价格的变化才会最终导致制度变迁呢?诺斯认为,只有一种相对价格的变化能使交换的一方或双方(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感知到通过改变协定(agreement)或契约(contract)将能使一方甚至双方的处境得到改善时,人们才有重新订约、签约的动力。然而,由于“契约是嵌套于规则的科层结构之中的,如果不能重构一套更高层面的规则(或违反一些行为规范),再协商或许就无法进行。在此情况下,有希望改进自身谈判地位的一方就极有可能投入资源去重构更高层面的规则”。这样一来,改变现存的制度安排就不可避免了。另外,诺斯还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除了一些战争、革命这些政府“非连续”的制度变革外,重大的制度变迁往往是通过无数次具体且微小的非正式约束的变化累积而成的:“这些微小变化在整体上构成了根本性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路径
诺斯自己解释道,他之所以关注制度变迁的路径问题,是想回答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1)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什么决定了社会、政治或经济的演化的不同模式? (2)我们该如何解释那些持续绩差的经济体的长期存在?根据是保罗·戴维(Paul David)的著名文章“克利俄7与键盘的经济学”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 fQWERTY, 1985)和布莱恩·阿瑟(W. Brian Arthur,1988)的研究,诺斯认为,“路径依赖” (path-dependence)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解释变量,这即是说,一些微小的历史事件可能导致某些制度产生并沿着某种路径长期沿存下去。但是,诺斯也认识到,尽管决定社会与经济演化之关键的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都常常会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但是,无论是阿瑟的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故事,还是戴维的键盘经济学,在被运用到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中时,均有其局限。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二人都没有注意到型塑了制度变迁的路径的两种力量,即“报酬递增,以及以明显的交易费用为其特征的不完全市场”。
诺斯还具体解释道,在报酬递增的情况下,制度是重要的,它将型塑经济的长期演化路径。然而,尽管存在着报酬递增,但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甚至只要市场交易大致接近于零交易费用的模型,那么,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就是有效率的。然而,如果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回馈又是断断续续的,并且在交易费用十分显著的情况下,被不完美信息回馈与意识形态所修改了的行为人的主观模型就将型塑制度变迁的路径。这样一来,不仅不同的路径会出现,低绩效的制度安排也会长期驻存,而且行为人由历史过程得来的感知也将反过来型塑他们的选择。讲到这里,诺斯不无感慨地说:“在一个制度报酬递增的动态世界里,行为人的不完美的或笨拙的努力所反映出来的是:以现有的心智构念(mental constructs)———观念、理论和意识形态———来辨识复杂的环境是多么的困难!”通过将制度渐进性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与持续成长或持续衰退经济模式的长期驻存结合到一起来分析,诺斯得出了如下洞识:“发展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course)上,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
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前面的内容表明,“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在对自己的制度及其制度变迁的理论阐释作了一些总结性的评论之后,诺斯转而对欧洲近代经济史上两个鲜明的国家实例进行了对比分析。诺斯发现,在欧洲近代历史上,一个成功的例子是英国。在英国,相对价格的变化曾引发了政治与经济体系的演进,导致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和宪政民主政制的生成,从而解决了财政危机,并于19世纪在工业革命和西方世界近代兴起中成了领头羊。另一个相反的例子则是西班牙。尽管西班牙的初始条件比英国更为优越,但是,其内部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带来的却是无法解决的财政危机、破产、资产充公,以及无保障的财产制度,最后所导致的历史结果是,西班牙经济在长达三个多世纪中相对停滞了。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两个国家在近代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径?这一问题非常值得从制度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史的理论角度进行反思。
接着,诺斯还列举了在美洲近现代史上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处在北美大陆的美国的经济社会演变历史是以联邦政制、政治制衡(checks andbalances)以及作为经济运行的一个基础性结构的私有产权制度为其特征的———这些基础性制度结构鼓励人们建立资本市场,并促进了经济成长所必需的长期契约行为。反观拉丁美洲近现代经济史,人们会发现,这些国家一直保持着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那里所继承来的集权与官僚传统,结果导致其经济表现一直并不令人满意(用诺斯的话说,“这套制度和组织既不能产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维护政治与公民自由”,见North, 2005, p. 144)。结果,在南北美洲的近现代历史上,不同的制度安排也演化出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路径,并在经济表现和绩效方面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为什么在人类近现代历史上出现了这么鲜明的两条社会演化路径?其原因到底何在?诺斯发现,“在前者(指英国和后来的美国———引者注),一种促进非个人化交换的制度框架演化生成了,而非个人化交换是政治稳定以及获取现代技术的潜在经济收益所必需的。在后者(指西班牙和拉美国家———引者注),人情关系依然是许多政治与经济交换的关键。产生这种人情关系的制度框架在演化中既不能带来政治的稳定,也不能使现代技术的潜力得到持续的发挥”。在谈到非个人化交换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时,诺斯还在后来的著作中一再强调:“英国的制度遗产为非个人化交换制度的生成(the development)创造了一个有利环境,而非个人化交换制度是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
根据对近代历史上的这些经济绩效迥异的国家实例的对比分析,诺斯再一次强调他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制度是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经济成长(或停滞、衰退)之影响的关键”。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诺斯还较为详细地考察并分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法律、契约制度与市场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从早期的部落之间的交换、北非的集市贸易(suq)、威尼斯的地中海贸易(Venetian Mediterranean)、位于欧洲中心地带的香槟集市(Champagne fairs),到欧洲中世纪的远程贸易,再到现代资本市场、金融和公司制度,以及其他复杂的非个人化的交换(interchange)形式的出现,等等。诺斯还分析了欧洲近代市场的发展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欧洲历史的分析研究,诺斯发现,“有些经济体演化出了能促进第三方实施的发展的政治结构,还催生了象征着现代西方世界的复杂的制度结构。但即使是在西欧,也并不是所有的经济体都以同样的方式演化。有一些国家———如西班牙———就走入了死胡同,这是其政治-经济政策所造成破产或抑制生产性制度创新的结果”。诺斯最后认为,正是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效应,使欧洲各国在截然不同的初始条件的背景之下,经济绩效表现迥异,并使英国与西班牙走上了不同的历史演化道路。
那么,为什么英国在近代史上的经济绩效表现会如此突出?在最后一章,诺斯再次强调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自13世纪初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到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时期的英国政治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对英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诺斯具体解释道,光荣革命的结果是“… …议会的崇高地位、中央(议会的)控制财政事务、对皇权的限制、司法独立(至少脱离王室而独立),以及普通法法庭的崇高地位,均相应地建立起来了。这一系列变革的一个主要成果是增强了产权的保障”。结果,“产权保障以及公共与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导致了英国后来快速的经济发展,还成就了其政治上的霸主地位,并最终使英国雄霸世界”。在后来出版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中,诺斯又进一步从理论上总结道:“良序运作的市场需要政府,但并不是任何政府都能做到这一点。必须存在一些限制政府攫掠市场的制度。因而,要解决这类发展问题,就需要设计一些政治制度,从而为良序运作的经济所必需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奠定基础,同时亦能限制政府及其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及其权威。”
这样,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制度概念及其构成以及制度变迁过程的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结构完美,且既有理论论证也有翔实史实材料印证的多视角、大范围的分析,诺斯在这本不厚(只有十几万字)的“小册子”中,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的制度分析及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