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YBTK-012
关键词：经济困境与择业；堕胎合法化与降低犯罪率
北京时间2019年07月23日出品
1. 经济困境与择业
从我家到目的地A，有两趟公交车1号和2号能够直达。这两辆车的差异点在于车费和发车间隔，除此完全一样，1号车收2元，2号车收2.8元。
如果交通卡是我唯一的付费手段，当卡里余额多于2.8元时，哪辆车先到，我就坐哪辆；而当低于2.8元时，我只能等1号车，换言之，就是我的选择只剩下一个，无形中会增加我需要等车的概率。对于自己而言，比较靠谱的做法，是在每次坐车前，都确保交通卡有充足的余额。
这个例子提醒了我这段时间找工作的经历。我在回国之前收到了一个offer，当时，我并没有从其他途径去了解这家公司，就答应了入职。后来，从几个不同途径得知这家公司并不如我所预期时，我就把offer给拒了，继续再找工作。
后来跟朋友聊起这件事，他们都说我“太急了”。我想想这个中原因，是因为我急于要摆脱“不确定落脚点”和”个人存款所剩无几“的状态，只要稍微符合我“预期”的工作，都是可接受的，而并没有从长远或者是多个维度去考量我到底想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当时我的脑子里的认知余额可能就跟交通卡的少于2.8元差不多，死死地盯住那辆符合我短期认知”支付能力“的”1号职场公车“。求职准备、面试、公司研究都是需要花时间去处理的，急于求成可能会让自己无暇去考察重要的细节，例如工作内容、团队氛围、职业发展路径等等，而造成个人急于求成的重要原因是经济困境。这让我想起有些通俗的个人理财建议，在提及个人储蓄的时候，会建议储蓄金额至少确保有六个月的生活费，如果有房贷的话，还要加上房贷。这个建议的依据是假设一个人失业的话，可能需要六个月才能找到下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就需要动用储蓄来应对个人生活。如果储蓄过低，可能造成的局面就是为了生存，而被迫选择一份对于并不满意的工作。
从短期来看，可能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如果按照追踪调查的思路来回溯，就能看到经济困境对于个人做抉择的负面影响会有多大。’The Broken Ladder‘提及到一个实验是研究”感到贫困/富裕“对于被试做个人财务决策的影响是怎样的。首先，被试会被研究人员问一系列的个人财务状况、生活以及性格方面的问题，然后，研究人员会告知被试这些数据会被输入电脑，并告诉被试电脑算法会给他们提供理财分析。而实际上，所有的理财分析都是随机给出，目的在于让被试随机形成”感到贫困/富裕“的心态。实验的结果是，那些被告知”个人财产位于中产/富裕“水平的被试，即感到相对富裕的群体，在做模拟的理财选择时倾向于长远打算；而那些被告知”处于贫困线“的被试，即感到相对贫苦的人，则更愿意采取激进、短期的理财方式，更会选择”live fast, die young“的生活方式。这种贫困所带的稀缺、紧迫性思维方式，在实际生活中能解释穷人更有可能从事毒品交易，因为他们只关注某些毒贩迅速积累的财富，却忽略了自己通过这种方式谋财的高风险，以及高估了一夜暴富的可能性。作者特别指出，这种短视的思维方式的存在并不需要真实贫苦，只要是在对比中感到相对贫困也是成立的。
在”择业“这个场景中，要避免经济困境造成的短视思维限制职业选择，我觉得可能得从1）保障充足的储蓄和2）收集充足的信息两个方向入手。首先，”择业“的最终目标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的职业，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这段时间可长可短，如果克服陷入”优先选择来钱快“的陷阱，就要尽可能消除某段时期没收入所带来的焦虑感，那么就需要有一定的储蓄来保障自己基本的日常开销。储蓄的来源有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关于”收集充足的信息“，这其实是成功求职的一个必要条件了，在”经济困境“这个背景下尤其重要。因为，作为求职者来说，仍然是希望能够谋求一份可以长期发展、收入合适的工作。收集充足的信息的重要功能是辅助决策，缩短决策的时间，提高结果的满意度，这些信息包括向内探索和向外探索。向内探索是指充分了解自己的性格特点、优缺点等等自身特点，对外探索是指了解工作内容、企业信息、行业发展的相关信息。内外探索相结合有利于找到匹配自己的工作，最终有效率地寻获合乎心意的offer。至于收集信息的渠道，我自己觉得找相关行业的知情人士是最快速的，获得的信息也更为具体。在职的和离职的人则能够提供多角度的岗位信息，避免确认性偏见和大企业带来的光环效应(halo effect)。
我最近正在尝试的测试自己与某岗位是否合适的方法是：阅读该岗位上业务必须阅读的书籍。这个测试背后的逻辑是：如果在入职前已经对书籍所描述的内容不感兴趣，那么入职之后会感兴趣的可能性不高，对该岗位要慎重考虑。测试结果还未知，科学依据待寻找。
延伸阅读（求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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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堕胎合法化与降低犯罪率（实验总结）
”堕胎合法化会降低犯罪率“的内容是从Abortion and Crime, Revisited这期节目听来，之后就顺便翻了一下节目里提到的论文，觉得这个实验设计和结果简直revealing。我对于”因果联系“会比较关注，下面的内容也会偏向于作者的因果分析。
JOHN J. DONOHUE III和STEVEN D. LEVITT是论文的两位作者。论文的背景是两位作者发现从1991年开始，美国的犯罪率就出现大幅度下降，包括凶杀案、暴力犯罪以及财产犯罪等等。针对此，学界给出的解释有呈上升趋势的监禁率、警力的提升、用于预防犯罪的财政投入增加等等。但作者认为这些解释都无法令人满意，尤其是无法合理解释从1990年开始的大面积、持续性的犯罪率下降。
作者提出的假设是：90年代的犯罪率下降应该归功于十多年前开始的堕胎合法化。作者推测通过堕胎合法化对于犯罪率的贡献有两个1）直接减少了犯罪人口和2）减少高发犯罪年龄段的犯罪个案。对于第一个比较好理解，堕胎合法化后，本来会进入高发犯罪年龄的人并没有出生，在未来也就不可能会犯罪了。对于第二个，作者提出了unwantedness这个概念。从过往的研究和数据当中，作者发现选择堕胎的高发人群是青少年、未婚女性和贫困的女性，她们因为自己无法抚养孩子而希望堕胎。如果堕胎是违法的，她们就会被生下孩子，而这群孩子则会生活在不稳定的环境当中，等他们年岁渐长之后，就会成很有可能参与犯罪。堕胎合法化之后，一方面当时当时是unwanted的孩子没有降生，另一方面是女性可以选择等到抚养条件合适的时候再生育，从而孩子可以生活在更有爱的环境中，降低未来犯罪的可能性。
另外，作者提出这个讲说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发现在排除了其他因素，如监禁率的提升后，在1970年至1980年早期堕胎合法化的州，在1985至1997年的犯罪率明显下降，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显著。
关于”堕胎合法化降低犯罪率“的机制，作者再次解释是”通过堕胎，来直接减少将来可能犯罪的人口“。另外为了支持”unwantedness“这个因素，作者提出研究已经指出恶劣的家庭环境与孩子成年后参与犯罪密切相关，而造成”恶劣家庭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母亲对于unwanted child的恨意。
为了验证猜想，作者在已有的实证数据中分析和推测三个变量1)国家犯罪率和堕胎率；2）早期堕胎合法化的州犯罪情况与其他州的对比；3）州堕胎率对犯罪率的影响。
关于第一个变量，作者推测如果堕胎合法化会降低犯罪率，那么随着堕胎率的上升，某些类型的国家犯罪率应该是会下降。作者通过设定堕胎合法化的影响因子，计算堕胎合法化后，凶杀案、暴力犯罪的下降值，然后与实际数值进行比对，结果异常精确。
关于第二个变量，作者坦言并不如数据分析的结果并不理想，原因是一来犯罪行为并不仅仅是出现在某个特定年龄段，整体的趋势是在青少年段会上升，之后逐步下降；另一个原因是那些在Roe v. Wade判例之前已经合法化堕胎的州，堕胎率仍然会上社，没有办法区分开判例对堕胎率的影响，进而无法分离开来堕胎合法化对州犯罪率的影响。因此，对于这个变量，只能反映出堕胎率对国家犯罪率的影响，而没法分析到州。
关于第三个变量，【这个我看不懂原文的分析了。。。】，不过作者在第四部分开头提及”Roe v. Wade判例后的堕胎率与犯罪率的变化有强烈的相关性“。
最后，作者测试了一个假说”如果堕胎合法化会降低犯罪率，那犯罪人员数量的下降应该集中在堕胎合法化后出生的群体中“。作者以被某一年段被捕人员的数量来作为分析依据。结论是高堕胎率的州的15-24岁的被捕人员数量比低堕胎率的州要少5%-14%。
关于整个实验，作者指出青少年、未婚女性和贫穷女性更倾向于认为怀孕是不合时宜或者不情愿的，进而更有可能选择堕胎。而这些意外怀孕的背后又与糟糕的产前服务、频繁的抽烟和酗酒，以及低出生体重相关。最终，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孩子比起那些父母有计划怀孕的孩子来说，成长于更不利的家庭环境。作者强调，这个实验的目标不在于指出”通过堕胎来降低犯罪“，或者是主张”人口优生学“，而是希望政府或者公众能够把资源投入到改善家庭环境、帮助处于劣势的母亲，最终来帮助挽救处于犯罪边缘的孩子。
两位作者于2019年发表了追踪预测结果的论文，根据他们在采访中说，数据更加强有力地证实了他们的猜测——堕胎合法化会降低犯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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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由林志豪撰写，林志豪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