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孙权袭取荆州，刘备救得了关羽吗？或者说他是在借刀杀人？
“借刀杀人”之说，不过是典型的阴谋论，本不值得讨论。
一者，自建安二十四年冬，关羽北征，击破于禁庞德，迫使曹操有迁都之意，至遭孙权偷袭，后方重镇公安、江陵等陷落，腹背受敌土崩瓦解，关羽本人亦被俘，传首于曹操，前后不过半年而已。此中种种发展，皆非刘备所能控制，亦即“借刀杀人”不具备可操作性。
其次，荆州对刘备集团的重要性，远大于所谓“借刀杀人”的收益。曹操北还后。荆州一分为三。曹操据有荆州北部的南阳郡、南郡的一部、江夏郡的一部，余者归孙、刘两家。两家就分配问题，有过两次大规模冲突，刘备本人亦一度自益州回驻荆州。建安二十年，双方达成书面协议，“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该协议对刘备集团而言可谓让步极大，如《读史方舆纪要》所言，“（长沙）后汉时亦为荆州大郡，吴蜀分荆州，长沙属吴，以是蜀之资粮恒虞不给”，关羽控制下的荆州军团由此失去了最重要的资粮产地。但荆州在地理位置上，有“直逼宛洛”的战略优势，这种优势，在刘备集团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亦即，所谓“借刀杀人”是一桩损失与收益不成比例的蠢事。
阴谋论虽然不成立，但刘备进位为汉中王之后，如何处理自己与关羽、张飞之间的关系，倒是颇值一谈。
刘、关、张三人关系特殊，《三国志》中是有记载的。
比如，《蜀志》中说刘备早年“于乡里合徒众”之时，即有“羽、飞为之御侮”，及至做了平原相，又有关、张二人“稠人广座，侍立终日”，私下“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与关羽同时代的曹操集团的谋士刘晔，也认为“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兄弟也好，父子也罢，皆是一种不同于君臣、较少尊卑之分的亲密关系。
这种较少尊卑之分的亲密关系，也体现在刘备集团的发展历程之中。比如，建安四年底，刘备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后，“使羽守下邳城”，“以羽领徐州”，自己则以豫州刺史的身份返回小沛。再如，建安十三年，为避曹操锋芒，刘备自樊城南撤，自己率步骑由陆路赴江陵，关羽率水军顺汉水下夏口。
建安十九年，刘备围成都，马超来投，刘璋随后开城出降，益州平定。马超的到来，似乎让镇守荆州的关羽颇为不悦，史书如此记载他的反映：
“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
诸葛亮的回信如此写道：
“孟起（马超字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
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黥布、彭越，是刘邦集团中分茅裂土、受封为王的军事集团头目，在灭项羽建汉朝的过程中立有大功。诸葛亮在回信中以马超、张飞比拟黥、彭，强调关羽胜过诸人，自然亦是在尊重关羽与刘备之间有别于君臣的特殊亲密关系。其后，刘备据守益州，拜关羽“董督荆州事”，“董督”者，全权管理。较少尊卑之分的亲密关系，同样清晰可见。
但这种关系，终究不能长久。随着刘备日渐走向“君”位，关羽需要逐渐回归“臣”的身份。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进位汉中王，大封功臣，设前后左右四位名号将军，并亲自拟定人选：前将军关羽，后将军黄忠，左将军张飞，右将军马超。方案刚刚拟定，诸葛亮就道出了他对黄忠入选的担忧：
“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
刘备回答：“吾自当解之。”
不出诸葛亮所料，关羽果然有情绪，声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拒绝接受前将军印绶。
最后是使者费诗的说词，劝服了关羽：
“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主，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臂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
诸葛亮所担忧者，并非黄忠不足以做后将军，定军山一役力斩夏侯渊，毕竟是大功。关羽之“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亦非认为黄忠没有资格做后将军。事实上，数年前，刘备夺取益州之时，黄忠在名位上已与关羽相齐——其时，关羽为荡寇将军，黄忠为讨虏将军。关羽彼时无异议，此时声言“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实与“汉中王大封功臣”与不同于以往的官职爵号任命有直接关系。
在此之前，刘备不过是左将军，故而关羽诸人的官职爵号也并不显赫；集团内部官职爵号不规范，其大小自然也不足以体现诸人在集团内所处的位置。所以关羽并不在意自己与黄忠名位相齐。刘备称汉中王正式封拜元勋，意味着官职爵号的规范化。关羽希望自己与刘备之间有别于君臣的特殊亲密关系，能够在这次封拜元勋中继续得到体现，自然是一种人之常情，“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并非认为老兵不足以做后将军，而是含蓄强调自己不应仅仅只是个“前将军”。四将军虽仍以关羽为首，但其余三人与关羽只有前后之别，而无上下之分，等于变相地降低了关羽的地位。
但是，让关羽同张、马、黄三人同列，对刘备而言亦是必须的安排。他之所以急于称汉中王，正是为了整顿集团内部秩序，建立起一种稳固的君臣关系。不称王，刘备与集团中人之间的关系，只能停留在寄主和僚属的程度，僚属需要对寄主承担的效忠义务，要远小于臣属需要对人主承担的效忠义务，僚属可以凭自己的喜好自由离开寄主别投他处，但君臣之间却很难这么做。称王则有国，有国则有君，有君则有臣。刘备称王，正是为了在自己和僚属之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君臣关系。而要建立这种关系，自然就需要重新界定关羽的地位。将关羽归入前后左右将军之列，而不是破例让他独树一帜，正是这种用心的产物。
对刘备的这番用心，诸葛亮表示了他的担忧。刘备的回应是“吾自当解之”，具体办法是派费诗为使者，前往荆州安抚关羽。
作为刘备的特使，费诗的说词中，有“王与君侯臂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等言辞，显见刘备借费诗之口，再次向关羽重申了彼此间有别于君臣的特殊亲密关系。末了那句“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则多少代表了刘备在重新界定君臣关系这件事情上的坚决立场。
当然，刘备仍然做出了相应的让步。前后左右四将军中，黄忠无“假节”之权，张飞、马超“假节”，独关羽可以“假节钺”——斧钺专属君王，暂借人臣称“假节钺”。“假节钺”的武将，可代替君主出征，并拥有斩杀节将的权力。无疑，“假节钺”的崇高地位，部分满足了关羽区别于张、马、黄诸人的愿望。
获得“假节钺”的尊荣后不久，就发生了关羽出兵北伐之事。
同期发生的其他事件，也大体有着相似的逻辑。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之事告终，返回成都之前，欲得一重将镇守汉川，众人皆以为人选当是张飞，张飞自己也如此认为。但刘备却出人意料地重用了时为牙门将军的魏延，造成“一军皆惊”。从汉中归来之后，张飞实际上被闲置了起来。显然，重新界定与张飞之间的君臣关系，是刘备弃张飞选择魏延的主要原因——与张飞不同，《蜀志》记载，魏延是刘备的“部曲将”。
汉中之战结束后，宜都太守孟达由秭归北上进攻房陵。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处于襄阳以西、汉中以东，是汉中与荆州之间联系的必经通道，通称“东三郡”——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构想中的“跨”的位置，据田余庆教授的观点，其实不是三峡，而是东三郡。夺取东三郡，也就打通了荆州与汉中之间的交通。
孟达攻下房陵后，兵锋转向上庸。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刘备命养子刘封从汉中顺沔水而下，统领孟达之军，剥夺了孟达的部队指挥权（夺孟达鼓吹）。
《蜀志》中的解释是“阴恐达难独任”（害怕孟达会有异心），这无疑是相当牵强的。第一、东三郡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西达梁、洋，东走襄、邓，北连宛、邓之郊，南有巴、峡之蔽”，但自然、社会条件极其恶劣。其地四塞险固，地形复杂，民众开化程度极低，经济文化落后，包括孟达在内，不会有任何人会想在这种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搞独立王国。第二、刘备集团当时形势颇佳，孟达也不存在叛逃至他方势力的可能。
建安二十四年五月份，汉中之战结束；七月份，关羽破于禁擒庞德。刘封奉命剥夺孟达军权的时间，亦在此前后。亦是关羽围困襄樊，向东三郡请求援军试图扩大战果之时。刘封取代孟达后，即拒绝了关羽请求援军的要求。
刘封的拒绝援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刘备的意志，是个值得仔细思量的问题。
关羽北伐，《蜀志》中的先主传与关羽传，并无只字提及是奉了刘备的意志。关羽传中的说法是：
“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於樊。”
先主传中的叙述是：
“（称汉中王后）於是还治成都。拔魏延为都督，镇汉中。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孙权袭杀羽，取荆州。”
考虑到关羽当时拥有“假节钺”的特权，其出兵未曾得到成都的许可（拥有见机出兵之权），是极有可能的。一者，刘备集团刚刚结束汉中之战，部队急需休整，暂时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无法在西面开辟第二战线，以支援荆州方面的攻势。二者，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之间，尚未形成稳固的同盟关系，江东对荆州始终虎视耽耽。关羽对此也极为清楚，北伐之时，后方的江陵、公安等地，仍留下了重兵防守，这也导致了前线兵力不足。内外环境如此，很难想象刘备会命令关羽在这样一种时刻出兵北伐。事实上，始于建安二十三年的襄樊之战，原本只是支援汉中之战的一场牵制战，初时规模并不大。此役本应随汉中之战的结束而休止。战事后来扩大为北伐，当是超出了刘备集团的既定方针。
换言之，关羽此次北伐，并非刘备集团的既定战略。以刘封取代孟达（孟出征上庸前为宜都太守，当属关羽军团），实暗含对关羽北伐有所掌控的意图。
关羽覆亡之后七个月，孟达降魏。投魏之前，孟达向刘备上过一道表章，通称《孟达辞先主表》，陈述了自己投魏的理由。表章中，有些话相当耐人寻味。比如：
“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臣每读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
孟达历数古往今来忠臣孝子没有好下场的例子，说自己如今也遭遇了相同的事情。这相同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孟达有一段隐晦的表述：
“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於外。”
略言之，在给刘备的辞信中，孟达认为自己是个忠臣，之所以降魏，是因为在关羽覆败这件事情上，受到了莫大的冤屈。至于如何个冤屈法，信中所言并不清晰。
诸葛亮大约是清楚孟达之叛的内幕的。多年后，有蜀国降人对孟达言及：你叛降魏国之后，诸葛亮切齿痛恨，欲尽诛你的妻儿子女。孟达的回答是：
“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
意即：诸葛亮清楚当年之事的前后因果，知道事情“本末”，不会那样干。
孟达叛逃后不久，建安二十六年，刘封兵败东三郡，撤回成都后被杀。
但以上论述，并不意味着刘备有“借刀杀人”除掉关羽的意图。如本文开篇所言，一者，要达成杀关羽的目的，有许多随机因素是刘备无法控制的。如糜芳、士仁的献城投敌、吕蒙偷袭轻取江陵、公安，均非刘备所能预料和掌控。只要这些随机因素有一件没有发生，最后的结局就会大不相同。二者，以丧失荆州为代价换取关羽之死，对刘备集团而言并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借刀杀人”之说，不过是典型的阴谋论，本不值得讨论。
一者，自建安二十四年冬，关羽北征，击破于禁庞德，迫使曹操有迁都之意，至遭孙权偷袭，后方重镇公安、江陵等陷落，腹背受敌土崩瓦解，关羽本人亦被俘，传首于曹操，前后不过半年而已。此中种种发展，皆非刘备所能控制，亦即“借刀杀人”不具备可操作性。
其次，荆州对刘备集团的重要性，远大于所谓“借刀杀人”的收益。曹操北还后。荆州一分为三。曹操据有荆州北部的南阳郡、南郡的一部、江夏郡的一部，余者归孙、刘两家。两家就分配问题，有过两次大规模冲突，刘备本人亦一度自益州回驻荆州。建安二十年，双方达成书面协议，“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该协议对刘备集团而言可谓让步极大，如《读史方舆纪要》所言，“（长沙）后汉时亦为荆州大郡，吴蜀分荆州，长沙属吴，以是蜀之资粮恒虞不给”，关羽控制下的荆州军团由此失去了最重要的资粮产地。但荆州在地理位置上，有“直逼宛洛”的战略优势，这种优势，在刘备集团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亦即，所谓“借刀杀人”是一桩损失与收益不成比例的蠢事。
阴谋论虽然不成立，但刘备进位为汉中王之后，如何处理自己与关羽、张飞之间的关系，倒是颇值一谈。
刘、关、张三人关系特殊，《三国志》中是有记载的。
比如，《蜀志》中说刘备早年“于乡里合徒众”之时，即有“羽、飞为之御侮”，及至做了平原相，又有关、张二人“稠人广座，侍立终日”，私下“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与关羽同时代的曹操集团的谋士刘晔，也认为“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兄弟也好，父子也罢，皆是一种不同于君臣、较少尊卑之分的亲密关系。
这种较少尊卑之分的亲密关系，也体现在刘备集团的发展历程之中。比如，建安四年底，刘备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后，“使羽守下邳城”，“以羽领徐州”，自己则以豫州刺史的身份返回小沛。再如，建安十三年，为避曹操锋芒，刘备自樊城南撤，自己率步骑由陆路赴江陵，关羽率水军顺汉水下夏口。
建安十九年，刘备围成都，马超来投，刘璋随后开城出降，益州平定。马超的到来，似乎让镇守荆州的关羽颇为不悦，史书如此记载他的反映：
“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
诸葛亮的回信如此写道：
“孟起（马超字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
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黥布、彭越，是刘邦集团中分茅裂土、受封为王的军事集团头目，在灭项羽建汉朝的过程中立有大功。诸葛亮在回信中以马超、张飞比拟黥、彭，强调关羽胜过诸人，自然亦是在尊重关羽与刘备之间有别于君臣的特殊亲密关系。其后，刘备据守益州，拜关羽“董督荆州事”，“董督”者，全权管理。较少尊卑之分的亲密关系，同样清晰可见。
但这种关系，终究不能长久。随着刘备日渐走向“君”位，关羽需要逐渐回归“臣”的身份。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进位汉中王，大封功臣，设前后左右四位名号将军，并亲自拟定人选：前将军关羽，后将军黄忠，左将军张飞，右将军马超。方案刚刚拟定，诸葛亮就道出了他对黄忠入选的担忧：
“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
刘备回答：“吾自当解之。”
不出诸葛亮所料，关羽果然有情绪，声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拒绝接受前将军印绶。
最后是使者费诗的说词，劝服了关羽：
“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主，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臂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
诸葛亮所担忧者，并非黄忠不足以做后将军，定军山一役力斩夏侯渊，毕竟是大功。关羽之“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亦非认为黄忠没有资格做后将军。事实上，数年前，刘备夺取益州之时，黄忠在名位上已与关羽相齐——其时，关羽为荡寇将军，黄忠为讨虏将军。关羽彼时无异议，此时声言“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实与“汉中王大封功臣”与不同于以往的官职爵号任命有直接关系。
在此之前，刘备不过是左将军，故而关羽诸人的官职爵号也并不显赫；集团内部官职爵号不规范，其大小自然也不足以体现诸人在集团内所处的位置。所以关羽并不在意自己与黄忠名位相齐。刘备称汉中王正式封拜元勋，意味着官职爵号的规范化。关羽希望自己与刘备之间有别于君臣的特殊亲密关系，能够在这次封拜元勋中继续得到体现，自然是一种人之常情，“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并非认为老兵不足以做后将军，而是含蓄强调自己不应仅仅只是个“前将军”。四将军虽仍以关羽为首，但其余三人与关羽只有前后之别，而无上下之分，等于变相地降低了关羽的地位。
但是，让关羽同张、马、黄三人同列，对刘备而言亦是必须的安排。他之所以急于称汉中王，正是为了整顿集团内部秩序，建立起一种稳固的君臣关系。不称王，刘备与集团中人之间的关系，只能停留在寄主和僚属的程度，僚属需要对寄主承担的效忠义务，要远小于臣属需要对人主承担的效忠义务，僚属可以凭自己的喜好自由离开寄主别投他处，但君臣之间却很难这么做。称王则有国，有国则有君，有君则有臣。刘备称王，正是为了在自己和僚属之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君臣关系。而要建立这种关系，自然就需要重新界定关羽的地位。将关羽归入前后左右将军之列，而不是破例让他独树一帜，正是这种用心的产物。
对刘备的这番用心，诸葛亮表示了他的担忧。刘备的回应是“吾自当解之”，具体办法是派费诗为使者，前往荆州安抚关羽。
作为刘备的特使，费诗的说词中，有“王与君侯臂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等言辞，显见刘备借费诗之口，再次向关羽重申了彼此间有别于君臣的特殊亲密关系。末了那句“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则多少代表了刘备在重新界定君臣关系这件事情上的坚决立场。
当然，刘备仍然做出了相应的让步。前后左右四将军中，黄忠无“假节”之权，张飞、马超“假节”，独关羽可以“假节钺”——斧钺专属君王，暂借人臣称“假节钺”。“假节钺”的武将，可代替君主出征，并拥有斩杀节将的权力。无疑，“假节钺”的崇高地位，部分满足了关羽区别于张、马、黄诸人的愿望。
获得“假节钺”的尊荣后不久，就发生了关羽出兵北伐之事。
同期发生的其他事件，也大体有着相似的逻辑。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之事告终，返回成都之前，欲得一重将镇守汉川，众人皆以为人选当是张飞，张飞自己也如此认为。但刘备却出人意料地重用了时为牙门将军的魏延，造成“一军皆惊”。从汉中归来之后，张飞实际上被闲置了起来。显然，重新界定与张飞之间的君臣关系，是刘备弃张飞选择魏延的主要原因——与张飞不同，《蜀志》记载，魏延是刘备的“部曲将”。
汉中之战结束后，宜都太守孟达由秭归北上进攻房陵。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处于襄阳以西、汉中以东，是汉中与荆州之间联系的必经通道，通称“东三郡”——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构想中的“跨”的位置，据田余庆教授的观点，其实不是三峡，而是东三郡。夺取东三郡，也就打通了荆州与汉中之间的交通。
孟达攻下房陵后，兵锋转向上庸。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刘备命养子刘封从汉中顺沔水而下，统领孟达之军，剥夺了孟达的部队指挥权（夺孟达鼓吹）。
《蜀志》中的解释是“阴恐达难独任”（害怕孟达会有异心），这无疑是相当牵强的。第一、东三郡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西达梁、洋，东走襄、邓，北连宛、邓之郊，南有巴、峡之蔽”，但自然、社会条件极其恶劣。其地四塞险固，地形复杂，民众开化程度极低，经济文化落后，包括孟达在内，不会有任何人会想在这种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搞独立王国。第二、刘备集团当时形势颇佳，孟达也不存在叛逃至他方势力的可能。
建安二十四年五月份，汉中之战结束；七月份，关羽破于禁擒庞德。刘封奉命剥夺孟达军权的时间，亦在此前后。亦是关羽围困襄樊，向东三郡请求援军试图扩大战果之时。刘封取代孟达后，即拒绝了关羽请求援军的要求。
刘封的拒绝援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刘备的意志，是个值得仔细思量的问题。
关羽北伐，《蜀志》中的先主传与关羽传，并无只字提及是奉了刘备的意志。关羽传中的说法是：
“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於樊。”
先主传中的叙述是：
“（称汉中王后）於是还治成都。拔魏延为都督，镇汉中。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孙权袭杀羽，取荆州。”
考虑到关羽当时拥有“假节钺”的特权，其出兵未曾得到成都的许可（拥有见机出兵之权），是极有可能的。一者，刘备集团刚刚结束汉中之战，部队急需休整，暂时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无法在西面开辟第二战线，以支援荆州方面的攻势。二者，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之间，尚未形成稳固的同盟关系，江东对荆州始终虎视耽耽。关羽对此也极为清楚，北伐之时，后方的江陵、公安等地，仍留下了重兵防守，这也导致了前线兵力不足。内外环境如此，很难想象刘备会命令关羽在这样一种时刻出兵北伐。事实上，始于建安二十三年的襄樊之战，原本只是支援汉中之战的一场牵制战，初时规模并不大。此役本应随汉中之战的结束而休止。战事后来扩大为北伐，当是超出了刘备集团的既定方针。
换言之，关羽此次北伐，并非刘备集团的既定战略。以刘封取代孟达（孟出征上庸前为宜都太守，当属关羽军团），实暗含对关羽北伐有所掌控的意图。
关羽覆亡之后七个月，孟达降魏。投魏之前，孟达向刘备上过一道表章，通称《孟达辞先主表》，陈述了自己投魏的理由。表章中，有些话相当耐人寻味。比如：
“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臣每读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
孟达历数古往今来忠臣孝子没有好下场的例子，说自己如今也遭遇了相同的事情。这相同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孟达有一段隐晦的表述：
“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於外。”
略言之，在给刘备的辞信中，孟达认为自己是个忠臣，之所以降魏，是因为在关羽覆败这件事情上，受到了莫大的冤屈。至于如何个冤屈法，信中所言并不清晰。
诸葛亮大约是清楚孟达之叛的内幕的。多年后，有蜀国降人对孟达言及：你叛降魏国之后，诸葛亮切齿痛恨，欲尽诛你的妻儿子女。孟达的回答是：
“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
意即：诸葛亮清楚当年之事的前后因果，知道事情“本末”，不会那样干。
孟达叛逃后不久，建安二十六年，刘封兵败东三郡，撤回成都后被杀。
但以上论述，并不意味着刘备有“借刀杀人”除掉关羽的意图。如本文开篇所言，一者，要达成杀关羽的目的，有许多随机因素是刘备无法控制的。如糜芳、士仁的献城投敌、吕蒙偷袭轻取江陵、公安，均非刘备所能预料和掌控。只要这些随机因素有一件没有发生，最后的结局就会大不相同。二者，以丧失荆州为代价换取关羽之死，对刘备集团而言并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借刀杀人”之说，不过是典型的阴谋论，本不值得讨论。
一者，自建安二十四年冬，关羽北征，击破于禁庞德，迫使曹操有迁都之意，至遭孙权偷袭，后方重镇公安、江陵等陷落，腹背受敌土崩瓦解，关羽本人亦被俘，传首于曹操，前后不过半年而已。此中种种发展，皆非刘备所能控制，亦即“借刀杀人”不具备可操作性。
其次，荆州对刘备集团的重要性，远大于所谓“借刀杀人”的收益。曹操北还后。荆州一分为三。曹操据有荆州北部的南阳郡、南郡的一部、江夏郡的一部，余者归孙、刘两家。两家就分配问题，有过两次大规模冲突，刘备本人亦一度自益州回驻荆州。建安二十年，双方达成书面协议，“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该协议对刘备集团而言可谓让步极大，如《读史方舆纪要》所言，“（长沙）后汉时亦为荆州大郡，吴蜀分荆州，长沙属吴，以是蜀之资粮恒虞不给”，关羽控制下的荆州军团由此失去了最重要的资粮产地。但荆州在地理位置上，有“直逼宛洛”的战略优势，这种优势，在刘备集团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亦即，所谓“借刀杀人”是一桩损失与收益不成比例的蠢事。
阴谋论虽然不成立，但刘备进位为汉中王之后，如何处理自己与关羽、张飞之间的关系，倒是颇值一谈。
刘、关、张三人关系特殊，《三国志》中是有记载的。
比如，《蜀志》中说刘备早年“于乡里合徒众”之时，即有“羽、飞为之御侮”，及至做了平原相，又有关、张二人“稠人广座，侍立终日”，私下“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与关羽同时代的曹操集团的谋士刘晔，也认为“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兄弟也好，父子也罢，皆是一种不同于君臣、较少尊卑之分的亲密关系。
这种较少尊卑之分的亲密关系，也体现在刘备集团的发展历程之中。比如，建安四年底，刘备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后，“使羽守下邳城”，“以羽领徐州”，自己则以豫州刺史的身份返回小沛。再如，建安十三年，为避曹操锋芒，刘备自樊城南撤，自己率步骑由陆路赴江陵，关羽率水军顺汉水下夏口。
建安十九年，刘备围成都，马超来投，刘璋随后开城出降，益州平定。马超的到来，似乎让镇守荆州的关羽颇为不悦，史书如此记载他的反映：
“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
诸葛亮的回信如此写道：
“孟起（马超字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
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黥布、彭越，是刘邦集团中分茅裂土、受封为王的军事集团头目，在灭项羽建汉朝的过程中立有大功。诸葛亮在回信中以马超、张飞比拟黥、彭，强调关羽胜过诸人，自然亦是在尊重关羽与刘备之间有别于君臣的特殊亲密关系。其后，刘备据守益州，拜关羽“董督荆州事”，“董督”者，全权管理。较少尊卑之分的亲密关系，同样清晰可见。
但这种关系，终究不能长久。随着刘备日渐走向“君”位，关羽需要逐渐回归“臣”的身份。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进位汉中王，大封功臣，设前后左右四位名号将军，并亲自拟定人选：前将军关羽，后将军黄忠，左将军张飞，右将军马超。方案刚刚拟定，诸葛亮就道出了他对黄忠入选的担忧：
“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
刘备回答：“吾自当解之。”
不出诸葛亮所料，关羽果然有情绪，声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拒绝接受前将军印绶。
最后是使者费诗的说词，劝服了关羽：
“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主，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臂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
诸葛亮所担忧者，并非黄忠不足以做后将军，定军山一役力斩夏侯渊，毕竟是大功。关羽之“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亦非认为黄忠没有资格做后将军。事实上，数年前，刘备夺取益州之时，黄忠在名位上已与关羽相齐——其时，关羽为荡寇将军，黄忠为讨虏将军。关羽彼时无异议，此时声言“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实与“汉中王大封功臣”与不同于以往的官职爵号任命有直接关系。
在此之前，刘备不过是左将军，故而关羽诸人的官职爵号也并不显赫；集团内部官职爵号不规范，其大小自然也不足以体现诸人在集团内所处的位置。所以关羽并不在意自己与黄忠名位相齐。刘备称汉中王正式封拜元勋，意味着官职爵号的规范化。关羽希望自己与刘备之间有别于君臣的特殊亲密关系，能够在这次封拜元勋中继续得到体现，自然是一种人之常情，“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并非认为老兵不足以做后将军，而是含蓄强调自己不应仅仅只是个“前将军”。四将军虽仍以关羽为首，但其余三人与关羽只有前后之别，而无上下之分，等于变相地降低了关羽的地位。
但是，让关羽同张、马、黄三人同列，对刘备而言亦是必须的安排。他之所以急于称汉中王，正是为了整顿集团内部秩序，建立起一种稳固的君臣关系。不称王，刘备与集团中人之间的关系，只能停留在寄主和僚属的程度，僚属需要对寄主承担的效忠义务，要远小于臣属需要对人主承担的效忠义务，僚属可以凭自己的喜好自由离开寄主别投他处，但君臣之间却很难这么做。称王则有国，有国则有君，有君则有臣。刘备称王，正是为了在自己和僚属之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君臣关系。而要建立这种关系，自然就需要重新界定关羽的地位。将关羽归入前后左右将军之列，而不是破例让他独树一帜，正是这种用心的产物。
对刘备的这番用心，诸葛亮表示了他的担忧。刘备的回应是“吾自当解之”，具体办法是派费诗为使者，前往荆州安抚关羽。
作为刘备的特使，费诗的说词中，有“王与君侯臂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等言辞，显见刘备借费诗之口，再次向关羽重申了彼此间有别于君臣的特殊亲密关系。末了那句“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则多少代表了刘备在重新界定君臣关系这件事情上的坚决立场。
当然，刘备仍然做出了相应的让步。前后左右四将军中，黄忠无“假节”之权，张飞、马超“假节”，独关羽可以“假节钺”——斧钺专属君王，暂借人臣称“假节钺”。“假节钺”的武将，可代替君主出征，并拥有斩杀节将的权力。无疑，“假节钺”的崇高地位，部分满足了关羽区别于张、马、黄诸人的愿望。
获得“假节钺”的尊荣后不久，就发生了关羽出兵北伐之事。
同期发生的其他事件，也大体有着相似的逻辑。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之事告终，返回成都之前，欲得一重将镇守汉川，众人皆以为人选当是张飞，张飞自己也如此认为。但刘备却出人意料地重用了时为牙门将军的魏延，造成“一军皆惊”。从汉中归来之后，张飞实际上被闲置了起来。显然，重新界定与张飞之间的君臣关系，是刘备弃张飞选择魏延的主要原因——与张飞不同，《蜀志》记载，魏延是刘备的“部曲将”。
汉中之战结束后，宜都太守孟达由秭归北上进攻房陵。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处于襄阳以西、汉中以东，是汉中与荆州之间联系的必经通道，通称“东三郡”——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构想中的“跨”的位置，据田余庆教授的观点，其实不是三峡，而是东三郡。夺取东三郡，也就打通了荆州与汉中之间的交通。
孟达攻下房陵后，兵锋转向上庸。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刘备命养子刘封从汉中顺沔水而下，统领孟达之军，剥夺了孟达的部队指挥权（夺孟达鼓吹）。
《蜀志》中的解释是“阴恐达难独任”（害怕孟达会有异心），这无疑是相当牵强的。第一、东三郡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西达梁、洋，东走襄、邓，北连宛、邓之郊，南有巴、峡之蔽”，但自然、社会条件极其恶劣。其地四塞险固，地形复杂，民众开化程度极低，经济文化落后，包括孟达在内，不会有任何人会想在这种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搞独立王国。第二、刘备集团当时形势颇佳，孟达也不存在叛逃至他方势力的可能。
建安二十四年五月份，汉中之战结束；七月份，关羽破于禁擒庞德。刘封奉命剥夺孟达军权的时间，亦在此前后。亦是关羽围困襄樊，向东三郡请求援军试图扩大战果之时。刘封取代孟达后，即拒绝了关羽请求援军的要求。
刘封的拒绝援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刘备的意志，是个值得仔细思量的问题。
关羽北伐，《蜀志》中的先主传与关羽传，并无只字提及是奉了刘备的意志。关羽传中的说法是：
“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於樊。”
先主传中的叙述是：
“（称汉中王后）於是还治成都。拔魏延为都督，镇汉中。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孙权袭杀羽，取荆州。”
考虑到关羽当时拥有“假节钺”的特权，其出兵未曾得到成都的许可（拥有见机出兵之权），是极有可能的。一者，刘备集团刚刚结束汉中之战，部队急需休整，暂时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无法在西面开辟第二战线，以支援荆州方面的攻势。二者，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之间，尚未形成稳固的同盟关系，江东对荆州始终虎视耽耽。关羽对此也极为清楚，北伐之时，后方的江陵、公安等地，仍留下了重兵防守，这也导致了前线兵力不足。内外环境如此，很难想象刘备会命令关羽在这样一种时刻出兵北伐。事实上，始于建安二十三年的襄樊之战，原本只是支援汉中之战的一场牵制战，初时规模并不大。此役本应随汉中之战的结束而休止。战事后来扩大为北伐，当是超出了刘备集团的既定方针。
换言之，关羽此次北伐，并非刘备集团的既定战略。以刘封取代孟达（孟出征上庸前为宜都太守，当属关羽军团），实暗含对关羽北伐有所掌控的意图。
关羽覆亡之后七个月，孟达降魏。投魏之前，孟达向刘备上过一道表章，通称《孟达辞先主表》，陈述了自己投魏的理由。表章中，有些话相当耐人寻味。比如：
“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臣每读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
孟达历数古往今来忠臣孝子没有好下场的例子，说自己如今也遭遇了相同的事情。这相同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孟达有一段隐晦的表述：
“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於外。”
略言之，在给刘备的辞信中，孟达认为自己是个忠臣，之所以降魏，是因为在关羽覆败这件事情上，受到了莫大的冤屈。至于如何个冤屈法，信中所言并不清晰。
诸葛亮大约是清楚孟达之叛的内幕的。多年后，有蜀国降人对孟达言及：你叛降魏国之后，诸葛亮切齿痛恨，欲尽诛你的妻儿子女。孟达的回答是：
“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
意即：诸葛亮清楚当年之事的前后因果，知道事情“本末”，不会那样干。
孟达叛逃后不久，建安二十六年，刘封兵败东三郡，撤回成都后被杀。
但以上论述，并不意味着刘备有“借刀杀人”除掉关羽的意图。如本文开篇所言，一者，要达成杀关羽的目的，有许多随机因素是刘备无法控制的。如糜芳、士仁的献城投敌、吕蒙偷袭轻取江陵、公安，均非刘备所能预料和掌控。只要这些随机因素有一件没有发生，最后的结局就会大不相同。二者，以丧失荆州为代价换取关羽之死，对刘备集团而言并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借刀杀人”之说，不过是典型的阴谋论，本不值得讨论。
一者，自建安二十四年冬，关羽北征，击破于禁庞德，迫使曹操有迁都之意，至遭孙权偷袭，后方重镇公安、江陵等陷落，腹背受敌土崩瓦解，关羽本人亦被俘，传首于曹操，前后不过半年而已。此中种种发展，皆非刘备所能控制，亦即“借刀杀人”不具备可操作性。
其次，荆州对刘备集团的重要性，远大于所谓“借刀杀人”的收益。曹操北还后。荆州一分为三。曹操据有荆州北部的南阳郡、南郡的一部、江夏郡的一部，余者归孙、刘两家。两家就分配问题，有过两次大规模冲突，刘备本人亦一度自益州回驻荆州。建安二十年，双方达成书面协议，“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该协议对刘备集团而言可谓让步极大，如《读史方舆纪要》所言，“（长沙）后汉时亦为荆州大郡，吴蜀分荆州，长沙属吴，以是蜀之资粮恒虞不给”，关羽控制下的荆州军团由此失去了最重要的资粮产地。但荆州在地理位置上，有“直逼宛洛”的战略优势，这种优势，在刘备集团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亦即，所谓“借刀杀人”是一桩损失与收益不成比例的蠢事。
阴谋论虽然不成立，但刘备进位为汉中王之后，如何处理自己与关羽、张飞之间的关系，倒是颇值一谈。
刘、关、张三人关系特殊，《三国志》中是有记载的。
比如，《蜀志》中说刘备早年“于乡里合徒众”之时，即有“羽、飞为之御侮”，及至做了平原相，又有关、张二人“稠人广座，侍立终日”，私下“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与关羽同时代的曹操集团的谋士刘晔，也认为“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兄弟也好，父子也罢，皆是一种不同于君臣、较少尊卑之分的亲密关系。
这种较少尊卑之分的亲密关系，也体现在刘备集团的发展历程之中。比如，建安四年底，刘备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后，“使羽守下邳城”，“以羽领徐州”，自己则以豫州刺史的身份返回小沛。再如，建安十三年，为避曹操锋芒，刘备自樊城南撤，自己率步骑由陆路赴江陵，关羽率水军顺汉水下夏口。
建安十九年，刘备围成都，马超来投，刘璋随后开城出降，益州平定。马超的到来，似乎让镇守荆州的关羽颇为不悦，史书如此记载他的反映：
“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
诸葛亮的回信如此写道：
“孟起（马超字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
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黥布、彭越，是刘邦集团中分茅裂土、受封为王的军事集团头目，在灭项羽建汉朝的过程中立有大功。诸葛亮在回信中以马超、张飞比拟黥、彭，强调关羽胜过诸人，自然亦是在尊重关羽与刘备之间有别于君臣的特殊亲密关系。其后，刘备据守益州，拜关羽“董督荆州事”，“董督”者，全权管理。较少尊卑之分的亲密关系，同样清晰可见。
但这种关系，终究不能长久。随着刘备日渐走向“君”位，关羽需要逐渐回归“臣”的身份。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进位汉中王，大封功臣，设前后左右四位名号将军，并亲自拟定人选：前将军关羽，后将军黄忠，左将军张飞，右将军马超。方案刚刚拟定，诸葛亮就道出了他对黄忠入选的担忧：
“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
刘备回答：“吾自当解之。”
不出诸葛亮所料，关羽果然有情绪，声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拒绝接受前将军印绶。
最后是使者费诗的说词，劝服了关羽：
“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主，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臂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
诸葛亮所担忧者，并非黄忠不足以做后将军，定军山一役力斩夏侯渊，毕竟是大功。关羽之“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亦非认为黄忠没有资格做后将军。事实上，数年前，刘备夺取益州之时，黄忠在名位上已与关羽相齐——其时，关羽为荡寇将军，黄忠为讨虏将军。关羽彼时无异议，此时声言“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实与“汉中王大封功臣”与不同于以往的官职爵号任命有直接关系。
在此之前，刘备不过是左将军，故而关羽诸人的官职爵号也并不显赫；集团内部官职爵号不规范，其大小自然也不足以体现诸人在集团内所处的位置。所以关羽并不在意自己与黄忠名位相齐。刘备称汉中王正式封拜元勋，意味着官职爵号的规范化。关羽希望自己与刘备之间有别于君臣的特殊亲密关系，能够在这次封拜元勋中继续得到体现，自然是一种人之常情，“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并非认为老兵不足以做后将军，而是含蓄强调自己不应仅仅只是个“前将军”。四将军虽仍以关羽为首，但其余三人与关羽只有前后之别，而无上下之分，等于变相地降低了关羽的地位。
但是，让关羽同张、马、黄三人同列，对刘备而言亦是必须的安排。他之所以急于称汉中王，正是为了整顿集团内部秩序，建立起一种稳固的君臣关系。不称王，刘备与集团中人之间的关系，只能停留在寄主和僚属的程度，僚属需要对寄主承担的效忠义务，要远小于臣属需要对人主承担的效忠义务，僚属可以凭自己的喜好自由离开寄主别投他处，但君臣之间却很难这么做。称王则有国，有国则有君，有君则有臣。刘备称王，正是为了在自己和僚属之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君臣关系。而要建立这种关系，自然就需要重新界定关羽的地位。将关羽归入前后左右将军之列，而不是破例让他独树一帜，正是这种用心的产物。
对刘备的这番用心，诸葛亮表示了他的担忧。刘备的回应是“吾自当解之”，具体办法是派费诗为使者，前往荆州安抚关羽。
作为刘备的特使，费诗的说词中，有“王与君侯臂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等言辞，显见刘备借费诗之口，再次向关羽重申了彼此间有别于君臣的特殊亲密关系。末了那句“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则多少代表了刘备在重新界定君臣关系这件事情上的坚决立场。
当然，刘备仍然做出了相应的让步。前后左右四将军中，黄忠无“假节”之权，张飞、马超“假节”，独关羽可以“假节钺”——斧钺专属君王，暂借人臣称“假节钺”。“假节钺”的武将，可代替君主出征，并拥有斩杀节将的权力。无疑，“假节钺”的崇高地位，部分满足了关羽区别于张、马、黄诸人的愿望。
获得“假节钺”的尊荣后不久，就发生了关羽出兵北伐之事。
同期发生的其他事件，也大体有着相似的逻辑。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称汉中王之事告终，返回成都之前，欲得一重将镇守汉川，众人皆以为人选当是张飞，张飞自己也如此认为。但刘备却出人意料地重用了时为牙门将军的魏延，造成“一军皆惊”。从汉中归来之后，张飞实际上被闲置了起来。显然，重新界定与张飞之间的君臣关系，是刘备弃张飞选择魏延的主要原因——与张飞不同，《蜀志》记载，魏延是刘备的“部曲将”。
汉中之战结束后，宜都太守孟达由秭归北上进攻房陵。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处于襄阳以西、汉中以东，是汉中与荆州之间联系的必经通道，通称“东三郡”——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构想中的“跨”的位置，据田余庆教授的观点，其实不是三峡，而是东三郡。夺取东三郡，也就打通了荆州与汉中之间的交通。
孟达攻下房陵后，兵锋转向上庸。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刘备命养子刘封从汉中顺沔水而下，统领孟达之军，剥夺了孟达的部队指挥权（夺孟达鼓吹）。
《蜀志》中的解释是“阴恐达难独任”（害怕孟达会有异心），这无疑是相当牵强的。第一、东三郡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西达梁、洋，东走襄、邓，北连宛、邓之郊，南有巴、峡之蔽”，但自然、社会条件极其恶劣。其地四塞险固，地形复杂，民众开化程度极低，经济文化落后，包括孟达在内，不会有任何人会想在这种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搞独立王国。第二、刘备集团当时形势颇佳，孟达也不存在叛逃至他方势力的可能。
建安二十四年五月份，汉中之战结束；七月份，关羽破于禁擒庞德。刘封奉命剥夺孟达军权的时间，亦在此前后。亦是关羽围困襄樊，向东三郡请求援军试图扩大战果之时。刘封取代孟达后，即拒绝了关羽请求援军的要求。
刘封的拒绝援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刘备的意志，是个值得仔细思量的问题。
关羽北伐，《蜀志》中的先主传与关羽传，并无只字提及是奉了刘备的意志。关羽传中的说法是：
“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於樊。”
先主传中的叙述是：
“（称汉中王后）於是还治成都。拔魏延为都督，镇汉中。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孙权袭杀羽，取荆州。”
考虑到关羽当时拥有“假节钺”的特权，其出兵未曾得到成都的许可（拥有见机出兵之权），是极有可能的。一者，刘备集团刚刚结束汉中之战，部队急需休整，暂时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无法在西面开辟第二战线，以支援荆州方面的攻势。二者，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之间，尚未形成稳固的同盟关系，江东对荆州始终虎视耽耽。关羽对此也极为清楚，北伐之时，后方的江陵、公安等地，仍留下了重兵防守，这也导致了前线兵力不足。内外环境如此，很难想象刘备会命令关羽在这样一种时刻出兵北伐。事实上，始于建安二十三年的襄樊之战，原本只是支援汉中之战的一场牵制战，初时规模并不大。此役本应随汉中之战的结束而休止。战事后来扩大为北伐，当是超出了刘备集团的既定方针。
换言之，关羽此次北伐，并非刘备集团的既定战略。以刘封取代孟达（孟出征上庸前为宜都太守，当属关羽军团），实暗含对关羽北伐有所掌控的意图。
关羽覆亡之后七个月，孟达降魏。投魏之前，孟达向刘备上过一道表章，通称《孟达辞先主表》，陈述了自己投魏的理由。表章中，有些话相当耐人寻味。比如：
“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臣每读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
孟达历数古往今来忠臣孝子没有好下场的例子，说自己如今也遭遇了相同的事情。这相同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孟达有一段隐晦的表述：
“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於外。”
略言之，在给刘备的辞信中，孟达认为自己是个忠臣，之所以降魏，是因为在关羽覆败这件事情上，受到了莫大的冤屈。至于如何个冤屈法，信中所言并不清晰。
诸葛亮大约是清楚孟达之叛的内幕的。多年后，有蜀国降人对孟达言及：你叛降魏国之后，诸葛亮切齿痛恨，欲尽诛你的妻儿子女。孟达的回答是：
“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
意即：诸葛亮清楚当年之事的前后因果，知道事情“本末”，不会那样干。
孟达叛逃后不久，建安二十六年，刘封兵败东三郡，撤回成都后被杀。
但以上论述，并不意味着刘备有“借刀杀人”除掉关羽的意图。如本文开篇所言，一者，要达成杀关羽的目的，有许多随机因素是刘备无法控制的。如糜芳、士仁的献城投敌、吕蒙偷袭轻取江陵、公安，均非刘备所能预料和掌控。只要这些随机因素有一件没有发生，最后的结局就会大不相同。二者，以丧失荆州为代价换取关羽之死，对刘备集团而言并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