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文化的背后

提到中国的酒文化，想必我们头脑中首先呈现的情景不是恋人对饮的雅致和诗人豪饮的狂放，而是一种有时不分性别的吞咽比赛和其背后隐藏的变相要求“强制服从”的属性。在某种意义上，“酒”在中国已经远远超出了休闲娱乐的范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没有硝烟的角力或者说较量的手段。

这种现象不难理解。大家知道，随着中国古代皇帝集权政治空前加强，权臣越来越以一种“只对自己位置负责”的明哲保身态度来处事，“结党”却“不作为”逐渐成了一种常态。要“结党”，或者说“强迫站队”，自然要发明各种测试官员态度的方法。私下交谈当然最有效，可问题是，私谈之前怎样了解一个人的大致倾向呢？于是，“酒”便开始在此发挥作用。

什么作用？强制服从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我表现出要求你喝超出你能力的量，你是否会照办。当然，具体方法五花八门。有些是直接要求，有些是“先干为样”，就这样，这种隐藏着的“测试服从”的方法开始大行其道。甚至站队不同的下臣们会为了自己的主子而拼酒，以示忠心，这也就是我们前文所提到吞咽比赛的前身。

说到这里，想必你明白了“酒桌饭局”在很多场合的现实意义。不过接下来，我想把这个问题向前推进一步。

其实，中国人对于“强制服从”和“站队”有着极其特殊的偏好。不知道是不是和以“家”为中心的文化有关，这种偏好很多时候不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而是一种心理层面的强迫症。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种“站队”文化，它可是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对人不对事”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站队”思想，也就是我们总是倾向于先断定某个人属于善还是恶、好还是坏、与自己的价值观是相同还是不同，然后再决定是否与其交往。甚至连我们看待历史、法律等社会问题的时候，也总是会不自觉地采用优先“定性”法，而不是优先“分析”和“就事论事”的方法。而这种倾向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利于集体协作，因为大家总是喜欢先给自己和别人打标签，设定圈子，组成小团体。却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哪怕只有很少的共同点，其实也是可以作为合作基础的。

中国最典型的一句话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经常把这句话看作“正气凛然”的自我独白，却忘记了其优先自我定性的不当之处。举例来说，很多历史上的“清官”或者“正义形象”正是以此为座右铭而拒绝与“贪官污吏”合作的。结果呢？形象光耀千古，但往往只是个高大上的抽象形象，具体却什么事也没办成。我还记得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有趣的一段对白。和绅当时问纪晓岚说，“你说咱大清朝是清官多呢还是贪官多？”纪晓岚回答，“和中堂明知故问。谁不知道贪官遍地横行，而清官却如凤毛麟角！”于是和绅反问，“那你说，我成事不靠贪官靠谁？难道要靠你们这些如凤毛麟角般稀少的清官么？”

这时，你也许在想，那是不是说我们要站到“主流”圈子里才能成事呢？如果我们还是这么想，说明还是没有摆脱“贴标签”的思想，或者我们所在的组织还是热衷于“站队”和“小团体”。其实，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哪儿有那么多“好坏人、忠奸臣、清贪官”呢？谁都有多面性，大部分人不过基于特定制度和环境，在权衡之后做了其他人都可能做的选择而已。我们都知道“求同存异”的意思，但却发现在很多中国的组织难以践行。西方文化中也有“圈子”，不过意义大为不同。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化重“同”，而西方文化尊“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很多传统组织难以有效合作的原因。

接下来，我想把这个问题再向前推进一步。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厌恶不同呢？这可能和中国明清以来高度集权制所造成的紧张氛围有关，换句话说，我们更喜欢“从众”而厌恶“宽容”。而“宽容”的背后，正是对于个人自由的充分尊重。提到“宽容”的典范，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个值得我们后世研究和学习的人物 ———— 曾国藩。

曾国藩有什么特殊之处么？为什么有那么多关于他的书籍？他和其他官吏的最大不同点是什么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或者说“以圣贤之心，行常人之事”。具体来说，曾国藩勤俭、自律，但却不会以自己的道德标准来看待甚至要求别人，更不会把它作为与人合作之基础。他知道，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但这并不妨碍大家合作。在曾国藩的眼里，人并无绝对的好与坏、善与恶，所以不要有意去展示自己的不同，甚至无意为之也要尽力避免。举例来说，曾国藩曾把大量银子悄悄地散播给百姓，同时全力掩盖以避免为外人所知。他可不是在追求什么“做好事不留名”，而是怕对他人产生无形压力，担心社会舆论会变相强迫其他官员也照做。这一方面说明曾国藩行事的确考虑周全，另一方面也说明咱中国从那时到现在都没形成对自由的充分尊重啊！

比如，扎克伯格在捐了自己的股份后，不少国人和媒体非要去质问中国大佬们为啥不这么做。要知道，扎克伯格可不是为了教育其他富人才要如此，也不是为了制造什么舆论热点出来要求他人跟进，更不会因为别的美国富豪吝惜财富而对自己的道德水准沾沾自喜或对他人不屑一顾。因为这在美国仅仅代表个人的选择，与其他人无任何关系，民众和媒体也不大会因为扎克伯格的行为去责难他人，这只不过是自由环境下一个个体的自由选择而已。

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问题深挖终于可以告一段落。总结一下，每个人都与众不同、又都有共同之处。尊重他人的自由选择是人与人合作的基础，这种尊重不仅指是行为上的不干预，而且也指心底的一种不求同。当我们能以这种宽容的态度接纳“异类”之时，我们才离现代化社会真的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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