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 治 天 下
----《孝经》札记
董 葛
《孝经》，顾名思义是一部专论孝道的经文，但细读深思，实质上它是一部提倡以孝治天下的专著。在不足二千的经文中，“治”字出现了十多次，且绝大多数章节，表面在讲“事于亲”，实际是讲“事于君”； 表面在讲“齐家”， 实际是讲“治国 ”。“孝治”作为宗旨贯穿于全部经文。
经文起始，孔子在阐明“孝”的概念时，就开门见山提出了“孝治天下”的论点。
在「开宗明义」第一章，孔子问他的学生曾子：「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意思是问曾子，‘先帝有一种崇高之德，至妙之道，用其治理天下，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大家皆相亲相敬，国泰民安，和谐无怨。你知道是什么吗？’
当曾子回复自己不知晓时，孔子教导：「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就是说， 上述的至德要道，即为孝道。这个孝道，是德行的根本，是教化的出发点。由此，将孝道定义为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的根本道德。
孔子在明确提出孝治天下的论点后，不惜笔墨，分别在「开宗明义」、「孝治」、「圣治」、「广要道」 、「广至德」 、「事君」等十三章篇幅进行了阐述论证，其余的五章也无不涉及忠君治国。
一、至德要道
先王是如何以孝治天下? 何为先王治理天下的“至德”?何为先王治理天下的“要道”? 孔子在「孝治」、「广要道」、「广至德」三章中，分别专题作了论述。
在「孝治」章中，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西周当时拥有八百诸侯（史书记载实际上大小有一千七百多家），无不国泰民安。圣明的先王是如何以孝道治理天下？孔子在此高度归纳了三条：一是不论国之大小，天子对其使臣都能待之以礼，对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更是以礼相待。天子这样以礼敬对待天下人，自然就得到天下人的礼敬，得到各国诸侯的爱戴和拥护。二是作为一国之君的诸侯，治国时不仅能以孝敬之心对待自己的子民，而且更是关爱鳏夫和寡妇这样的弱势群体。所以百姓们就拥护国君，社稷自然长远。三是治理采邑的卿大夫，象对待自己的妻子儿女一样爱护着奴婢僮仆，不使他们失望，大家都能愉快生活。正因为这样，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天子还是诸侯，无论官吏还是百姓，无论家主还是臣妾，上下都将行孝作为道德的根本，全民将孝敬作为行为准则，大家都互相恭敬，互相爱护，互相照顾，故父母在世的时候，都能幸福安乐，父母去世后，灵魂尚能安享祭奠。普天之下，必然风调雨顺，和谐太平。
为进一步论述为什么要把孝道作为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又如何有效地倡导和推行孝道，并在执政的具体实践中收到成效。
在「广至德」章中，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 《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
孔子认为，倡导孝道最为有效的做法是，执政者首先为天下人做好表率。教人行孝道，首先大小官员人人都象孝敬自己父母一样孝敬天下所有为人之父母，让天下的父母都得到孝敬。教人行悌道，首先大小官员人人都象恭敬自己兄长一样恭敬天下所有为人之兄长，让天下的兄长都受到恭敬。教人行臣道，首先大小官员人人都象尊重自己上司一样尊重天下所有为人之上司，让天下的上司都受到尊重。因为每位官员都能如此谦卑、恭敬，对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平易近人，老百姓则自然就会把你当成父母官。要达到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非孝道莫属。
在「广要道」章中，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在此章，孔子提出了“四莫”，作为孝治天下的实施大纲。即:教人们相亲相爱，非孝道莫属；教人们恭敬和顺，非悌道莫属；社会要移风易俗，非乐教莫属（这里的“乐教”，应理解为现代的传媒舆论 ）；国家要想长治久安，非礼法莫属。可以说，这里的“孝道”、“悌道”、“乐教”、“礼法”，涵盖了整个社会政治生活。针对“礼”，孔子进而阐明，所谓“礼”，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敬’字。因此，尊敬他人的父母，其子就会高兴；尊敬他人的兄长，其弟就会高兴；尊敬他人的君王，其臣就会高兴。虽然只尊敬了一人，但事半功倍，千千万万的人会感到高兴。孔子认定，这就是把孝道作为“要道”的充足理由。
为进一步论证“孝治天下”，在「三才」章孔子讲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也就是说，孝之所以为至高德行，是因为孝是人民道德的根本，是人民品行的首要，如天地常规，天经地义，顺乎民情。先王正是遵循了天地之德，顺从了人心所向，将孝道作为全民的价值趋向，作为社会自下而上的统治手段，国君以孝治国理政，民臣以孝修身齐家，则自然「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不需严肃的教育，不需严厉的统治，就达到了天下大治，社会和谐。
二、移孝作忠
《孝经》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首次将孝亲与忠君联系在起来，从伦理道德升华为政治理念，使“孝道”具有了更鲜明的功利倾向和政治色彩。在《孝经》第一章，孔子就对“孝道”作了明确的定义：「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按照这个定义，行孝是一个系统的、连续的过程，且分为三个阶段。青少年期，在家事奉双亲，为之始孝。迈入社会后，将孝亲的精神用于社稷，服务民众，为国家建功立业，为之中孝。忠是孝的本意，是孝中大孝。到了老年，要反思自己，完 善人格，修身自好，这便是立身，为之终孝。“终
于立身”是孝道的最高层次。
为了使“移孝作忠”的论点合情、合义、合理、合法，孔子从父子之爱的自然法则，从士族行孝的要点要旨，从孝道实现扬名后世的目标需求，从古代刑法角度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详尽论证。
在「圣治」章中，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
孔子认为，父子之爱，是天生的，是自然的法则。父亲对子，有两重恩爱，即是慈亲，又是严君，所以恩爱之厚，莫重于此。这就是说，父亲在儿女心目中是两种角色，一种是慈亲角色，一种是严君角色。慈亲讲爱，严君讲敬。爱敬是孝的两个方面，儿女爱父母，就必然敬重父母，否则就非真孝。这样，儿女从小养成孝敬，成人后自然忠君。
在「士」章中，子曰：「资於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
在古代的统治阶层排序中，士族是介于卿大夫和庶民之间的阶层，泛指学子和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和刚开始从政的机关公务员。对于这个属于社会未来群体的孝道要义，孔子明确概括为：用侍奉父亲的那种心来侍奉母亲，用尊敬父亲那种心尊敬上司，即「母取其爱，君取其敬」。进而明示，用孝心去侍奉君上，则为忠，用敬心去尊敬上司，就能顺。只有这样，士才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章末，孔子引用《诗经》里面一段话：「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意为士族尽孝，欲使自己的父母不受耻辱，就必须起早贪黑，加倍努力，競競业业，竭力尽忠。教导士族，对父母要孝，对上司要忠。忠与孝乃为士族孝道的完整要义。
在「广扬名」章中，孔子提出“扬名后世”是孝道的高级标准，它只有与忠君紧密联系才可能得到实现。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在此章，孔子从孝道“扬名后世”的自身需求，对移孝作忠的论点，作了进一步论证，并继而提出齐家、治国相一致的主张。孔子认为，孝子以爱敬之诚孝亲，移作事君，必能忠君；孝子以和悦态度敬兄，移于事长，必能顺长；孝子将家务处理得头头是道，移于公务，必能有条不紊。故此，忠出于孝，顺出于悌。在家行孝，出外忠君，不仅声誉可显耀一时，而且忠孝之名，将永远留传于后世。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便是「开宗明义」所言，「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实现了扬名后世的高级标准，做到至孝。
在「五刑」章中，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
孔子在此引用古代刑法，目的是论证移孝作忠的合法性。按照古代刑法，罪名有三千条，刑罚分墨、劓、剕、宫、大辟五种。五刑中，最大的罪名是不孝之罪。不孝中，首罪就是「要君者无上」，对上不忠，可谓“无天”。因为，在古代君王就是天子，对君王的尊敬犹如敬天，故而要挟非礼君上者就是“无天”。次罪为「非圣人者无法」，之所以谓之“无法”， 是因为圣人的教导都是本性本善的行为规范和制定法律的基本原则，这些法则，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如果无视或否定圣人的教化，必定使人心无所依从，引发社会不安，故而非圣人者就是“无法”。再罪是「非孝者无亲」，因为家庭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不孝敬老人，不尊重长辈，无视孝悌者，就是产生不安定因素的根源，谓之“无亲”。所以，孔子将无天、无法、无亲这三罪谓之三恶，并警示这三恶为「大乱之道」，是引发社会动荡的恶廇。
三、身体力行
孝治天下，关健是执政的各阶层都能心存孝道，身体力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样，才能使「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经文中，孔子不仅归纳了先王时期执政者力行“孝道”的言行规范，而且祈愿后继执政者“君行六事”。
在「圣治」章中，子曰：「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孔子在此祈愿执政者，一是讲出话必思量人们能否奉行；二是做出事须考虑人们能否快乐；三是道德为人们所尊敬；四是行事为人们所效法；五是容貌举止端庄可观；六是动静进退合乎礼仪法。这谓之“君行六事”。若以这样的作风面对百姓，百姓自然敬畏、爱戴，且事事效法。所以德教就能够顺利推行，政令就能自然贯彻。
在「天子」章中，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
经文中，既是孔子对先王孝治天下的回顾，也是对后继天子的祈愿，言简意赅，充分体现了先王“国以人为本，人为德为本，德以孝为本”的治国理念。孔子认为，先王爱人如己，仁者无敌，正如《弟子规》所言：「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即天子亲爱自己的父母，必定博爱，绝不会对他人的父母有半点厌恶。恭敬自己的父母，必定广敬，也绝不会对他人的父母有丝毫怠慢。这样，天子率先垂范，普天之下的民众都能广泛受益，百姓就会自然效法，人人博爱广敬，「一人有庆，兆民赖之」。社会自然和谐，世界必然大同。
在「诸侯」章，孔子提出诸侯尽“孝”的基本要道。警诫其千万不能骄奢淫逸：「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在古代，包括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在内的各方诸侯，上奉天子之令，下辖庶民之命。相当于现在的省、直辖市级党政军一把手，掌管着一方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要政。所以孔子特别教诫，「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对上替天子行道，对下为民众造福，不骄不奢，廉明清政。在政务处理方面，要遵法守礼，谦恭下士，力戒凌上慢下，刚愎自用；在财务处理方面，要谨慎度用，量入而出，力戒贪图享受，奢侈浪费。只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才能高而不危，满而不溢，永保基业，天长地久，也才能使腐败以此自觉杜绝，国家以此安定，民众也以安居乐业，达到「社稷以此安，臣人以此和」的理想境界。这既是诸侯当行的尽孝要道，也是诸侯立身行远的长久之计。
作为辅佐国家行政官吏的卿大夫，事君从政，承上接下，是孝治天下的重要环节。在「卿大夫」章，子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
孔子总结了先王时期有效做法，明确将“三不敢”作为卿大夫行孝的主要内容，主张不合乎先王礼法所规定的服装不敢穿；不合乎先王礼法的言语不敢说；不合乎先王规定的道德的行为不敢做。这样，才能做到言无口过，不因言语不当导致失误，行无怨恶，不因行为不端招致怨愤，从而禄位可保，宗庙可祭，光宗耀祖，泽及后人。正如唐玄宗在《孝经御注》所言：「若言非法，行非德，则亏孝道，故不敢也」。在服、言、行三方面，孔子尤为重视言、行两问题，经文仅四句话，就有三句是在讲言、行。因为卿大夫作为天子或诸侯的大臣，虽不负守土治民之贵，但为国家的中坚，领袖的辅佐，对于执政的良窳，起有重大的影响。古代的卿，相当于现在的国家部委和省市厅局领导，大夫，相当于国家部委的司局长和省市厅局的处级干部，统属国家高级公务员。他们的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产生极大的社会效应，对执政的严肃性和有效性，无不产生极大影响。如果这些卿大夫都能自觉传承“孝道”，按照君王的廉政要求，生活注重廉洁，待遇严禁超标，言必守法，行必尊法，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在自奉、言语、行为三方面都能主动遵纪守法，严格做到“三不敢”，则就为卿大夫尽职尽责，尽到孝道。其结果，必然有促于官民和睦，上下无怨，社会和谐，达到天下大治。
总之，无论国家，还是团体、单位、企业，领导希望下属能够忠于职守，最有效的方式是领导本身力行孝道，为人师表。只有这样，才能「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正如《论语》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四、倡导谏争
孔子特别反对愚孝愚忠，极力主张“谏争”，认为「不争则非忠孝」，若儿女看到父母有过而不去劝谏，一味顺从，就会陷父母于不义，这是不孝；人臣见到领导有过失而不去劝谏，盲目服从，就会陷领导于不义，这就不忠。经文中不仅在两个章节中提到谏争，而且还将「谏争」专列一章，对其进行了详细论述。
在「谏争」章，「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当学生曾子请教孔子，如果儿女将慈爱恭敬、安亲扬名都做得很好，一切顺从父母，这是否可谓孝子？孔子听后，连说两句此言差也。接着教诲：从前，天子、诸侯、卿大夫身边都曾有敢于直言劝谏的大臣。天子身边有谏臣七名，诸侯身边谏臣五名，卿大夫身边谏臣三名。由于建立了讷谏、劝谏机制，所以即使天子偶有失察，也不至于失去天下；诸侯一时未善，也不至于亡国；卿大夫间有差误，也不至于丢掉封邑。士身边如果有敢于时进忠言的朋友，他就能够保持美好的名声；父母如果有敢于规过劝善的儿女，他就不会做出不义的事情。所以，面对父母、君王有不义的行为，做儿女和臣僚的，不仅不能盲目服从，而且必须竭力谏争，勇于匡救。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孝忠。
但是，谏争还必须讲究策略，讲究艺术。古人云：「武死战，文死谏」，这当然说的是极端情形。《论语》中，也有「君子信而后谏」的警语，这些都是古人谏争的艺术精典，值得我们借鉴。臣僚欲达到的劝谏的效果，首先平日要忠于职守，取得君王的信赖，在你谏争时他就易于接受。当然君王也有一时昏晦，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时犯颜谏争，也许就是不得不采取的方式。《晏子春秋》和《史记 滑稽列传》等经典名著中都记载了许多巧妙谏争的事例，足以说明讲策略、有艺术的谏争效果，均值得后人效仿。
在「事君」章，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
孔子在专论如何事君时，又再次强调谏争的重要性。他认为君臣之间，休戚相关。作为一个称职的臣子，事奉君王时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上朝时，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献计献策，竭力尽忠。二是退朝后，不仅要检讨自己的言行是否存有过失，还要思虑君王的政令是否存有不妥，如何防微杜渐。对君王正确的决策，坚决遵照执行，对君王的过失，要竭力劝谏，防患未然。只有这样，君臣之间才能同心同德，上上下下才能互爱互敬。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孝治天下”是《孝经》的核心论点，是处在春秋战国历史大变动期间的孔子，对西周时期文武二王及周公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和向往。在以宗法家族制度为基础的君主专制社会里，出于社会现实的本身的需求，历代统治阶级都把“国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德以孝为本”的理政观念，尊崇为自下而上的执政手段和治国方略，把孝治推崇到政治伦理和治政理念的核心地位，有其特定的历史实践意义。从那以后，在历时两千五百来年的中国社会中，历代统治阶级多数都把孝道视作施政治国纲领的核心内容，帝王将相、巨子碩儒为《孝经》作注者代有其人，孝治天下的践行者更是层见迭出。
孝道，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孔子所推祟的先帝之道、明王之政、圣人之治、君子之行，无一不对历代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建设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发掘《孝经》的精神实质，汲取其积极因素，这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乃至廉明执政，社会安定，都有着不可忽略的借鉴价值。
作者：董葛已授权
作者简介：董革，笔名董葛，男，山西省直机关退休干部，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高级科技咨询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媒大学国学与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三晋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曾在《山西日报》、《山西文学》等报刋杂志发表文章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