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或称为公共研究机构，在美国，有人甚至将其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它以精准全面的分析研判、与政界广泛深入的联系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人民网：美国智库：具有特殊意义的“第四部门”）
据我了解在国内首先定义社会“四个部门”是在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女士将社会分为四个部门，政府、企业、第三部门(以志愿为基础，公益或是互益的组织)、第四部门(主要是新事业机构，就是公共服务机构)。
杨团女士是“大公益”概念的首先提出者，她认为“传统慈善仅仅是现代民间公益的一小部分。现代慈善可以界定为现代民间公益，而大公益又超越了一个国家且限于民间的公益，它是跨地域、跨国家、跨种族的，是国与国、族与族、人与人都要联合起来，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在例如反恐、生态环境、公共卫生、能源和食品安全、农业可持续等等大目标上协同一致行动。”这在《南方都市报》2015年的报道中被概括为“大公益时代的社会协治”。公益不等同于慈善捐赠，公益更需要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以推动社会善治。
杨团预言，“在互联网时代，注册登记的公益慈善组织只是一种形式，而成千上万的自组织社团将以网络社群的方式存在，而且会逐渐发展出一种公益慈善的新秩序。它让出自于人的天然情感的人们，尽管处于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家，都为了同一个目标，迅速地通过网络表达他们的相互认同，只要在电脑、手机上动动手指，瞬间便能聚合成巨大的公益力量。”（《南方都市报》：年度致敬之杨团 公益探路人）近三年后再回顾杨团女士的预言，依托于互联网的“去中心化”，聚合公益社群、实践共享精神，预言毫无偏差地成为现实。
用第四部门概念发展公益事业是否具有可行性？
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梁春晓老师在《南都观察》刊文《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创新和公益转型》：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互联网时代拥有新基础设施、新生产要素和新结构等三大特征和动力。新结构即大规模协作和共享。分工与共享好比一个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同时存在，如果说工业时代重在分工，那么互联网时代则重在共享，而且是大规模协作、大规模共享。互联网推动下的“新公益”正在涌现，共同特征是平台化，即将各种资源连接和整合起来，释放社会创新的巨大能量。
第四部门：公益模式将由物资捐赠转向资源整合
2017年6月14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共同发布《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7)》，公布了2016年十大慈善热点事件，例如“2016年9月7日至9日，677万人次通过腾讯公益发起的“99公益日”平台捐款3.05亿元，平均每人次捐赠45.05元。2016年的捐款总额是2015年的2.4倍，参与人次是上年的3.3倍。”再向前回顾2016年中国慈善蓝皮书，“具体来说，去年，我国的预期社会捐赠总量达到了992亿元。另外，加上全国志愿者服务小时折算价值600亿元，以及彩票公益金社会公益使用量340亿元，全国核算社会慈善公益的总价预计将达到1932亿元。”
两年前的新闻已然旧闻，然而两年前的状态依旧是现状。《5年投入276亿，凉山为何还是穷》，“越来越多的NGO、基金会，倾泻到凉山的同情心变成了当地人的饮鸩止渴，一定程度上，恰恰是越扶越贫。”大凉山缺钱吗？一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是，“据《环球时报》报道，官方数据显示国家在2010年～2013年间，仅在凉山10个扶贫项目中就投入了83.65亿人民币。而来自凉山州教育局的数据显示，凉山州教育投入连年递增，一路攀升。2011年至2013年，分别达到49.5213亿元、66.0375亿元、70.8406亿元。凉山州政府2012年的报告显示，当地在2007～2012年这5年来累积投入276.5亿元改善民生。”
而哪怕政府投入有甚，为何在社会的印象中凉山依旧是公益组织、基金会慈善扶贫的代名词，公益人“不上凉山非好汉”，那么既然谈起扶贫，其“贫”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是物质抑或思维？记者邱荔在文中的最后一句话恰是我认为是最好的扶贫路径，“归根到底，脱贫这事得放着让凉山自己来。”教育扶贫同样得“放着自己来”。这里并非指捐助无用，亦不是指慈善不作为，而教育扶贫的着眼点应在于以低成本、低门槛、可持续、可复制的模式激活区域教育自主发展的内驱力，尤其是乡村教育的“弯道超车”。
由澳门同济慈善会、凯风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于2015年共同发起的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Chinese Sponsor Round-table）在今年五月组织主题游学，“做好战略定位，系统解决问题”，其中之一的议题即是农村教育，研讨如何从系统层面思考农村基础教育的问题、思考基金会可以如何与政府企业公益组织等力量合作共同推动深层次的农村教育改革。此次议题邀请的嘉宾即是凉水井中学校长龙云君，他在此次圆桌论坛中表示，于教育扶贫而言，打通资源壁垒、整合链接资源远比传统的捐款、支教意义更为深远。（延伸阅读：《龙云君 | 一所农村弱校的创新突围之路》《从未来归来，走进凉水井的真实课堂》）
作为一所寄宿制农村初中，凉水井中学在龙云君校长的领导下，营造全校的教育创新氛围，充分调动老师的积极性，以问题导为导向、总体规划，利用互联网思维办学，打破学校围墙，全方位链接资源，通过提供丰富的教育场景和多元的课程，努力形成强大的学习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小步快跑，叠代升级，最终有效推动学校的改革和创新。用惊艳来形容现在凉水井的课堂，一点也不为过。学生自主合作有模有样，小老师在课堂上从容有度，教学内容也很有自己想法。不翻书本，没有知识点，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老师，学生们却变得越来越阳光、大方。这印证了在互联网时代技术支持下课堂的巨大变化，我们看到通过资源整合实现乡村学校弯道超车的机会与无限可能性。我们看到没有一蹴而就的改革成功模式，每一种变革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不在技术，而在人，这亦是教育扶贫模式转型后最大的着眼点。
共享教育与教育扶贫可以更低成本、高效能、轻量级地形成持续链接和紧密结合。用资源链接取代设备购买、用激活教师成长内驱力的在线社群化研修取代传统的线下集中培训会，基于互联网+，促进优秀名师、丰富资源走进乡村教育，让偏远地区学校开足开齐课程；对乡村教师开展网络研训，提升教师教学思想、网络素养；集中优质教育资源机构，向偏远地区学校输送教育资源。乡村教育扶贫的模式正在转型——由物及人，从着眼于物资的捐赠转型至通过整合资源激活人自主发展的内驱力。
共享教育：教育扶贫将由“他组织”转型“自组织”
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他是经济学家，亦是国内首先提出“双师课堂”理念的教育先行者，尝试用远程的方式解决乡村学校师资不足，优秀资源匮乏等问题，从而探索城市优质教学资源补充乡村的可操作性。“在互联网时代，教育能做很多原来做不了的事情。”由经济至教育，2013年由汤敏老师提出的“双师教学”理论前瞻性地展望了“共享教育”的未来，尤其是基于“共享教育”促进乡村教育的变革。
“美丽乡村网络公益课程计划”自2016年3月发起以来，汇聚社会各方的力量，为乡村学校提供大规模可参与的高品质课程，迄今已逾千节。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一个摄像头、全国所有偏远乡村学校均可直接免费参与，选择适合的课程融入学校课程表即可确保按时参与听课。启动线上、线下双师课堂，利用社群化学习的模式，激活教师内在动力，为乡村学校解决师资匮乏、课程不足、难以开齐开足课程的问题。目前已经影响全国偏远乡村3000多所学校，受益学生过百万。
互+计划携手各教育公益单位共同履行社会责任，为中国偏远乡村学校开通网络双师课堂，为乡村学校解决素质类课程资源不足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区别于传统支教与物质资助的方式、区别于针对个别学校和个别学生的支持帮扶，真正让乡村学校链接可持续的优质教育资源，惠及全体学生。以社会资源最大化高效能链接为核心动力，最终实现人的成长和自我实现，创新性地实践互联网支教新模式。通过大规模、高效率、可持续解决教育扶贫，从而实现“从个人帮扶模式到社会帮扶模式，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模式”。
“共享教育”的实施不仅需要的是充沛的优质课程资源渠道，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信息化促进了教育资源的蓬勃生长，例如此刻我打开“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http://1s1k.eduyun.cn/）“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本年度已经共享了5597060节课程，足够优质的资源落地学校缺乏的或许即是本地化的组织管理模型，即完成由“他组织”向“自组织”的转型。
以“双师课堂”为模型的“共享教育”正在对乡村教育优质均衡产生着深远影响。《华声在线：“共享课堂”是振兴乡村教育的有益补充》优质教育资源在城乡间分配不均衡，是一个不可回避、挥之不去的话题。有没有一种方式，能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在城乡间的流动，除了特岗教师、支教老师等之外，通过互联网搭桥牵线，为农村学子多打开一扇了解外界、接受新知的窗户，不失为一条路径、一个办法。李家堡中心学校探索实施“共享阳光”课堂试点，便是这样的创新和实践，“共享课堂”引导得当，完全可以成为振兴乡村教育的有益补充。
集合影响力：促进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的跨界融合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王平女士指出：“未来的创新，一定是发端于对社会整体的关注，一定是极具包容性地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部门有机囊括其中的创新，三者间的界线会日趋模糊、消融。我大胆地猜想，‘无界’将会成为未来创新的新关键词。”
“无界”兴许尚且有一定的距离，但互联网以其普惠性将赋予政府、企业与第三部门、第四部门更多创新合作的想象空间，随着社会的愈发进步，社会所存留的问题亦减少并更触及痛点，能够以单一部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随之降低，以集合影响力推动社会创新的模式将予以更多的跨界融合契机。
“教师培训效率”同样是尚待优化的社会问题之一，从投入产出比的角度而言还有更多的中间损耗（运行成本）可以被优化。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袁振国在《教师培训的历史转型》中提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从各个方面改变着学习和教育的面貌，有效提高着教育的效能。从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信息来看，教师最活跃的领域是在他的网络社区空间。这个空间，是一个人人可以发言、没有等级、没有高下、不分学术资历的区域，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地方。充分发挥互动社区的功能，可能是教师培训最值得利用的一个空间。”
乡村青年教师社会支持公益计划（简称“青椒计划”）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沪江“互+计划”等30多家教育类公益组织、教育类企业、高校及学术研究机构联合发起，针对乡村青年教师目前面临的问题和乡村教育公益领域的现状，借鉴国际上“集合影响力”的理念，共同解决乡村青年教师在工作、生活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提升教学质量，稳定教师队伍，促进乡村教育的发展，为教育精准扶贫、青年教师成长、乡村教育底部攻坚提供大规模、低成本、高效能的解决方案。
对以往教师培训项目“主管部门→承办单位→学校教师”线性运营结构进行支持和补充，“乡村青年教师社会支持公益计划”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沪江互+计划为主要发起单位，构建社群化学习模型结构，其中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组织各区县教育局整体报名，北京师范大学组织专家教授团队设计专业课程体系并授课，沪江互+计划提供平台技术支持与教师社群运营，其他联合发起单位共同致力于链接优质教育资源，搭建教师社群化学习平台。截止十一月，乡村青年教师社会支持公益计划覆盖全国18个省级行政区域22716位教师，其中包括62个区县教育局、3467个学校。（“乡村青年教师社会支持公益计划”全部课程回顾）
“我们所说的社会创新应该是面向社会整体、针对社会问题的整体的、全面的、广义的社会创新，而不是局部的、片面的、狭义的社会创新，应该涵盖政府、企业、社会和公民等各种主体。社会创新的意义，不在于社会创新的方案是不是够“新”够“奇”，而是看它与过去的方案相比，是不是可以用更少的资源投入去获得更大的社会效益。要寻求多方参与解决社会问题。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主体，要有意识地共同参与、跨界合作。”（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梁春晓：《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创新和公益转型》）
感谢互联网的赋能，当我们进入“大公益时代”后会有更多平台化的“新公益形态”，开放共享、互联互通，会作为第四部门，以“开放、平等、协作、快速、分享”的精神聚合政府、企业和社会（三部门）的资源，实现集装箱式的重组和整合利用。尤其对于教育这个“慢行业”而言，互联网的开放和快速恰恰既是冲击亦是补充，发挥集合影响力，我们共同期待的“共享教育”能够真正接近人类社会长久以来的夙愿——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