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笔者告诉读者如下惊人‘事实’:
“我国大学生平均寿命为21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50岁左右!”;
“我国小学生平均寿命只有约10岁!”
读者必然会嗤之以鼻,甚至怀疑笔者脑子有问题。但是当你读到下列出自权
威部门,专业会议,或记者之手的报导时,会有何感想呢?
"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
"北京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寿命只有53.34岁,比10年前缩短了5.18岁"
你可能会相信或顶多有所怀疑,不大可能怀疑他们脑子也有问题吧?其实笔
者在此要告诉读者的是:它们是同样错误的。
这事还是从最近读到的一则新闻说2004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高达85.59岁,感
叹之余突然想要上网查找一下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引起的,结果发现去年夏天大量
出现在国内各新闻媒体,大小报刊,如光明日报,网站上的如下耸人听闻的报导:
上海社科院的《社会科学报》今年公布的一份跟踪了近10年的“知识分子健
康调查”显示: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8─59岁降至调查时期的53─
54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1964年)时北京市平均寿命75.85岁低近20岁。其
中,北京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寿命只有53.34岁,比10年前缩短了5.18岁
目前,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其中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在高
科技区工作的中关村知识分子,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53岁,比北京市的平均寿命
低将近20岁,而且这种被称为“过劳死”的现象已经在世界上很普遍了。引发过
劳死的原因被专家称为“职业枯竭”。
对于以上报导,起先感到非常奇怪,半信半疑。对比起日本女性平均寿命,
感到为何世道如此不公。但是仔细一想觉得不对。一来笔者有不少老同学属中关
村知识分子且已年过63,比53大10岁,相当于北京普通人中的85岁高龄,但个个
都活得好好的。一些人还在担负重要工作。而按一般现象,多数老人都是在高于
平均年龄10岁左右去世的。再仔细思考,发现以上报导是完全错误的。笔者虽非
人口学专业,但感到不吐不快。
什么是平均寿命?比如‘2004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达85.59岁'是什么意思?
如何得到?这当然是对2004年中所有(或大量,科学取样)死亡的日本女性年龄求
算术平均,从夭折的婴儿到各种年龄的死亡。所以,严格地说,平均寿命这个人
口统计学上的概念只有对一组从出生到死亡都可跟踪的封闭人群才有意义,才可
测量。也即必须满足:a)从出生到死亡都可跟踪;b)封闭性:不能有大量(外组)
人员中途插入或流出。比如,‘日本女人’显然满足封闭性。
那么‘我国知识分子或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又是什么意思?
首先,‘知识分子’这一界定就十分含糊。假定大学毕业以上,从事教学,
科研或技术工作,年龄范围应在25至60岁。对中关村知识分子,要求可能会稍高,
年龄段设为30至65岁。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特定年龄段的群体,和‘大学生’,
‘军人’等一样,平均寿命的概念不适用。比如,谁也不知道25岁前死亡的人中
有多少人如果不死的话可能会在后来成为‘知识分子’或‘中关村知识分子’,
因而必须在计算平均年龄时包括进去?对退休人员就更是如此,退休人员的死亡
年龄对平均寿命影响极大(毕竟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过了退休年龄才去世)。也即是
说这种调查要么是对一组严重不封闭人群进行的,因而没有统计学意义或充其量
只能给出在这一年龄段中死亡者的平均年龄。如果不加上这些死亡人员数目占全
部人员的比例,这种年龄又有何意义?毕竟死亡是人类无法回避的问题,各个年
龄都可能出现。
再作搜索才发现所谓‘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寿命只有53岁’的消息来源于如
下数据:
...全国的情况如何呢?一组国家有关部门一个专项调查数据表明,我国知
识分子平均寿命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而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的
一个专项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科学院7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5年间,有134名专家、
学者去世,平均年龄53.3岁;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科研人员患病率高达80%,动
物所体检未见异常的知识分子仅5%,数学所患高血脂症的知识分子占71%
搜索发现,北京大学有教员2236人,其它七所则不得而知。假设每所平均有
400科研人员,共2800人。所以,全部约5000名在30至65岁年龄段的人,根据五
年共有134人死亡的事实,年平均死亡26.8人,占5000人比例0.54%,如果这种统
计包括了所有人员和年龄,则平均寿命大约应是1/0.54%=185岁!
但因5000人中并不包括退休人员,所以分母应更小,平均寿命应更大,与
53.3岁大不相同!
这种错误是怎么发生的呢?原因可能如下:
1)死亡统计中未包括(或未大部包括)退休人员;
2)由于近年来高教大发展,大量中青年知识分子进入教师和科研队伍,因而
使这组人员不满足封闭性。这批新人所占比例很大,他们的自然死亡情况无法反
映到这项统计中去。他们中出现的偶然性死亡却会极大地影响结果;
3)包括以上两者。
笔者相信属第3)种情况。
现在的问题是:在此年龄段(30至65,跨度35岁),此比率是否太高?如果有
人口普查详细数据可资比较会不难得出结论。但笔者没有。不过,不难发现这
5000人中每年至少有(1-0.0054X35)X(5000/35)=115人进入66岁,远大于死亡的
26人。所以,中关村知识分子(考虑加上退休人员)的‘平均寿命’必会大大高于
53.3岁,甚至很可能高于北京市平均值。决定寿命高低主要因素是:医疗条件,
合理的膳食结构,身体素质,等。而知识分子在前两方面都比普通人强。至于知
识分子中出现的‘英年早逝’问题,各行各业中都有,有的甚至更甚。比如青年
工人死于危险工作,或农村缺医少药,等。只不过不被称为‘英年早逝’而受不
到特别注意而已。至于所谓“平均寿命比10年前低了5.18岁”只不过是因为5000
人中仅26人死亡,比例很小又跨了35岁年龄段。因而个例的变化影响很大。同时,
由于文革的断层及后来的大发展造成这组人员年龄分布偏低,缺少50至60岁左右
年龄段的人,因而调查结果被误解为平均寿命的下降。所以,应该改为"北京中
关村在职知识分子死亡人员的平均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减少了5.18岁.”考
虑到上诉原因,这实际上很正常。
在现代社会中,除非有致命疾病流行或战争等,人的平均寿命只可能升高,
不可能10年中反降低5岁。知识分子群也不会例外。至于要达到日本女性那么高
的平均寿命,则对膳食结构,环境,生活习惯,等都有更高要求。
笔者对英年早逝的知识分子表示深深惋惜。本文只从统计学观点讨论死亡分
布。要解决‘英年早逝’问题,最重要的可能是进行经常性体检,及早排除身体
中的危险隐患。笔者不相信紧张的脑力劳动会大量累死人。笔者痛恨一些记者甚
至专家发表不符合科学,耸人听闻的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