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广为传播的10000小时定律，《异类》（Outlier）这本书还有很多其他的点值得单独拿出来说道说道，比如马太效应、智商门槛、实践智力和协同培养、荣誉文化、权力距离指数、以及KIPP学院等。其中对我启发最大的三个是实践智力和协同培养、权利距离指数、和KIPP学院。上回说了实践智力和协同培养，今天来看权利距离指数。
一、大韩航空的信任危机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的大韩航空空难频发，频到什么程度？
美国联合航空1988年到1998年的“飞机损失率”为百万分之0.27，也就是说每飞行200万次，会在一次事故中折损一架飞机；而大韩航空同期的飞机折损率为百万分之4.79，是前者的17倍之多。我看了一下维基百科的记录，大韩航空在1980年到1999年光造成人员伤亡的重大事故就有7起，致使700多人遇难。
1999年4月，大韩航空6316号班机从上海飞往汉城，在起飞后不久就坠落在虹桥机场附近，造成3名机组成员和5名地面人员罹难。随后美国达美航空、法国航空中止了与大韩航空的合作关系；驻韩美军禁止其人员乘坐大韩航空公司飞机；美国联邦航空局降低韩国安全系数等级；加拿大官方也通知大韩航空管理层，他们正在考虑禁止其飞机飞越或降落加拿大领空；时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发表了相关声明：“大韩航空的问题已经超出单个公司的问题，成为整个韩国的国家问题了，我国的信誉已经不堪一击。”随后，金大中便把原先由大韩航空负责的总统专机，转交给大韩航空的竞争对手韩亚航空。
这样看来，大韩航空是不是濒临倒闭了呢？并没有。99年之后，大韩航空痛定思痛，决心改革。现在大韩航空已是著名的天合联盟成员，2000年以来该公司的安全纪录全优，2006年，《国际航空运输》杂志（ATW）为嘉奖大韩航空的转变授予其“凤凰奖”。现在，任何一位航空专家都会说，在安全性上，大韩航空与世界其他任何一家航空公司相比都毫不逊色。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大韩航空事故频发？大韩航空对此又采取了什么措施？咱们来看一次具体的事例。
二、大韩航空801空难
1997年8月6日，大韩航空801号班机，从汉城飞往关岛首府阿加尼亚市。夜空中下着雨，飞机由机长进行目视降落。这位42岁、身体健康、有着8900小时飞行经验的机长，在几个月前，刚因成功处理一起客机低空发动机事故而获得公司的安全飞行奖章。他有过8次从首尔飞关岛的经验，对关岛的机场环境十分熟悉。但801号航班在下降的过程中撞上了机场以南3英里的尼米兹山，随后跌入山谷，机上254人中228人罹难。
这次事故具备了飞机失事的3条典型前提：轻微的技术故障、坏天气、以及疲惫的飞行员。
关岛机场有一种降落设备叫作下滑角指示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道光束从机场射向天空，驾驶员只要沿着光束就可以安全降落。在事故当晚，下滑角指示灯有故障，但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仅仅会给飞行员带来一些不方便而已，在指示灯修理的一个月内，关岛机场有1500架次飞机降落。
当天晚上关岛上空下着大雨，此架飞机在进场前几英里的地方进入了一个风暴中心，机长决定飞出云层看到机场之后根据VOR（VOR外形类似一个灯塔，在飞机接近机场时向飞机发出讯号，帮助飞行员确定飞机所在位置高度，在下滑角指示灯发明前，飞行员在降落时就是借助这种设备）的指示进行目视降落，但是他没有制定备选方案。正常情况下，如果他飞出云层后看不到机场，可以按照规定拉起飞机进入复飞程序，这样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有一件事例外。
这个机场的VOR并没有设在机场内的一头，而是设在离机场2.5英里的尼米兹山上。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机场的VOR设在机场以外。正常情况下你跟随VOR指示能将飞机降落在机场内，但是在这里你跟随VOR指示，你将把飞机降落在尼米兹山上。飞行员对VOR都十分了解，机组随身携带的航空图对此也都有明确标识。这位韩国机长曾8次飞过这里，就在这次飞行前他的飞行简报中还特别提到VOR位置的问题。但此刻已是凌晨，而这位机长头天早晨6点起床。
事实上，在机长决定进行目视降落时机组人员就意识到了问题，如果当时他们阻止了机长，这次空难就不会发生。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他们并没有明确提示机长。
三、权利距离指数
荷兰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对不同族裔之间的文化差异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几个文化维度，其中“权利距离指数”（缩写为PDI）最引人注目。权利距离是指人们对比自己更高等级阶层的态度，特别是指对权威的重视和尊重程度。
在权利距离指数低的国家，掌权者对手中的权利会感觉不好意思，并试图淡化其重要性，领导们以削弱自己权利象征的方式加强自己的亲民形象；而在高权利距离指数文化中，人们非常重视权威，在权威面前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总是以缓和性的语气与权威说话，以表示尊重。韩国就是典型的高权利指数国家。
大韩航空内部的惯例是，在飞行中途逗留期间，副机长应该服侍机长，请机长吃饭或者给机长买些小礼物。一位前大韩航空飞行员说，驾驶舱中的潜规则是“机长掌管飞机，他可以在他感觉合适的时候，按照他的方式做他想做的事”。因此关键指令必须由机长下达，副机长和随机工程师只是一味等待机长做决定，他们认为自己给机长提供建议是不合适的。
801号班机的最后三十分钟内，副机长意识到危机，试探性地问机长：“你有没有觉得雨下得更大了？在这个地方？”其实他的实际意思是：“机长，你决定在没有备选方案的情况下做目视降落，而外面的天气非常糟。你觉得我们飞出云层就能看见跑道，但到时候我们看不见跑道怎么办？外边倾盆大雨漆黑一片，下滑角指示灯还有故障。”但是他不可能那样说。他采取了暗示的方法，对于他来说，他对上级说得已经够多了。
随机工程师也提醒了机长：“机长，气象雷达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他的本意跟副机长一样，希望这句话能引起机长的注意，今天晚上并不适合目视降落，看看气象雷达吧：前方有危险。“是的，”机长回答道，“的确很有用。”可是机长已经精疲力尽，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暗示。
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样的对话非常难以理解，西方人的沟通方式是“以说话者为导向”，说话者有责任将意思清晰明白地表达出来。而在韩国文化中，是“以聆听者为导向”的，意思是否搞清楚，取决于聆听者自己，聆听者必须仔细揣摩说话者的含义和需求。这在日常生活中是必要的，这代表礼貌和尊重。但是，这种对话方式，只有在聆听者能够意识到、并且有足够时间互相揣摩的时候才是适宜的。这绝不应该发生在承载了200多生命、有安全危机的航班之上。
四、大韩航空的改革
2000年，大韩航空请来达美航空的大卫·格林伯格协助改革。他走马上任后推动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全面提高所有机组人员的英语水平，严格规定大韩航空的工作语言必须为英语。
在韩语中，根据称呼者和被称呼者之间关系亲疏，起码有6种称呼方式：正式称呼，非正式称呼，直接称呼，熟人称呼，亲密称呼和普通称呼。副机长称呼机长的时候，绝不敢用熟人称呼或亲密称呼。任何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都会非常注意互相之间的称呼，这是韩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格林伯格的目的就是帮助飞行员完成角色转换，帮助飞行员打破森严的等级文化，让他们不用再考虑用哪种语体、如何措辞来表达尊敬，直接用英文简单明了、意思准确地就事论事，而不需考虑是否冒犯了对方。这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下级对上级提建议的心理压力，同时还可以利用另一种语言的文化优势。
当然大韩航空的改革措施不仅这一条，在此不再赘述。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他们认识到韩国文化在坠机事故中的负面影响，并且愿意彻底改变，于是就能够改变。
五、一些反思
书中还有一个坠机的案例，哥伦比亚的一架航班飞往纽约，当时纽约上空进行航空管制非常拥堵，许多航班都在等待降落，当哥伦比亚这架航班到达时，塔台把它排在了降落队伍的最后，问题是航班的燃油不足以维持这么久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告诉航管员自己的情况非常紧急，需要优先处理就可以了。可是呢，哥伦比亚是一个高权利距离指数的国家，而美国又是一个低权利距离指数的国家，副机长在与纽约的航管员沟通时，采用了非常缓和的语气，以至于航管员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情况非常紧急，以为他们一切正常，就这样导致了燃油耗尽飞机坠毁的惨剧。
看完我非常感慨，一直以为飞机大部分情况下失事都是因为机器的重大故障，原来大多都只是源于人为的沟通不畅。惧怕权威、有意见不敢说、不敢维护自己的利益，就这一点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啊。我们国家也是高权利距离指数的文化，虽然我们平时工作和生活中不会遇到这么极端会出人命的例子，可是反思一下有多少误会、工作失误、关系破裂是因为长期以来不敢表达自己意见、不敢维护自己的利益造成的呢？
在平时的日常交流中，采用缓和性语气是表达友好、尊敬的方式，这非常有利于维护关系，但前提是二人处于类似的文化条件之下，换句话说，双方都有能力理解对方的暗示。而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时，或者在一些事关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就要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克服惧怕权威的心里，一定要确保沟通有效。比如看医生时，如果因为惧怕权威而不敢提出自己的担心，只是被动地等待医生询问，损失的是自己的健康。
那么如何克服这种心理呢？
文化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决定了人们的行为。虽说文化根深蒂固很难改变，但是可以在大的文化环境中建立起小的文化圈子。像格林伯格一样用其他语言文化来影响行为是一个好方法，类似地如，在腾讯公司，大家都叫马化腾Tony，而不是马总，公司中无论职位大小，大家都以英文名或者花名称呼，这样无形之中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级别不同的人沟通起来也比较轻松愉快。张口说“Tony，我认为……”就比“马总，我认为……”容易多了。在家庭中也同样，建立起一种平等、自由的家庭氛围，鼓励孩子多表达自己的意见，有问题提倡分析讨论而不是一味责备，孩子就不会因为惧怕家长而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
作为个体，要刻意培养自己的“权利意识”。这里的权利意识是说，敢于主动维护自己的权利，提出自己的要求。咱们的文化中比较提倡要合群，顺从，要优先满足别人的需求，照顾别人的感受，正常情况下这没有问题，但是一旦照顾别人和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会让自己陷入麻烦。在哥伦比亚航班坠机的例子中，纽约的航管员说话非常强势，副机长觉得对方很生气，所以不敢直接提出自己的要求，可是当时他们都快坠机了！所以要分清楚情况，什么时候要暗示缓和，什么时候要敢于直说。我们常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就是一种权利意识，你得先提出自己的需求，需求才有可能被满足，被动地等待只会让自己更加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