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32 拥挤导致行为失常
Calhoun, J.B.（1962），Population density and social pathology. Scientific American，206，139-148.
近几十年来，拥挤对行为的影响始终令心理学家很感兴趣。可能你也注意到，当自己身处拥挤的人群中时，你的情绪和行为会有所变化。你变得孤单离群、不引人注目，或是想法儿抽身离开，抑或是变得易激惹和好攻击。
本章中这篇研究报告在题目中用了“人口密度”（population density）一词，而没有用“拥挤”（crowding）。这两个词看起来很相似，但心理学家对两者有明确的区分。人口密度被定义为一定空间内个体的数量。如果一间12×12英尺的房间内有20个人，这房间就被认为是人口密度很高。而拥挤则是由不同程度的密度造成的个体主观体验。如果你试图专心于一项困难的任务，而却与20个人待在这样一间屋子里，这时你可能感到太拥挤了；相反，如果你在上述同样的房间里与20位朋友聚会，你可能一点也不感到拥挤。
行为学家研究密度和拥挤效应的一种方法是，观察那些已经很拥挤的地方，如曼哈顿、墨西哥城、某些住宅区和监狱等。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是，在这些地方除了人口密度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会影响行为。例如，如果我们发现在一个拥挤的贫民窟犯罪率很高，我们无法断言拥挤就是犯罪发生的原因，可能是贫穷，可能是吸毒率较高，也可能是所有这些及其他因素与拥挤因素共同导致了高犯罪率。
另一种研究拥挤的方法是让人类被试在高密度条件下待较短的一段时间，并研究他们的行为反应。如果是让被试长时间处于该状况则是不符合伦理的。尽管采用这种方法，研究者可以控制更多因素，并分离出拥挤这一因素对行为产生的影响，但这与现实中拥挤的生活环境相比，它还不是很真实，因为现实中的拥挤往往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然而，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得到了关于拥挤的一些有趣的发现，我们稍后将在本文中对此进行讨论。
只为研究的需要而让人长时间处于拥挤环境中，这在伦理学上是不可行的（因为存在应激和其他潜在的损伤后果），因此研究者们使用了第三种方法来研究密度的影响：用动物作被试进行研究（参见前言部分关于动物研究的论述）。这类研究中最早最关键的系列研究之一是由约翰·B·卡尔霍恩（John B Calhoun，1917-1995）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年进行的。卡尔霍恩让几组白鼠的数量增加到在狭小空间中正常数量的2倍（靠它们自己繁殖），然后观察它们在这一环境中存活16个月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行为。
理论假设
卡尔霍恩特别想了解高人口密度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虽然把白鼠看作社会性动物对你来说似乎有点奇怪，但它们在自然环境中会以许多社会化的方式来互动。
在探讨卡尔霍恩的这项研究以前，有必要回顾他更早几年所做的一项研究。卡尔霍恩把一群白鼠关在一个l/4英亩的安全而封闭的户外空间内，给予它们充足的食物，理想的、受保护的筑巢空地，没有天敌，所有的疾病被控制在最低限度。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老鼠的天堂。卡尔霍恩早期的研究重点仅仅是研究在一个不存在控制过度繁殖的自然因素（例如掠夺者、疾病等）的环境中，白鼠的繁殖率为多少。27个月后，仅剩l50只成年鼠。这很让人吃惊，因为在这样理想的环境中，考虑到成年鼠的低死亡率和通常的繁殖率，在这一段时间的累积下，卡尔霍恩应该看到5000只成年鼠才对。卡尔霍恩认识到，白鼠数量有限的原因在于幼鼠极高的死亡率。显然，在这l50只白鼠中，繁殖行为和母性行为由于社会相互影响的压力而严重改变了，因此几乎没有幼鼠可活到成年。虽然150只白鼠生活在l/4英亩的区域内，看起来似乎不是特别拥挤，但这种拥挤程度已足以导致明显的行为变化。
这一发现促使卡尔霍恩在实验室中设计控制更严格、更易观察的实验条件，以便进一步研究在这样的高密度条件下，白鼠会发生什么样的行为变化。换句话说，他已经观察到了现象，而现在想弄清原因。
方法
在由三项研究组成的系列研究中，研究者将成年白鼠放入10×14英尺的实验空间里，实验空间被分成四个部分或围圈（pen）（见图8-3），它们之间有通道可让白鼠从圈l到圈2，从圈2到圈3，从圈3再到圈4，但圈1和圈4之间无法直接相通。因此，圈l和圈4就是“末端围圈”。如果一只白鼠想从圈l到圈4中去，它就不得不经过圈2和圈3，每部分的隔板是通电的，因此，白鼠很快便知道，它们不能爬过隔板。
这些围圈里有食物、水和供白鼠筑巢用的围篱。白鼠有足够的食物、水和筑巢用的材料。在房间的天花板上有一个观测窗，用于研究小组观察和记录白鼠的行为。
通过几年对白鼠的研究，卡尔霍恩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这个特殊的白鼠种群是12只成年白鼠聚居在一起的。因此，观察室的大小是每个围圈能够容纳12只白鼠，共48只。白鼠被放进观察室后，允许自由繁殖，直至接近正常密度的2倍，达到80只。一旦白鼠的数量达到80只时，多余的幼年白鼠在断奶后将被转移，以使白鼠的数量保持恒定。
有了这种实验装置，剩下的所有工作就是要对这些处于拥挤环境中的动物观察一段时间，并记录他们的行为，这些观察持续了16个月。
结果
对于白鼠来说，实验中的种群密度水平并不极端。事实上，这种密度只是中等程度。如果还想增加白鼠的话，每个围圈大约还可增加20只，但事实并非如此。当雄白鼠成熟以后，它们像在自然环境中一样，为了社会地位而开始相互争斗。这种争斗发生在所有的围圈中，但每个围圈中的结果并不完全相同，因为两个末端围圈（1、4）只有一个进出口。因此，当这两个围圈中的一只雄性白鼠赢得了战争，处于统治地位时，它将捍卫它的地位和领土（整个围圈）。其方法很简单，即守住唯一的那个入口，攻击任何其他胆敢冒险通过那个通道的雄鼠。于是，其他的雄鼠都被逐出，每个末端围圈中最终户剩下一只雄鼠，当然，那里并不是只有它自己，因为在四个围圈中雌鼠的分布较为平均。因此，围圈1和4的“统治者”们每只霸占8到12只雌鼠。而且这些雄鼠没有心存侥幸。为了防止外敌侵入，雄鼠直接睡在通道的入口处，并始终处于警戒状态。
偶尔，有些别的雄鼠也会进入末端围圈，但它们都处于从属地位，大部分时间都与雌鼠待在窝里睡觉，出去仅是为了觅食。它们不想与雌鼠交配，在这些围圈中的雌鼠基本上起着母亲的作用，它们筑建舒适的窝、养育和保护后代。换句话说，在末端围圈中生活的大部分白鼠相对正常，繁殖行为也很成功，幼鼠中有一半可存活到成年。
其余约60只左右的白鼠挤在中间的两个围圈中。因为这两个围圈都有中央供食和供水装置，因此，这些白鼠彼此间有很多相互接触的机会。在围圈2和3中的白鼠有一种行为现象，卡尔霍恩称之为“行为沉沦”（behavioral sink）。行为沉沦是“把超乎导常数量的动物聚集在一起所产生的任何行为变化过程的结果。这个术语暗示着它本身对健康不利，这并非偶然，行为沉沦的确会使在一个集体内发生的所有形式的病理症状恶化“（P.144）。让我们看一看他所观察到的一些极端的、病理性的行为。
1.攻击
在野生环境中，正常雄鼠会为了维护自己在社会阶层中的统治地位与其他雄鼠进行争斗。这种争斗在本研究中的一些富有攻击性雄鼠身上也能看到。与它们在自然环境中所不同的是，在末端围圈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雄鼠必须经常与其他雄鼠争斗以保持其地位，且一般常会是几只白鼠打群架。不过，研究者通过观察发现在中间围圈中最强的雄鼠是最正常的。然而，即使是这些白鼠有时也表现出“病理的症状，如发狂；攻击雌鼠、未成年鼠以及不太活跃的雄鼠；并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嗜好——一种鼠类的不正常行为——咬其他白鼠的尾巴”（P.146）。
2.服从
与极端攻击行为相反，其他组的雄鼠忽略并避免为争霸主地位而起的战争。其中一组雄鼠是围圈中看起来最健康的白鼠组成，它们身体肥硕、皮毛完好，没有因争斗而常会出现的秃斑。然面，这些白鼠完全不适应社会环境。在围圈之间走动时，它们似乎处于睡眠状态或类似催眠的状态，它们无视其他白鼠的存在，反过来也被其他白鼠所忽视。它们对性活动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即使面对发情的雌鼠也无动于衷。
另一组白鼠则极为活跃，并一直在搜寻发情的雌鼠。卡尔霍恩把它们称为“探索者”（prober）。它们常常被更强势的雄鼠攻击，但他们对争夺地位从不感兴趣。它们的性欲极强，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以同类为食。
3.性偏差
这些探索者也不遵守自然的交配程序。通常情况下，雄鼠追逐发情的此鼠，直到它逃进洞里，然后，雄鼠耐心地等待，甚至干脆在洞口跳起求婚舞。最后，雌鼠从洞里出来，进行交配。在卡尔霍恩的研究中，大部分进行性活动的雄白鼠遵守这一程序，但探索者例外。它们完全拒绝等待而直接跟着雌白鼠进洞。有时，洞内的窝中还有已死亡的幼鼠，研究者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探索者正是由此开始蚕食同类。
某些特定雄鼠组被称为“泛性者”（the pansexual），因为它们不加分辨地试图与任何其他白鼠进行交配。它们以性为目的，接近其他的雌鼠、幼鼠以及没有发情的雌鼠。这是一个驯服的群体，常常受到更强势的成年雄鼠的攻击，但它们从不为争夺地位而打斗。
4.繁殖异常
白鼠有一种自然本性，那就是筑巢。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向白鼠不限量地提供小纸条作为筑巢的原材料。正常情况下，雌鼠非常主动地筑巢，以便为生产做准备。它们将材料集中并堆积起来，形成一个垫子的模样。然后将窝的中间部分做一个凹陷形以放置幼鼠。然而，行为改变的雌鼠丧失了一般的筑巢能力（或倾向），最初它们不能做出中间的凹陷。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收集的纸条越来越少，以至于最终幼鼠直接降生在覆盖着木屑的地板上。
当母鼠预感到存在危险时，它们也丧失了把幼鼠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地方的能力。它们可能转移了一些幼鼠而忘了另一些，或在转移的过程中不小心把它们丢在了地上。通常，这些掉在地上的幼鼠或是被遗弃或是死去，随后被成年鼠吃掉。幼鼠的死亡率在中间两个围圈中最高，约在80%-96%之间。
除此之外，在中部围圈中的雌鼠发情时，它们会被大群的雄鼠追逐，直到它们最终不能逃脱为止。这些雌鼠在怀孕和生产过程中并发症发生率很高，并且它们变得极度不健康。
讨论
你可能会预计这些发现的必然延伸是将它们应用到处于高密度环境的人群中一去。然而，由于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到的一些原因，卡尔霍恩没有得出任何这样的结论。事实上，他很少谈论自己的发现——可能的推测或逻辑是：他的结果本身已说明了一切。他只对一个明确的结果进行过评论：白鼠的自然及社会生存行为已被高密度的居住环境所产生的应激明显改变。另外，他提到通过进一步研究、改进方法和修改对结果的解释，他的研究以及其他类似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在面对类似问题时的情形。
研究发现的意义
就像这本书里的许多研究一样，卡尔霍恩这项研究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引发了许多相关的研究，关注高密度居住环境对人的影响。虽然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复述所有的研究，但有些例子值得一提。对人来说，促使行为改变发生的环境之一就是特别拥挤的监狱。由国家法官协会资助的一项研究对每个因犯平均只占50平方英尺（1平方英尺≈0.093平方米。——译者注）的监狱与不太拥挤的监狱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前者的死亡率、杀人率、自杀率、生病的次数及惩戒的比率明显较高（McCain, Cox，& Paulus，1980）。但再提醒一下读者，请记住，除了拥挤因素以外，还可能有其他因素影响了这些行为（例如，参见研究37中有关津巴多监狱的内容）。
另一有趣的发现是，拥挤因素对问题解决能力会产生消极影响。有一项研究让人待在非常拥挤的小房间里（每人只有3平方英尺），或待在不太拥挤的较大房间内，并要求被试完成相当复杂的任务，如把不同的形状进行归类，同时给被试听故事，随后要对故事内容进行测试。在拥挤条件下，被试的成绩明显低于不拥挤条件下的被试（Evans，1979）。
请猜一猜，在拥挤环境中你的生理指标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有研究已显示，你的血压会升高，心率会加快。伴随着这些影响，你会感到其他人对你充满敌意。随着人口密度增加，你会感到时间过得越来越慢（Evans，1979）。
批评
卡尔霍恩对动物的研究结果已得到后继动物研究的支持（参见Marsden，1972）。然而，正如我们在本书的前面所提及的，把动物研究的结果推广到人类时必须特别小心。正如某些物质可能引起鼠类疾病，但对人类的身体健康毫无影响一样；影响鼠类社会行为的环境因素或许不能直接应用于人类，动物充其量只能代表人类的某些方面。有时，动物研究是非常有用的，它可揭示并引导对人进行更加明确的研究；另一些时候，它也可能通向一条死胡同。
1975年，研究者们在纽约城进行了一项研究，试图用人类被试来重复卡尔霍恩的一些研究结果（Freedman, Heshka，& Levy，1975）。对不同居住密度的地区，研究者分别收集了死亡率、生育率（出生率）、攻击行为（法院记录）、心理病理学（精神病院的病人数）等数据。分析所有数据后，研究者没有发现在人口密度和社会病理行为之间有任何显著相关。
虽然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卡尔霍恩就把工作焦点集中在拥挤情境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上。因为这与人类相关，这一领域的研究持续至今。
近期应用
约翰·卡尔霍恩在1995年9月7日逝世，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发人深省并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卡尔霍恩在1962年的文章中所论述的各种社会问题与人类生存条件之间表现出愈发紧密的关系。因此，当科学家对攻击行为、不孕症、精神疾病或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等问题进行进一步了解和干预研究时，常会参考卡尔霍恩关于拥挤和行为病理学的研究。
另一项有趣的研究引用了卡尔霍恩的观点，考察在驯养过程中动物行为的改变（Price，1999）。该研究者普莱斯（Price）认为，某些动物被驯化了，即宠物。这些动物经历了若干代遗传与发展的变化，从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这样它们便能与人和平共处，分享同一生活空间。普莱斯的主要观点是，野生动物经过几个世纪的驯养，不得不适应人类的生活方式，虽然这种环境与它们原始的栖息地非常不同。这种生活方式通常包括在相当拥挤的条件下与同类的其他动物、其他种类的动物以及人类和平相处（至少大多数时间是如此）。作者认为，这是通过提高反应阈限的水平而达到的，即要想让一只驯养动物成为占领者和侵略者需要更强的外部刺激。换句话说，在一个相当小的空间中，狗、猫和人类都能够和谐相处，而未经驯养的野生动物间将会逃走和相互厮杀。
一个相关研究发现，与动物相比，人类对人口密度的反应可能存在着一个关键差异。在动物研究中，作为密度增长的直接后果，病理行为是呈线性增长的：一个数据增长，另一个相应跟着增长。然面，雷格兹（Regoeczi，2002）的研究发现，对人类而言，家庭人口密度对增加的社会退缩和攻击性行为的影响实际上是随着一个单独的家庭中人口的增加而降低的。但是，这种影响趋势只有在居住人数没有超过家庭中的房间数时才会出现；当远远超出这个数字时，反社会影响就会伴随着人口密度增加而显现出来。换句话说，当居住条件是5个人居住在一个3居室的公寓里或者7个人挤在一个4居室的屋里时。人们倾向于表现出更多的退缩或攻击性行为。这里有两个可能原因在起作用：也许是人口密度导致了病理行为；也许是那些退缩或攻击性程度高的人出于自愿或被排斥的缘故，而最终获得不大拥挤的居住环境。
卡尔霍恩的研究有助于精神治疗理论。由于当今世界人口日益增多，人员迁移和多元化发展也更为频繁，对精神治疗领域中提高专业化程度的需求也变得十分必要（Dumont & Torbit，2012），例如。由于多种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增加，对文化交叉相关领域的专业咨询师的需求也逐渐增加。随着寿命的延长，人们会对那些在工作和退休的转型期和慢性病与死亡之间的问题上有专长的咨询师的需求将会增加。随着城市越来越大，越来越拥挤（更多更大的高密度居住区），市中心人口也在不断增多，犯罪率上升。总体来说，很多城市问题会愈发加深，卡尔霍恩的工作与之紧密相关。当这一切发生时，对能够解决各种城市功能障碍的咨询师的需求将会大大增加。
结论
以上这些研究以及其他许多研究表明了社会学家们在探索、完善人口密度和拥挤的影响研究上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尽管社会病理行为产生的原因是繁多且复杂的，然而正是卡尔霍恩45年前的研究第一次让我们注意到了人口密度的影响，这个影响因素虽然只是揭开这个谜团的钥匙之一，但是它所发挥的作用却是至关紧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