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中隐含的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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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对地图是如此定义的:依据一定的数学法则,使用制图语言,通过制图综合在一定的载体上,表达地球(或其他天体)上各种事物的空间分布、联系及时间中的发展变化状态绘制的图形。而自1987年开始的出版的《地图学史》则说:地图是一种图像表达,帮助人们以空间方式理解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状况、过程或事件。这一定义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接受。但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地图,既是一件物品,也是一份图像档案。它兼具文字与图像:没有文字无法理解地图,而没有图像元素的地图则只不过是一份地名列表而已。

现在我们制作一幅地图,似乎很简单。在卫星遥测、航拍、计算机辅助绘图等先进技术的帮助下,地图制作者已经不再需要地理学、制图学方面的训练。但是在古代,制作一幅地图,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绘制地图,不仅受到技术的限制,还受到个人、情感、宗教、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文艺复兴研究中心教授杰里·布罗顿先生在《十二地图中的世界史》中表示:一种世界观孕育一种世界地图,而世界地图也会反过来定义其文化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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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地图制作的集大成者当属裴秀(223-271年),他根据《禹贡》文本对古代地理学进行了研究,创作了《禹贡地域图》18篇,同时他还制定了“制图六体”(制图的六项原则):第一分率;第二准望;第三道里;第四高下;第五方邪;第六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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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六体.png

这六项原则,强调制作地图时需要网格,使用标准的比例尺,运用基础几何和数学计算距离、标高和曲率,已经具备了现代科学地理学的基础。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发展出符合现代科学的制图术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可惜的是,尽管裴秀提出了当时最先进、最科学的“制图六体”,但这只是他学术考证的附带成果之一。他的兴趣与目光从来不在制图上。裴秀总结出“制图六体”,是以阅读大量文献资料为基础,进行考证古文总结而出的,并没有依据任何的实地测量。这和中国古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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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迹图.jpg

古代流传至今的地图中,《禹迹图》和《华夷图》两幅不可不说。《禹迹图》绘制1136年,以大禹的传奇功绩为基础。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称其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作品”。这幅地图,对中国的轮廓描绘的非常精确。同时,它也是已知的最早使用裴秀提出的制图网格代表比例尺的中国地图。但是《禹迹图》并没有强调它使用了比例尺,也没有加入新的地理信息,而是将神话中的地理与当时的地名融合在一起。考虑制图时的社会背景,我们不难发现,这幅图的象征作用,或者说它的政治作用远比它的实际作用要大的多。

1127年,宋朝失去了黄河以南的土地,退守长江以南位于杭州的新都城。丧失土地耻辱犹如一枚铁钉,深深地钉在了当时仁人志士的心中。但是,直至1279年南宋灭亡,宋朝政府也没能收复失去的土地。《禹迹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希望收复失地的梦想。这幅图没有疆界,也没有提金朝的领土,反而将神话传说中的地理与金朝入侵宋朝以前的理想地理融为一体。这反映了宋人不仅希望自己统一中华,同时也将自己视为大统一中华的合法继承人,继承大禹创立的四夷来朝的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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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夷图.jpg

《华夷图》,顾名思义,就是描绘中华与夷邦的地图。这幅图算是《禹迹图》的补充,它标记了500多个地点,包括九州的河流、湖泊与山川,以及东北方的长城。此外,它还描绘了处于帝国边界的夷邦,如朝鲜。地图周边的注解则列出了另外100多个夷邦。这幅图存在很多错误,没有网格,海岸线模糊,河流水系也不准确。但这在中国士大夫的眼中,无关紧要。因为它的作用在于反映了我中华泱泱大国,是世界的中心,尔等蛮夷要来朝拜的高人一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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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关于世界的理念。对世界的看法不同,再现世界的方法也就各异。《禹迹图》和《华夷图》,在西方世界看来,是一幅错误百出,几无实用的地图。但是在于制作和使用这些地图的宋人而言,绝对是实用的。杰里·布罗顿先生在《十二地图中的世界史》中表示,地图,并非单纯地反映世界,也属于这个世界。它们为理解一种社会的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等创造了条件。 我们通过了解这些信息可以发现我们自身的意义,也能理解我们身边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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