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使日本
克勤无逸(1321-1397)，俗姓华，明绍兴萧山（今杭州萧山）人，天台讲僧，天台宗澄性湛堂的法裔，师从杭州集庆教寺原璞法师。少时就开始学佛，熟读经典，后以金陵瓦官教寺住持的身份出使日本有功，朝廷令其还俗出仕，历任考功监丞、考功监令、山西布政使。曾隐居杭州萧山延庆寺，寺前至今有“延庆寺大明山西布政使奉旨出使日本华克勤公隐居读书处”的石碑。
引子
明朝初建，之前沿海一带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的旧部散往海外，并伙同日本浪人骚扰沿海，是为倭寇。事实上，倭寇之患是之后明朝廷一直想解决而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
倭寇，在当时是一个可大可小的问题，说它小，是因为倭寇仅仅是土匪，只抢人抢东西，不抢政权抢土地；说它大，是因为倭寇不是单纯的日本浪人，中间还夹杂张士诚等人的旧部，对明朝也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对于朱元璋来说，天下初定，最重要的边患在北边的蒙古元朝势力，南边的倭寇海盗，如果能由日本自己处理掉，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再来看日本，此时正处于南北朝时代，原来的天皇被驱逐，逃到南边，得到九州、中国、四国等部分大名的支持，是为南朝。北边的幕府势力另立天皇并占据着大部分的国土，实力上是南弱北强，最终由北朝完成了南北合并。在南北争斗的过程中，不断有失败的南朝武士流离失所，沦为海盗。从地图上看，日本南部最接近朝鲜和中国江浙沿海，朝鲜国小民贫，捞不到什么油水，所以倭寇最喜欢骚扰富裕的中国沿海一带。也就是说，明初倭寇，不管是地理位置还是社会原因，基本都来自于日本的南部。
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派出使者出使由怀良亲王主政的日本南朝，希望他能管束倭寇。有些人认为朱元璋不了解当时日本政治情况，所以误向南朝派出使者，这是不对的。但是，由于之前蒙古铁骑曾经有征伐日本之举，所以第一次的明朝使者除杨载等三人外全部遇害。第二次的使者赵秩，也差点被杀。赵秩义正词严申辩了中国已经改朝换代的事实，南朝派出一位叫作祖来的僧人出使明朝。
出发
洪武四年（1371）冬十月，朱元璋决定派使者携书送祖来回国，并加封怀良亲王。“由彼尚佛乘，亦以僧为使”，前两次出使日本的血的教训，以及这一次日本来使的僧人身份，令朱元璋坚定了也要派遣佛教僧人出使日本的想法。
“大明建国如虞唐，万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中选僧使，奉诏直往东扶桑” （释守仁《送勤无逸使日本》）。选僧出使日本的圣旨颁下之时，全国五百僧人应征，最后选中了克勤无逸和仲酞祖阐等八人，其中包括正在金陵天界寺留学的日本僧人椿庭海寿和在杭州中天竺任藏主（寺院里管理藏经楼的执事）的权中中巽，这两位日本僧人是作为翻译同行的。仲酞祖阐当时是明州（今宁波）天宁寺住持，而克勤无逸的身份却没有片言提及。
据《杭州集庆教寺原璞法师璋公圆冢碑铭》记载，克勤为原璞法师的嗣法弟子之一，其师于洪武元年应召至金陵，为在天界寺设立善世院而出谋划策，当年六月圆寂之后，克勤等弟子将其灵骨下在龙井辩才法师塔南造塔供奉。由此看来，克勤来自于杭州集庆寺，这座寺庙是南宋理宗为阎妃所建，当时还占了灵隐寺东的菜园，但克勤并不是住持，住持是他的师兄圆觉。集庆寺在九里松，离飞来峰不远，管时敏呼其为灵鹫僧，是以山名其寺。
为示对这次外交的重视，朱元璋也赐克勤无逸为金陵（今南京）瓦官教寺住持。其时当时瓦官寺已毁，朝廷在天界寺内选择了一小院复为瓦官寺，是为了让克勤有一个比较官方的身份出使日本。临行前，朱元璋亲封的“十大高僧”，杭州灵隐寺住持守仁一初和杭州中天竺寺的季潭宗泐正在京中，二人都分别赋诗相赠。“五百僧中选僧使，奉诏直往东扶桑…飘飘瓶锡辞九重，大帆四月开南风”（《送勤无逸使日本》），介绍了选僧出使的缘由，以及送行的场面；“仲猷知心宗，无逸写经义…时则扬帝命，次乃谈佛理”，两位僧使，一学禅一学教，希望他们明白此次出使的目的（《送祖阐克勤二师使日本》）。
洪武五年（1372）五月二十日（本文中时间均为中国农历），一行八人由宁波出海，三天后到达日本九州西部的五岛列岛，五天后（五月二十八日）抵达日本九州北部的博多（今福冈市），这里就是南朝的怀良亲王所控制。
滞留
关于克勤等人出使日本的时间，有的资料记载为洪武四年是不对的。被扣留博多期间，克勤给北朝延历寺住持的信中明确说到出使日本是五月二十日出发，而信件落款时间为九月一日，同时有“今春正月望日，诏天下三宗硕德一千余员，建普度会于京之蒋山寺。帝自斋戒一月，禁天下屠杀，亦加之自率文武百官，诣坛设拜，又敕制乐章，命乐师奏以献佛”。资料显示，朱元璋曾经多次诏天下高僧在蒋山寺设“无遮法会”祭奠阵亡将士，而亲自到现场设坛祭拜祝祷的，唯有洪武五年这一次是最早的，法会时间是当年的正月十三至十五，农历十五即望日，与克勤信中的“今春正月望日”正好符合。因此克勤等人出使日本的时间为洪武五年应该是确认无误的。
然而克勤等人这次来得不是时候，当年二月，北朝大军就已经三路并进进入九州，到六月打败了南朝军队，怀良亲王退守博多。在战势如此紧迫的时候来到博多的克勤一行，显然不会受到怀良亲王的重视。八月二十二日，北朝军队攻占博多，怀良亲王退出九州。克勤一行人落到北朝军队手中，因为他们是随祖来前来博多的，所以被视为怀良亲王从明朝请来的救兵。克勤等解释说自己是来见北朝天皇的，但由于拿不出国书而无法取得信任。事实上，克勤等人身上确有书信，不过那是给南朝的怀良亲王的，他们怎么敢拿出来，不但不能拿出来，还得把书信藏得越秘密越好。不过，碍于他们的僧人身份，北朝的地方官暂时还不能随意处置，只得把他们软禁在博多的圣福寺。
这样子过了一百多天，转眼到了九月，祖阐、克勤等人被困在圣福寺，无人问津，困饿将死。克勤觉得不能坐以待毙，于是悄悄写了一封信，请随团翻译日僧椿庭海寿秘密送给北朝洛阳（今京都）的延历寺住持，请求他代为斡旋。举目无亲的克勤为什么会选择向素不相识的延历寺求救呢，这就不得不说说延历寺的来历了。
求救
延历寺，位于日本京都郊区的比睿山上，所以又名比睿山寺，由传教大师最澄（曾经到中国唐朝求法，学习天台宗教法）于日本延历年间创建，后来成为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大本山。延历寺的住持称为天台座主，一直与朝廷和政治高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还保有两三千人的僧兵。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等有名的日本武将都在这里出家，据说信玄和谦信就是这二人出家时的法名。另外也不乏日本皇室成员，如后醍醐天皇的儿子护良亲王就在这里出家并任天台座主，参与了针对北条幕府的倒幕运动。日本南北朝期间，北朝的光严天皇重建天龙寺，最后却因延历寺天台宗僧众反对而只能派出使者前去参加开光法会，可见此时的延历寺在北朝的地位。
克勤无逸在此时求助于延历寺，一是因为“天台之山，国之首刹，为其首者，必国族大姓，勤恃以为同宗之人，苟肯为我济事，则是天台宗人能济两国之事，两国之君必有以待吾宗矣”，前文说过，克勤是学天台教法的，而延历寺则是日本天台宗的总本山，克勤希望对方能念在同宗之谊出手相助。如果能使此事成功，那么两国政府都会对咱们天台宗刮目相待；二是因为此时住持延历寺的天台座主尊道入道法亲王（尊道是法名，法亲王专指出家的日本亲王），是当时在位的北朝后圆融天皇（1371-1382在位）的爷爷辈，希望通过他能直接见到天皇，完成出使日本的使命。
在这封信中，克勤不敢提南朝的事，只能说自己是衔王命出使北朝的，为什么没携带国书呢？克勤解释说，之前的两批使者带着国书经过南朝的领地时，总是被怀良亲王所阻而私自接见，所以这次就没带，只派了两位日本僧人作为翻译，以证明自己的使者身份。克勤在信中表示，依佛制，僧人是不能作为外交使者的，自己此来是为避免两国因倭寇问题而起兵戈，以致生灵涂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来取经，求取在中国已经缺失的很多天台宗佛典，他顺势在信末开出了一系列的书单，希望尊道入道法亲王能满足中国佛教僧人的心愿。
随团的日僧椿庭海寿带着这封信以及一幅宋代名家所画的天台智者大师圣像，于当年十一月秘密将信送到了延历寺，但不知为什么，直到第二年也就是洪武六年（1373）五月，这封信才被尊道入道法亲王看到，赶紧转交给北朝当时的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手中，北朝政府这才知道有明朝使者被扣留在博多。
入京
克勤等人终于等来了北朝的回复，迎请祖阐前往洛阳住持天龙寺，而克勤则自行回国。克勤表示，自己一行是受皇帝派遣出使日本的，没有皇命不敢擅作主张，日本天皇如果想请祖阐住持天龙寺弘宣佛法，可以派使者同往中国当面表达诉求，得到明朝皇帝的允许后，祖阐才能名正言顺地来天龙寺住持。
洪武六年六月底，经过月余的长途跋涉，一行人终于抵达洛阳，被安排在城西嵯峨山的向阳庵，但不知道何故，等了很久也没有受到接见。这期间，克勤等人与洛阳的一些大寺名僧进行了交流，祖阐应请在天龙寺开坛讲经，阐释禅宗要义，听者无不欢喜雀跃，赞其为来自天朝的一代禅门宗匠。到了八月中旬，克勤一行在洛阳已经逗留了五十多天，北朝方面仍然没有动静。克勤只好写信给天龙寺住持清溪通彻，请求其代为曲通。到了八月底，收到消息的幕府同意明使回国，但再次表示要请祖阐住持天龙寺，祖阐以没有皇命而坚辞不就。十月，北朝派官员护送明使归国，克勤一行离开洛阳到达博多准备返乡。但天公不作美，一直到第二年他们才等来顺风。
回国
洪武七年（公元1374）五月，克勤无逸等人终于踏上故国乡土，此次返航，顺风顺水，从日本博多到中国舟山仅用了五天。“云汉昭回之章照临东越，东越人士无不举手加额，以为天光下烛，为祯为祥”（宋濂语）。此次出使，历时整整两年。
是月底，克勤一行抵达金陵，向朱元璋汇报了出使日本的经过。听完汇报的朱元璋，对克勤在出使日本期间果敢睿智最终不辱使命大加赞赏，他甚至直接对左右文武大臣说，“勤，一沙门尔，乃能不辱君命如此，学孔子者，未能或之先也”，意思是说，人家只是一个和尚，却能够远赴重洋，不辱君命，你们这些儒生，有几个能比得上他呢。
对此次出使极为满意的朱元璋，当场下诏赐祖阐和克勤每人白金一百两、绢帛两匹，其他随行僧人也赏赐不同数量的白金、绢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