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暂时冷寂下去了，舆论的狂欢也暂且告一段落，等待着新的引爆点。
这一场狂欢，又道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舆论审判，或者说媒介审判
01
舆论影响司法审判，往往是媒介放大某个事件的效应，契合了大家的猎奇心理。
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自媒体，经常出现媒介审判的影子。
中央一级的电视媒体，经常在播发一些案件时，让犯罪嫌疑人在未开庭之前对着镜头自述，自述自己的犯罪经过，然后承认自己的确有罪。
没有法庭审判，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这是法律常识，但也是经常被忽略的常识。
媒体可以监督公权力，这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权利，但媒体经常代公权力去执行具体事务。
媒介审判就是典型的例子。
四年前的陈永洲案件，央视在报导的语言方面，大量使用了“坦承”、“悔罪”等褒贬意义鲜明的词汇。
在画面上出现的形象，亦完全将其当做已加以定罪的罪犯模样多个镜头曝光。
对于一个“犯罪嫌疑人”而非罪犯，媒体显然缺乏起码的平等和尊重。
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能越位。
02
苏格拉底死于幼稚的希腊民主制度，倒不如说死于舆论的戕害。
“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了希腊公民们的认可，缺乏事实证据，就认定了苏格拉底的确是“腐蚀青年”的阴谋者，然后众人一起投票决定了苏格拉底必须死刑。
集体狂欢，往往是集体无意识的狂欢。
苏格拉底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希腊公民们的力量是强大的，尤其是舆论掀起对他的攻击时，苏格拉底只能眼睁睁看着不利的一切发生。
然后舆论裹挟着司法和民主，把苏格拉底推进了命运的死胡同。
舆论对司法的胁迫，既侵害了司法的独立性，也给民众灌输了错误的法治意识，不利于我们建立现代法治社会。
另外一个典型案例，是2010年，“我爸是李刚”事件，媒体的大肆渲染当事人飞扬跋扈的叫嚣，引发社会对“官二代”强烈的仇视心理。
后来经过多方面证实还原了当事人说话的语气并没有那样嚣张狂妄，这些全是媒体在利用传播优势制造轰动效应。
但这种轰动效应引发的舆论狂潮，没有随着审判结束，而是将“官二代”“富二代”标签化了，形成了大家认为他们是飞扬跋跗的模样。
舆论对司法权的僭越，使得双方处于矛盾之中，给社会带来了不信任感。
03
舆论不能，也不应该影响司法审判，但可以推动司法进步，二者可以和平共处。
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与舆论的推动密不可分。
2003年，武汉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站工人人员殴打致死，案件成为废除收容审查制度的导火索。
此后10年，社会各界推倒劳教这堵更为坚硬“铜墙铁壁”的努力从未停止。
2013年8月湖南永州唐慧系列劳教案，经过媒体曝光，引发社会舆论强烈关注，这次舆论风暴给了劳教制度最后一击。
十八届三中全会最终通过了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为法律正义除掉了一个“怪胎”
劳教制度的废除，离不开舆论的推动，这一次舆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舆论应该尊重司法的独立性，尊重法庭审判，而非先入为主越位进行评判。
法律体系有漏洞、有违现代法治要求，可以发挥监督作用去督促立法机关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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