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乔姆斯基主义：新疆界？
生成语法只要具备了精确、明确的理论，就会像数学那样运作，可以被机械的采用。借助于语言在深层结构（能力）和表层结构（语言上的双重阐述），可以假定双重的普遍性，这里不仅确立了众多规则和一个系统，还确立了“一定数目的实质性的共相”。对共相的寻求，使得结构主义更加野心勃勃。
柏拉图认为，对记号系统的研究是以几个有限的条件为前提的：确定最小的单位，最小单位的数目是有限的，也是可以组合的。此外，并非所有的组合都是可行的。
在乔姆斯基之前，美国语言学基本上是描写性和线性的，它以下列假定为前提：语言行为与其意义之间是完全透明的、。美国结构主义所强调的对立系统，首先使得逃避心灵主义成为可能。这种描写性、分布性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从2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获取灵感的，它试图恢复形形色色的美洲印第安人语言。
乔姆斯基的语言共相主义是对天赋的表述，它是以下列人性观为前提的：人性与文化差异无关。共相化的目标与一般的结构主义纲要也是琴瑟和谐的，它们同处在自然与文化的交界处。分析并没有始于描述任何特定的语言，而是始于概念、建构，以便与现实挥手而别。
索绪尔把语言界定为对诸因素的简单分类，把创造局限于言语之中，而乔姆斯基则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创造性：一种是改变规则，一种是服从规则。在前一种情形下，操作为创造性提供了证据；在第二种情形下，语言能力展示了创造性。
为了强调这种动态化的重要性，科里斯蒂娃转向了生物学，转向了基因型与表现型的对立，把它们作为基因文本和表现文本的嫁接模型，引入了语言学。借助这种区分，她可以解释说，其实文本是根据某个准本能的过程组织起来的表现型，而准本能的过程又受制于基因型。
从历史角度上看，乔姆斯基代表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能够界定语言学理论的结构，评价它所提供的各种可能的解释。”不过，乔姆斯基主义把语言学推向了更大的形式化，因而终结了自己，因为此举隔断了它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与此相反，它在60年代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却是给语言学注入了活力，使语言学成为其他社会科学的领航科学。
生成主义走向了一种科学的范式。在这样做时，它以结构主义的第一波冲击，以其超越自然/文化二分的愿望，以其认知范式，革新了语言学。
人类的理性并不专属于构成我们的有机物，记忆系统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也是因为，它是以符号进行运算的。在此之后，唯一可以运算的事物就是微积分的关系属性和形式属性，而有机方面也会随着不同的计算机运用同样的程序而发生响应的变化。
斯佩尔伯的研究始于这种乔姆斯基式的质疑。他这样做，目的在于强调，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话语的内部，下列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奇异是他把握精神结构的科学渴望，其二是他描述神话的语义之维的能力。
斯佩尔伯在此重新引入了乔姆斯基对下列两者的区分：其一是作为能力的神话心灵的结构，其二是作为操作的神话心灵结构的践行。列维-斯特劳斯只有通过走向认知主义，而不是通过满足自己对记号学的渴望，才能认识到自己发动的革命的意义。“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把人类学重新带回了它最终的研究对象上，那边是人性。
拉康重申了他早在1959年就提出的对雅各布森的批评，同时谴责乔姆斯基把主体封入语法结构之内，忘记了主体并非连贯性的实体，而是分裂的存在。与语法学模型背道而驰，拉康正式提出自己的能指理论。
如果说，结构主义模型1964年依然认为自己有能力把形形色色的研究领域在交流的基础上融为一体，那么，到了1967至1968年，随着乔姆斯基主义的形成，一条致命的错误路线出现在一直被视为领航科学（语言学）的心脏地带。
二、德里达或超结构主义
努力去寻找，这一姿态使自己离开了自己。我们应该能够描述这个无法克服的割裂所遵循的法则。这是我总在玩的那个游戏。认同是与自身的差异，是对自身的差异，因此，是对自身的相同、不同和排除。德里达在著述时重新经历了他对时间、记忆的缺失的个人体验，记忆是作为死后的骨灰存在着的。
现象学那是很时髦，它几乎支配了法国哲学。萨特和梅洛-庞蒂都通过对活的体验和感知意识的兴趣，对现象学做了些许改变。德里达的贡献是原创性的：他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而是首先着迷于客观性的科学问题，而且通过回避内在观测这一层面，与胡塞尔的德国弟子们站在了一起。
于是德里达转向了记号和语言。他依然以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阐明的公理，强调胡塞尔对处于意识状态中的前表现层（表现记号）所做的区分。记号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双重化的。
我们无法指出记号的真相或本质，哲学家的使命是描述它显现自身时所处的环境。文本是无限的，书写是过去从来都不存在的无底洞，是名副其实的神秘宇宙····诸如此类的主题已经出现在德里达那里：把胡塞尔认为它能够孤立为特定的、偶然的、依赖于他者、第二经验的事物，设想为前原始的和规范性的：把记号的不确定漂流设想为出轨。
德里达或许一直被视为这样的人：把结构主义的逻辑推向了极限，使其走向更加激进的质疑——在剔除所指的层面上，质疑一切实体化和基设的本质。
解构作为一种方法，是一种类型的结构主义方法的别名。即是说，他转化和简化了复杂的文本，以便使文本更具可读性，将其化约为对立和功能失调。
“什么都是结构，一切结构性都是无限的差异游戏。”结构成了永无终点的差异游戏，思想陷入了某种书写的头晕目眩之中，它废黜了学科间的边界，以便获得作家的纯粹创造，而作家是以诗人形象为化身的。
德里达的策略是解构，这既意味着破坏，又意味着建设。这个策略使得他有可能识别西方形而上学在另一种思想中留下的痕迹，同时引入新的书写方式。他意识到了许多结构主义者的勃勃野心，他们借用来自社会科学的语言，以生产具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他还与20世纪初期布拉格学派中的形式主义者不谋而合，这些形式主义者已经试图使诗学与哲学反思共生共灭。因此德里达是完全符合结构主义目标的。
德里达能够引导整整一代哲学家去重新夺回结构主义的遗产，同时又使结构主义走出了闭关锁国的状态。“解构的策略是一个诡计，它不仅使得言说成为可能，而且使得最终也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供言说。”
德里达继续赋予哲学在众多科学中骄人的地位，同时又通过纯粹的文学创造，而不像海德格尔那样将其视为救赎，为其尽可能地准备了逃亡路线。德里达试图解构一切。他拿结构主义者开刀，因为他与结构主义者关系最为密切。
自从柏拉图以来，西方一直不停地寻求切近而确切的事物，而语音被视为货真价实的精华，被视为意义和所指的载体。整个西方史都是把书写排除在外的历史。把意义排出门外也意味着对声音置之不理，而德里达以其明确的叶姆斯列夫传统， 把自己的新科学建立在语言学之上。
踪迹指对先于记号存在的可能性之条件的理解，它存在的条件无法化约成此时此刻的在场。德里达致力于使符号学与考古学方法共存共生，他的目的不是恢复思维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
任何语言，只要无法使别人明白说话者的意思，都是奴隶一般的语言。人是不可能既保持自由又以那种语言说话的。
三、德里达式的历史化及其抹除
对于法国正在发生的一切，美国人既迷恋又纳闷。德里达发表的演讲是征兆性的。
缺乏任何核心的结构是难以想象的。德里达直击了结构主义思想的心脏，结果在美国被当成了后结构主义者。
延异一词不仅替换了一个字母e，它还是最有效的解构工具。它既具有延迟的时间性意义，具有使某物推迟的意义：“这种推迟也是一种时间化和空间化，是空间的时间化和时间的空间化。”此外，它还具有更普通的差异意义，指向不一致之物。德里达要用延异中的字母a把这两种定义撮合在一起，以便引入时间化的观念。延异还重新引入了结构观念中不存在的运动。
解构最重要的观念使得考察我们所谓的现实的可能性条件成为可能。它不关切任何本质或存在，关键在于尽可能广泛地开启罗格斯的解构性游戏。延异一词同样极好地表达了德里达在面对结构主义时的暧昧立场。他也同意，列维-斯特劳斯在原始社会中发现了差异的观念，但他试图使野蛮人的心灵更加激进，方式便是使野蛮人的心灵摆脱任何经验现实的束缚。
德里达对弗洛伊德的解构，采纳了弗洛伊德式的决绝，因为德里达对常态与病态之间的传统区分表示怀疑，并指出了在无意识概念上存在的种种幻觉。
德里达承认，弗洛伊德是唯一没有压抑过书写的思想家，恰恰相反，他借助于服饰开辟的道路，通过业已存在的抵抗，将无穷显现的诸阶段问题化了。
每个人都想确保以自己复兴的学科统治对方的学科。其帝国主义、兼并主义的野心意味着，拉康把精神分析话语视为四种可能话语的王冠，因而要把德里达置于自己的严密监视之下。德里达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没有效忠拉康的任何意图。
德里达的批评是围绕着四个基本问题组织起来的：拉康是“言语目的”的囚徒，他把言语等同于真理；他毫无批判意识地采纳了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式的透视；因为粗心大意地采纳了索绪尔的语音主义，在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方面他一直轻车熟路；他没有真正注意弗洛伊德中的书写问题，尽管他在积极地回归弗洛伊德。他认为拉康的语体是服务于“逃避的艺术”的。
德里达坚称，语言行为理论存在着局限，它无法复原弗洛伊德式的口误、误解和交流的非口语方面。他指的是书写中的他者的缺席：“一个书面记号即使没有接受者也会发布出去的。”它是易于理解的，这既不是因为他者的在场，也不是因为存在着书面特定的交流，而是因为书写记号存在着重复-差异性。因为书写并不表达语境，所以它被界定为一种断裂行为。“断裂的力量来自间隔，正是间隔构成了书面记号：它把内部语境链的其他因素分离了出去。”。当一个语句可以复述时，它才能为人理解。
德里达没有改变大开杀戒的习惯，他永无休止地证明索绪尔、福柯、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的命题的荒谬性：如果谁敢反对他的观点，就会自讨无趣。
尽管德里达把时间性引入了结构，并因此改变了结构主义的视野，他的索绪尔注意还是明确无误地将他置于结构主义的阵营之内，而结构主义正是他所要解构的。
四、邦弗尼斯特：法国的例外
邦弗尼斯特是一位印欧语系专家，也是众多古代、现代语言的比较学者。
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结构起来的。“精神分析与所有其他学科的区别似乎就在于，分析者处理的，是主体告诉他的东西。”
拉康与邦弗尼斯特的相遇绝非偶然。两个都想使自己各自的领域摆脱对历史的依赖：拉康想摆脱弗洛伊德式的生理遗传主义，邦弗尼斯特想摆脱历史哲学。此外，两人都对确立自己话语的科学性兴趣盎然。邦弗尼斯特在介绍语言学的发展史时，描述了三个阶段的兴替：以语言为基础的古希腊思想家的哲学时期，19世纪以来因为发现了梵语而开辟的历史时期，20世纪以来的结构主义时期。结构主义开辟了符号现象这一巨大文化领域。
主体回归了，但主体回归的原因与语言学无关，与1968年五月运动对语言学产生的影响有关，与社会科学中突然提出的新问题有关。这些新问题使得主体不可能在从前门被一脚踢出之后，再从窗子里爬回来。
迪克鲁在引论中对索绪尔表示敬意，因为索绪尔把语言的研究对象与语言分离开来，语言是无法直接研究的，语言既与言说能力又与言语自身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他又不同意索绪尔把言语从科学分析领域中排出出去的做法。
尽管奥斯瓦尔德·迪克鲁是把语用学引入法国的最佳人选，但他视野内的结构主义已被扭曲，而且回到了邦弗尼斯特那里。自70年代依赖，邦弗尼斯特影响了数量持续增长的阐述理论家的走向。这便是卡特林·凯尔布拉-雷西奥尼的透视，卡特琳把自己视为邦弗尼斯特的传人。她论述语言中的主体性之指数的著作，超越了指示代词，囊括了主体性的主体动词与词语形式。
与生成主义方法不同（生成主义方法是从表层结构走向深层结构，立足于说母语者对语句的语法性直觉，同时允许说话者在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惯用语中做出区分），安托万·居里奥利要求一定数量的操作（模态化、方面、名词或动词决定），这些操作使得说话者把词语关系组织起来，并使其走向表层语句。
语言中的主体这一问题的日益推进，是否造成了结构范式的衰微，它是否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第二春？在玛丽娜·亚热罗看来，把语言学视为相邻或相连的区域是完全正当的：我们可以认为，语言学是一个整体，它既包括言语行为的理论，也包括语言理论，它们是血肉相连的。
五、克里斯蒂娃与巴特重获新生
巴赫金认为，只能把拉伯雷的风格理解为对通俗、喜剧文化的转化，他称之为“荒诞现实主义”。在拉伯雷那里，除了喜剧效果，还有一套完整的宇宙论。他对洞穴、隆起、赘疣的关注与肉体部分也是遥相呼应的，正是肉体部分使得个体与外部世界保持着联系。
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她认为这是基础性的）可以用来处理主体问题（主体是结构主义压抑的第二个因素），可以更多地以邦弗尼斯特的方式，把它作为主体间性的一部分重新引入。
对话主义与话语的深层结构是同生共死的。如果在这里看到了古典主体的回归，或者在对话学中看到了作者观念的回归，那是错误的。克里斯蒂娃小心翼翼地把这种观念融化在叙事系统之内。因为在这方面忠于结构主义的透视，她觉得，作者成了“匿名的，成了缺席、空白，只有这样结构才能存在，”于是，作者不过是这个真空时代的代表而已，处在他的位置上的是文本间的对话，他既诞于文本之间的对话之内，又融化于文本间的对话之中。
在S/Z的开篇，巴特就对他后来所谓的幻觉性化约（把所有故事化约成单一结构）敬而远之。他不仅认为这种结构主义野心、口气 太大，而且认为结构主义受到了一种可疑透视的污染，因为这种西西弗斯式的努力否定了文本之间的差异。
从S/Z开始，整个解构主义的问题框架都潜行于巴特的著作中，潜存于巴特的下列关切之中：加剧差异，使之多元化。他把差异置于所指之外的无限之中，差异就融化于无限之中，并让位于“书写的空白”。
S/Z是巴特从事的第一个微观分析，他关注的是巴尔扎克1830年创作的中篇小说《萨拉辛》。巴特描述了五种语码的交互运作，这允许他审视巴尔扎克书写的内在多元性。他对事物的观察与众不同，他紧追文本，不遗余力地使书写与阅读相对立。克里斯蒂娃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按其展开方式考察其过程，用结构化取代结构，“发现克里斯蒂娃所谓的能产性”。
文本永不终结。朗松派认为作品随着作者及其资源的中止而中止。文本间性使得作者成为匿名者，因此文本会永无休止的运行下去。
处于顶部的是符号语码，他依赖于纯粹的能指，依赖于非逻辑力量。这种符号语码对于分析巴尔扎克的小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雷蒙·贝卢尔从中看到了一个标志，即潜在生产母体的作用，正式这种潜在的生产母体，结构了文本。
巴特摒弃了概念上的探险，而且尽管他对西方日常生活中的记号相当刻薄，持批判态度，他还是透过契明的眼睛审视东方日常生活中的符号。最令人神魂颠倒的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他的两个时期的连续性），他所发现和以之为题撰述的日本，是已经摆脱了全部丰富意义的日本。
语言是空洞的，感知本质上是象形的。例如，食物是非中心化的：日本人崇拜粗食，粗食如此备受尊崇，以至于到了这样的程度，要在食者面前准备食物，以便“通过公开展示被尊重者的死亡，使之神圣化”。
巴特迷恋于他长期以来所压抑的东西，不过这些被压抑的东西构成了他的真实存在，构成了作家书写的自由，构成了这样一种能量：摆脱任何说教话语，完全放纵自己的直觉。于是在1970年，巴特绕道于语言学，回到了文学那里。
在“保卫病句记号学”中，克里斯蒂娃勾勒出一门新科学，那时他一直在增生扩散：在1965年是文字学，在1966年是病句学。在把索绪尔的著作建立在变位词上时，克里斯蒂娃声称，她一直都在犯错误，因为她每一次都在寻找一个单词或一个特定的变位词，而一个完整的潜在主题链滑行于表面文字之下。
克里斯蒂娃依旧停留在科学的领域。精神分析提供了必要的概念网络，以供她进一步寻求主体，揭示主体的存在模式。“提出了个人主体性这个问题，我感到有些沮丧，这主要是因为，法语对于我来说是外语。”于是克里斯蒂娃比巴特更长久地停留在理论化的话语之内。
六、涂尔干缓过神来：皮埃尔·布尔迪厄
借助于布尔迪厄，通过确立哲学话语的内容与哲学在大学建制中的地位这两者的关系，社会学分析开始质疑哲学家地位。社会学提供了一个解放性的视野：“社会学通过解除自由的幻觉而获得了自由。”社会学使得下列行为成为可能——概括最大的野心，以便使社会科学以结构-涂尔干派的范式一体化为核心，这正是涂尔干早就想做的。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布尔迪厄把结构主义引入到社会学中。
为了表达自己的异己感，布尔迪厄选择了概念上的寻踪，他试图描述统治的机制，这使他从社会中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在文科预备班学生的严重，萨特是那个时期的哲学理想的化身。萨特显然是唯一的榜样，因为他能够覆盖整个知识活动领域。他既是批评家、哲学家，又是才华横溢的作家。
在社会学和民族学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他同时在这两个层面上从事研究。“在涂尔干时代，民族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区别尚不存在。”那时，这个领域及其研究方法只是被视为借道于哲学而已，而布尔迪厄从来都没有与哲学中断联系。
1988年，借助于一个有关列维-斯特劳斯的广播节目，布尔迪厄再次承认，他的著作《区别》的许多方面都脱胎于结构主义研究，特别是脱胎于完整的分析基础。这套分析通常表明，在符号上存在就是展示差异：“区分预示着一种典型的结构主义等同，即把意义与差异相等同。”
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角色们，包括那些把自己视为彻底摆脱了社会决定论的人，也被某种力量所驱使，他们被支配、被物化，而他们却对此一无所知。只有到了社会学家那里，他们才开始恢复话语实践的这些客观条件，以便抵达因果的层面。在因果的层面上，主体是缺席的，或者是由人们的幻觉所呈现出来的。
把结构主义引入社会学的年轻的布尔迪厄坚守缺席主体这一主题，他认为，缺席主体隶属于其社会命运。离开了社会命运它跟傻瓜没什么两样，与掩饰其失败的词语无关。在这个系统中，唯一可以理解的机制是坚实的质料旨趣，它属于客体化的过程。主体就是通过客体化呈现 在不从属于他的真理之中。
其实，布尔迪厄和帕斯龙只是平实地表明，在制度的伪中立性的表象之后，学校基本上是一个选择机器，尽管借用了纯粹的学术标准的名义，其功能还是对现存的社会关系进行再生产。真实的社会选择是隐秘的。
体质的代理人没有自由，因而也没有采取相反的行动的可能性，那些被边缘化和被排除出去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转而求助于作为临床医学家的社会学家，因为社会学家至少可以向他们解释他们的处境，即使当时的环境是不可救药的。
布尔迪厄基本上是通过类比来推理的，他以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摇摇摆摆的“普遍化的政治经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都卷入了互补性、自治性的关系。马克思把阶级斗争视为历史的推动力，布尔迪厄把为了分化而展开的斗争，视为社会空间之逻辑的驱动力。
科学话语成了通过讲述他人的故事来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根基；他的著作通过未曾言说之物，在页边、注释和边铭中展现自己。
作为一个改变了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哲学之边界的作家和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首先属于不可分类的法国批判思想，这种思想是围绕着结构主义思想的记号与方法集结起来的，尽管他会在七八十年代保持距离，并越来越多地批判这种思想方式的某些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