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银翼杀手：2049》是1982年上映的科幻电影《银翼杀手》的续集，故事根据菲利普·K·迪克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改编，发生在一个复制人与人类共存的未来世界。作者戏仿标题发问，期待展开有关非人生物的另类艺术想象。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大约2000多年前，两位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和惠子，有过一次很有意思的哲学对话。当时两人同游于濠梁之上，看到河里的鲦鱼游来游去，庄子感慨道：“鲦鱼悠游自得，何其快乐。”惠子立马诘问庄子：“你不是鱼，你哪里知道鱼是快乐的呢？”。庄子立马反：“你不是我，哪里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子继续沿着庄子的逻辑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的情况；你也不是鱼，所以同样也不知道鱼是否快乐。”庄子再次给予反驳：“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你问我‘你哪里知道鱼是快乐的呢’，这说明你已经知道了我知道鱼的快乐，而只是问我从何而知的。那么我告诉你，我是在站在濠梁之上而知道的。”对话到此而止。
这段哲学对话十分有趣，表面上看，庄子夺取了大会闭幕权，也赢取了辩论的胜利。但从逻辑的角度看，庄子所做的实际上是一种狡辩，回避了惠子的发问。惠子的这个发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给出过令人满意的回答。而在我看来，惠子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对于最近在国内上映的科幻电影《银翼杀手：2049》的故事来说，也同样成立。
《银翼杀手：2049》是1982年上映的科幻电影《银翼杀手》的续集，故事根据菲利普·K·迪克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改编，发生在一个复制人与人类共存的未来世界。在电影里，复制人K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发现了复制人能够生殖这一秘密，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引发了对自己身份和命运的思考。除了复制人，电影里还出现了另一种生命形态，即K的虚拟女友乔伊。乔伊是个无肉身的人工智能，但在与K长期的相处过程中，两人之间发生了真挚的爱情，产生了情感的共鸣。但随着故事的进展，当反派将乔伊的存储器予以破坏之后，乔伊的数据遭到删除（记忆数据对于AI相当于人的肉体？），重新格式化为人尽可夫的AI女友商品。
《银翼杀手》海报
虽然并没有赢得市场的认可，但《银翼杀手：2049》还是得到了众多影评人和深度影迷的赞誉，认为触及了人之何为、人与非人的差别等一系列深刻的哲学问题。但在我看来，电影在故事上并没有真正突破众多西方科幻电影在故事内核上的高度类型化，即一切非人事物的高度拟人化。无论是典型的好莱坞大片《X战警》，还是这部被认为具有高度思想性的《银翼杀手：2049》，其对于非人的想象都是高度一致的，即便在肉体上、产生方式上与人不同，但在心理和精神方面上却依旧共享着人的同样情感和思想，尤其是爱与恨的能力。
然而在这里，我却要引用惠子对于庄子的提问，对此表示不满：作为人类，你如何知道非人的心灵？既然所谓的复制人或AI，无论在生理构造还是生产方式上都与我们人类截然不同，我们如何能够做出它们与我们在精神或者灵魂上并无二致的判断？一种可能的辩护或许是：既然复制人或者AI是人类所创造的，并且人类在生产和创造它们的过程中是模仿人类来设计的，因此认为它们具备人类同样的情感并无不可。然而，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对于人类意识的复杂结构，科学家们目前还不能有准确的把控。谁又敢说，完全基于另一种生产方式而产生的复制人或AI能与我们所思所想完全一致呢。毕竟，人类与老鼠的DNA相似度高达99%，但谁又敢说，人和老鼠可以共享同一种情感呢？
两种非人的想象
当然，在现实中，真正达到高度智能的机器人和复制人并未产生，也没有关于发现外星人的确凿证据。对上述观点的支持或反对，都还只是纸上谈兵。截止目前，对所有非人种类的社会化想象，主要还是存在于艺术家的作品中。在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科幻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想象。一种正如前叙，将所有的非人类都想象为一种高度类人化的存在，《X战警》里的变种人，《超人》、《ET》中的外星人，《人工智能》、《机器管家》中的机器人，不仅具有人的情感，甚至比普通人表现得更具有人情味（往往将政府工作人员、科学家等作为反面对比）。而另一种则恰恰相反，从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开始，到《异形》、《星舰伞兵》、《终结者》、《黑客帝国》等，将外星人、AI、机器人等描述为一种彻底的非人，不仅在生理构造上截然不同，同时也不具备所谓的人性，并且往往在故事中作为人类的对立面而存在。例如，施瓦辛格在《终结者》中所扮演的那个未来机器杀手，始终保持着绝对的冷峻和理性，几无任何情感波动。当然，这二者绝非截然对立，往往在同一部电影中同时存在通人性和不通人性的两类非人。例如，在《终结者2》中，施瓦辛格所扮演的机器人就不再是站在人类对立面的冷峻杀手，而是转身变为保护人类的一方，并且在长期的沟通中逐渐展示了对人性的理解与认同。同样，在《银翼杀手2049》中，就还有另一位与K大战的复制人杀手露芙，彻底接受自己作为工具的命运。
《终结者》影片海报
无疑，正如众多影评家所指出的那样，文艺总是反映现实生活，科幻电影里的两类非人，实质上反映的也是二战后西方社会现实和思潮的变迁。自科技革命起，西方国家借助其科技树的先发优势，构建了全球化的殖民体系，西方与其他世界的对立表现为文明、科学与野蛮、落后的对立。古老的亚洲、落后的非洲、神秘的美洲，都不过是等待文明的欧洲人前来拓荒、教化的蛮荒之所。对科学的推崇和对自身在文明链条顶峰的期许合二为一，西方人自身就是科学的化身，科学自然也就成为了文明、进步的表象。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想象中，如《鲁滨逊漂流记》、《80天环游地球》等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人对于科技和西方文明高度同一化的想象。在诸如凡尔纳和笛福这样的作家看来，西方的就是科学的，科学的就是西方的，对科学的不断推崇也即是对西方文明的不断自我肯定和认同。然而，一战和二战的爆发彻底打破了西方人对科技与自身一体化的想象，机枪、坦克乃至核弹，科技的恶果不再单独落在非西方人的头顶上，而是真正成为西方人自己所亲临的噩梦。同时，东方社会主义的崛起和冷战的爆发则使得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在科技进展上不再逊色于己方的敌对阵营。科技不再被西方人所绑定，而成为随时可能砍向自己头颅的死神镰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科幻作家的笔下，开始大量地出现那些在科技上更为领先的非人群体。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有《星舰伞兵》。在这部创作于冷战时期的经典科幻小说中，人类的敌人是一群被命名为虫族的外星人。在小说中，虫族的科技水平与人类大体相当，但它们的组织方式却酷似蜂群，由虫后构成统一的大脑，而所有的普通虫族士兵没有独立的思想，只知道英勇作战。熟悉冷战史的读者不难看出，对虫族的设定实质上正是对应于冷战时期美国人对东方铁幕下集权世界的想象。这一设定在此后大放异彩，构成了众多科幻游戏、小说、电影中类似外星种群的最初来源，例如电子游戏《星际争霸》中的虫族。
由于科技的发展与西方文明的自我期许出现了历史性的分离。自然，对科技的未来发展就产生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想象。一种延续此前的乐观主义精神，认为科技的进步乃至人类借助科技而产生的物种进化不会带来人性的扭曲，而是会造就更加强大但也同样具备人性的新兴人类或AI。《银翼杀手：2049》正是如此，尽管其故事基调仍显得颓废而压抑，但倘若抛弃阶级和种族问题的影射，单纯考察故事的核心逻辑本身，这仍然是一部充满希望的电影。毕竟导演所要传递的正是，复制人和机器人依然如我们这般，依然是我们文明的延续。而另一种则是彻头彻尾的悲剧色彩，即使如《星舰伞兵》或《终结者》系列这样表现为喜剧式的结局。因为在这类故事里，人类与科技的分道扬镳是必然的，借助科技催生而出的，乃是彻底抛弃了我们人类文明的新兴种族，或者是另一类完全不同文明形态的种族。在这些机器人或外星人看来，人类的文明本身无足轻重，而所谓的人性光辉也不过是在终极之战中我们这一种群的战略弱点。
上帝造人的延续
艺术家想象的起点往往是基于其文明的底色，而各类文学或影视故事也总是在不自觉地重复其文明的神话时刻。在《银翼杀手2049》中正是如此，复制人的觉醒的核心逻辑实质上正是对圣经中故事的重构。
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上帝是人类的创造者，而耶稣基督作为人之子，却展现了死而复生的神迹，从而构成了神与人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因耶稣对人之罪孽的承受，上帝与人之间再次达成契约，人类再次得到拯救，人性得到洗礼与升华。而在《银翼杀手2049》中，人是复制人的创造者，而复制人也同样展现了所谓的“奇迹”（像人一样受孕生子）。借助这一“奇迹”，复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遭到质疑，复制人进而被确认具有了人同样的爱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影片的表层逻辑中，复制人所展现的奇迹表现为受孕生子，但其真正所希望展示的是，复制人在爱方面与人并无二致。正如在虔诚的基督徒们看来，耶稣真正的伟大并非死而复生，而是借助这一事实所展现出的上帝对人的爱。
按照基督教的精神，上帝创造了人类，并且将自己的爱赐予了人类，因而人性真正的光辉也即是对于上帝所赐之爱的坚守与认同。在众多乐观主义基调的科幻电影中，这一对人性的基督教色彩理解表现地十分显著。无论是来自于外星的超人也好，进化失常的X战警也罢，以及由人类所创作出的AI生命，其对于人性的理解与认同都高度同一于基督教文明对爱的理解和把握之中。而反观各类悲观主义基调的电影，尽管有着与人类截然对立的种群，甚至人类完全有可能陷入不利境地，但人类自身对人性的坚守与发扬仍然是影片所要歌颂的主题。
然而，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均告诉我们，从来不存在一个永恒、普世的人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明形态那里，有着截然不同的人性理解。中国古人对于“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的回答是仁义之道，而在佛教智慧看来，人不过是轮回往复的众生之一。在真正的唯物主义者看来，失去了科技加持的西方文明人性论，正与其他文明的人性论一样，早已跌下了神坛，也无需盲目地为之坚持和守护。
人性何为？
“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这是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在小说中，人性与兽性的对立，实质上建基于宇宙本身的冰冷和科技的高度工具性。自然法则也好，科技进步也罢，在刘慈欣看来，不会将人的情感需求考虑在内，而是按照其自身的逻辑不断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一切种群的生存与发展，归根到底要顺应其发展，而非坚守自身的所谓原则底线。
《三体》的这一理念，在西方意识形态高度普世化的今天，无疑是极度政治不正确的，因而也引发了众多的批评与不满。然而，这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却恰好契合了很多国人的历史认知。在他们看来，作为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中国曾长期占据着人类文明的顶峰位置，但又由于科技上落后，一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而不同于西方道路的重新崛起，则让他们打破了西方文明与科技进步紧密联系的神话。正如鲁迅所说：“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要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而所谓的人性也好，传统也罢，亦或是其他，都统统必须服务于生存和发展这一根本的法则。
相比于好莱坞的主流科幻电影，我认为《三体》系列更大地拓展了科幻想象的边缘。毕竟，刘慈欣不再顽固地站在人类自身的立场上来思考宇宙和未来。他以高度审美化的笔调描写了人类文明在一瞬间的彻底消亡，而人类为了保持文明遗迹所做的悲壮努力，在二向箔攻击来袭地一瞬间显得是如此的可笑和虚无。在冰冷的宇宙面前，人类的一切思考、努力与奋斗，都毫无意义，终将化为粉尘。
倘若我们抛开众多现实议题的困扰，真正站在更高的视野来审视人类与科技的未来，我认为我们应当做好迎接一个不那么人性、不那么光明，具备更高挑战性的未来。正如我在文章标题里戏谑地模仿菲利普·K·迪克一样，既然人类并不会真正理解和认同猿猴的想象和文明（如果他们真正拥有的话），凭什么认为未来的新一代物种（机器人、复制人亦或是外星人）会理解和尊重我们的人性与文明。事实上，从科技革命至今，几乎每一代人的观念都在不断地演化与革命，昔日年轻的80后们已然对00后的众多观念和看法感到瞠目结舌。我真诚地相信，基于完全不同生产方式和物质基础所产生新一代生命必将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思考和文明。
黑格尔曾表示，看似历史主角的英雄和勇士，不过是时代精神的化身或演员罢了。当一个时代谢幕之时，也就是一批英雄被淘汰和忘却之日。历史会记住一些东西，但新人们更多地是甩掉历史的包袱，轻装上阵。站在超人类主义的视角上，人类其实没必要将自己看的过高或过重，面对浩瀚的宇宙，人类应该保持更多地谦逊。就像尼采和马克思分别呼唤的一样，超人终将到来，历史终将开始，而我们这些失去了奋进精神的末人们，就随之雨打风吹去吧。
作者：赵超
编辑：耄耋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