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再理解

摘自马勇公众号

让国际资本自由进出中国，是一把双刃剑。《马关条约》之后，外国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先前几十年想建而没有办法建的铁路在短短几年时间大致完成关内的基本路网；沉睡数万年的矿产资源，也因为外国资本的进入而迅速获得了开采，造福于社会。中国的基础工业在甲午之后获得迅猛发展，一个全新的、先前不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发生、成长起来。

大规模的建设，带来了大繁荣、大发展，也带来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大规模的拆迁、征地，让无数农民脱离土地，成为流浪者。列强确曾与清政府达成谅解，征用土地、安置失地农民均由中方负责，如果发生利益冲突，发生群体事件，同样由中国地方政府负责处理，外方不得介入。至于中国老百姓的损失，则由外国资本在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给予补偿，比如税收。这些制度性安排如果都落实到位，相信那时农民的情形要好些，即便不能充分分享对外放开的发展成果，至少不至于损失惨重。

然而，中国毕竟刚刚从传统中走出，政治设施不完善，民众的权利意识的不觉醒，各级官吏的不尽责，让失地农民并没有获得足够补偿，他们离乡背井，成为城乡间的流浪者。他们的冤屈无处申诉，忍耐、憋屈，健身健体，游走江湖，因为他们总要活下去。他们不自觉地成为义和拳等民间秘密结社的主力。

至于那些有机会到这些新开办的外国企业中打工的失地农民，他们不仅受到洋人的盘剥，而且受到来自福建那些懂鸟语的“假洋鬼子”欺负。（《张美翊致盛宣怀函》，《义和团——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17页。）这些假洋鬼子狐假虎威，加剧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裂痕。

长江流域及南部中国的开放已有很多年了，缓慢发展有坏处，也有好处，就是让那些破坏性问题缓慢暴露，因此南方并没有随着外国资本进入出现如此大的问题。而北方，特别是山东，由于在甲午战后特别是1897年胶州湾事件后成为德国独享的势力范围，而德国作为后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贪婪，而且急迫，因此，中德间的不和谐在所难免。“义和团起山东”，主要应从这个层面进行解释。

至于中西文化冲突，甲午战后，主要的还不是中西文明层面的理念冲突，而是西方各国传教士在清政府允许他们自由传教后急剧扩张，相互之间无序竞争，结果就使得早期进入教会的中国人并不是因为对基督教有认识才进入，而是一些“无良”的人。用恭亲王的话说，他们或许就是“中国人中的垃圾”。这些人帮助教会急剧扩充了人数，但同时也使教会在中国人中失去了巨大的潜在信仰群。

四处流浪的失地农民，因甲午战争结束被遣散的大量兵勇，他们在游走江湖的时候相遇相识，他们中慢慢地成长出一批被称为“社区精英”的领袖，这批领袖略通武功、重然诺，具有传统儒侠的气质，喜欢出面摆平各种各样的纠纷，于是这些四处游走的民众就在这些社区精英领导下组成许多松散的民间秘密结社，这就是义和拳、大刀会、红灯会等来历。

清政府对于民间秘密结社，两百年一直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露头就打。那么为什么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清政府不仅容忍了这些秘密结社的存在，而且还有意识利用他们呢？对于这个问题，过去的研究多从爱国主义层面想。其实，如果就历史事实分析，主要是清廷非常自私的考虑，是特殊背景下的一种权宜之计。

毓贤等人息事宁人的做法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情有可原，但各国公使对这样的做法非常恼火。在各国公使一再强烈要求下，1899年底，终于用袁世凯替换毓贤，出任山东巡抚。

袁世凯早年常驻朝鲜，主持过朝鲜的对外事务，具有国际交往经验。甲午战后，一直主持新军训练，在各国公使心目中，袁世凯不仅是干才，勇于任事，而且具有现代理念，与守旧者不同。他们相信，由袁世凯主持山东，长时期困扰各国的民教冲突势必能得到缓解。

正如各国公使所期待的那样，袁世凯上任伊始，迅即发布措辞强硬的告示，要求山东境内义和拳民众尽快自动解散，否则严厉镇压，格杀勿论，决不姑息；对于那些“献首”、自新的义和拳民众，袁世凯宣布既往不咎。（《袁世凯致徐世昌函》，《近代史资料》1978-2，19页。）

袁世凯的软硬两手迅速见效，特别是英国传教士卜克斯被中国民众杀害后，袁世凯迅速缉拿凶犯，严厉镇压，杀一儆百，使山东境内的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迅速溢出山东，逃往那些还没有动手镇压义和拳的地区。

义和拳这些民间结社虽然有杀人越货的行为，但毕竟不是这些结社的整体及本质，因而袁世凯在山东境内的强硬固然有效，但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不管怎么说，这些民众都是大清的子民，因而清廷不可能痛下决心在全国范围镇压。所谓“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主要就是因为袁世凯的强硬镇压，使发生在山东的这些组织向全国迅速溢出，京、津、直隶地区成为重灾区，这些流民“散布京城，潜通南宫、冀州一带，无知之辈，明目张胆，到处勾劝。”（《御史李擢英片》，《义和团档案史料》上，71页。）每当夕阳既西，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甚至有大户人家也开始设坛，王公贵族随着起舞，据说倡导最力的是就是大阿哥的父亲端王载漪。（唐晏：《庚子西行记事》，《义和团》资料丛刊第三册，471页。）

山东义和拳外溢，只是一个内政问题，假如清廷采取一个全国性措施，这种情形也不是不能根治，至少不会像后来那样成为无法收束的全国性动荡。义和拳之所以闹到这样，特别是义和拳能够堂而皇之进入严密防范的京城，显然如果没有来自高层的默许，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事情的蹊跷在于，清廷自从为光绪帝选择了那个大阿哥之后，中外交涉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各国公使或许听信那些政治流亡者的分析，以为光绪帝代表中国的未来，而端王载漪则代表守旧，因而各国公使死活不愿与端王打交道，不愿向清廷致贺。这对帝制中国无疑是颜面扫地。怎样扭转这尴尬的局面，也委实让端王为难。

恰当此时，袁世凯替换掉的山东巡抚毓贤回京赋闲，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总要到各位王爷、大臣那里走走门子，寻找重出机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毓贤在山东的“地方经验”排上了用场，怎样让外国人屈服，毓贤的办法不过就是有意识释放义和拳等民间秘密结社对外国人的仇视情绪，以此让外国人有求于清政府。（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三，199页。）

各国公使并没有因为京津直隶局势混乱加剧改变自己对大阿哥的看法，而毓贤却因此出任山西巡抚。山西是外国传教士比较多的省份之一，而毓贤被免除山东巡抚时，清廷已答应各国公使，不会重新任用毓贤；即便不得已而重用，也不会将其放到外国人多的省份。清廷的做法违背了先前的承诺，遂使中外间的误会不是减少，而是加深、加大。各国公使不断向清廷施压要求剿灭义和拳、大刀会，维护各国利益；而清廷主政者尽管没有正面要求各国公使承认中方政治变化，但对各国的要求则不那么积极，京津直隶地区的局势更加恶化。进入5月，京城内外遥相呼应，越闹越大。近畿一带，如清苑、涞水、定兴，尤其是保定府，相继发生焚毁教堂，杀害教民等多起恶性事件。在京城地面，“颇有外来奸民，妄造符咒，引诱愚民，相率练习拳会；并散布谣言，张贴揭帖，辄称拆毁教堂，除灭洋人，藉端煽动。”（《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上，98页。）在西四牌楼羊市南壁上发现义和团乩语：“一愁长安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人马乱，四愁燕人死大半，五愁义和拳太软，六愁洋人闹直隶，七愁江南喊连天，八愁四川起狼烟，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餐，过戌与亥是阳间。”（《义和团文献》，《近代史资料》1957-1，15页。）随后不久，类似的揭帖在京城到处张贴，鼓动拳民焚毁教堂、使馆。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各电本国，请兵来京，自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