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3日周三
第一章
在《万历十五年》第一章中，作者交代了万历皇帝的成长背景，以及他与张居正、冯保、高拱等大臣的相处情形。万历年少登基，受到张、冯辅佐，早年对他们极为信任，有志做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而后反张事件屡屡发生，皇帝虽压制下来，却与张居正嫌隙愈深，在他死后进行财产和人品清算，后又将冯保驱逐出京。
1587年，万历只有二十四岁，登上皇位却已有十五年。在他的人生观念中，过去敬爱的首辅成了欺世盗名、搬弄权术的小人，清察出来的财宝令他震惊，这不能不给他造成巨大的冲击。此章中，作者将万历的执政、婚姻、个性铺开写出，为下文作出充分铺垫。
此外，书中一些问题亦值得思考。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那么当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这一点值得人们警醒。权力的归属也是一个大问题，宰相废除之后，权力一部分回到皇帝手中，内阁的职责却也变得模糊不清。作者将权力的纠纷，君臣的人情、事态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2017年8月24日周四
第二章
第二章中，作者写到张居正的后任——申时行。王世贞曾经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他对于文官群体收束太紧，被人指斥“作威作福”，而自身并未克制权力、消费的用度，乃至从人品上遭到质疑，连带着质疑他的政治理念、声誉，应有的业绩都被污名化，死后不到半年就成了文官群体声讨下的“牺牲品”。
有了张居正前车之鉴，加上申时行本身性格中庸和缓，他对于首辅的各项事务格外谨慎小心。他努力维持早朝、坚持各种礼仪，负责举行讲解四书和经史的经筵，试图以礼制来维持肃穆的朝风，引导皇帝遵从规制。然而张居正事件之后，皇帝以往的观念遭受冲击，他对一切充满怀疑。申时行的努力并没有得到他期待的效果。
在本章节中，作者以申时行的视角来描写经筵的举行，转而写到朝中礼仪对国家风气的重要意义。然而私欲不可根除，各地情况各异，中央与地方的政策实行之间总有掣肘之处。张居正的那种扩充权力、提升效率的作法显然不可效仿，而在皇帝渐渐对制度礼仪失去信念的时候，一味调和各方也不是长久之道。申时行的首辅生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虽有政治抱负，奈何身份尴尬（由张居正推荐入阁）、世情复杂，君主志向退减，多重压力下，他也发出“惟应投老赋归田”的感慨。
2017年8月25日周五
第三章
第三章的标题叫做“世间已无张居正”，这很有意思，因为本章提到张居正的内容不多。那么结合标题与内容来看，作者想要指出的重点在于，张居正去世之后，文官集团裂隙渐深，多方利益不同导致了重重问题。张居正对皇帝的正面影响退却，且令他厌恶。在张居正之后亦再无一个强有力的调和者。
作者回溯了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一生：崇尚勇武，我行我素，与文官集团作对，行为跳脱，不拘礼法。万历的人生困境与正德相似，对于已经稳定的王朝而言，它需要的是守成之君，需要遵奉礼仪、德行醇厚的君主来维持王朝的威仪，这对于年轻、富有活力的万历是一种苦涩的束缚。他多年的仁义道德观念被张居正事件重创，无法立宠爱的儿子为储君使他愤懑，群臣的抗衡，京城中的煽风点火，都使他在头脑中远离了圣贤理念，倦怠朝政，与文官矛盾愈深。
作者在前三章讲述了万历一生中的重要事件，为讲述1587年做好了铺垫。究竟万历身上的重要转折发生在什么时候？作者认为，这很难找出确切答案。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
2017年8月26日周六
第四章
第四章标题名为“活着的祖宗”，而这“活着的祖宗”指的便是万历。他在很年轻时便修建了陵墓，以比肩先祖自豪。然而日后的变故，王朝的枷锁，使他一生束手束脚，无法施展创造性才华，作为帝国的权威和最重要的象征，他感到自己的力量被文官集团抽空，多年消极对抗，最后被谥为“神宗”。这结局跟他年少励精图治的理想对比来看，格外讽刺。
在庞大机构的运作下，个人意志的创新被压制，就连皇帝也不能跳脱礼法惯例之外。申时行的做法不被看好，许多人认为张居正虽刚愎自用但成就卓著，申则乏善可陈。然而，申时行的做法正展现出这个帝国机构的运作方式，他多方调停中和，化解许多重要矛盾，避免直接的冲突和对抗，其实正说明，在制度已成型的情况下， 后继者很难再像先人一样作出开创性决策，所有人延循旧路、守好礼仪才是上策。
从胸怀治世理想的皇帝变成多年不上朝的失职君主，万历的悲剧有多方因素。自张居正形象崩塌，万历的圣贤观念受创；朝政多方掣肘，自身倍感束缚；感情上惟有郑氏慰藉，但无法立郑氏之子为储君，又终不得与郑氏合葬。无论是理想、事业、情感的心愿，他四面碰壁，而他又无法效法正德，做不到一意孤行。帝位在家族内传承，无可避免地会遇到并不适合帝位之人，因此帝国系统都有趋于稳固发展的倾向——希望无论是谁当朝，至少可延续几十年到百年，而这稳固的框架束缚亦能使帝王心灰意懒。万历心性机敏而不够坚韧，最后选择蹉跎消极，是自身的悲哀，也是王朝制度的悲哀。
2017年8月27日周日
第五章
作者在第五章以“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为切入点，继续剖析帝国政治系统的特点。海瑞一生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其廉洁刚正既为人称赞，又为人忌惮，文官收入微薄而通过其他途径敛财，已是通行的规则，海瑞的指斥动摇了整个文官集团的利益。他在处理高利贷、田产纠纷时，希冀以个人的精力来面对数量浩繁、复杂曲折的案件，却终不得推行，自己亦遭弹劾，被讥“志大才疏”。
海瑞的例子选得很有代表性：在帝国政府货币、法律等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他希望以个人力量挽救时弊，虽勇气可嘉，却是本末倒置。如前文所说，由于制度之弊病，官员们的私欲与公心难以调和，矛盾凸显，但仍然希望君主作为德行的代表维系天下。王朝惯以道德的高标掩盖行政的低效，变通之术私下运作；以道德治天下的极端想法，既无法得到官员们的认同，事实上也无法施行。
此外，海瑞的一生不算顺畅，母亲对他影响甚深。除仕途多年的坎坷波折外，家庭亦屡遭变故，两任妻子与其母不和被休，侍妾自缢，第三任妻子不久在家中病死，不免引人唏嘘，亦使人不禁思索个性与命运之关联。
2017年8月28日周一
第六章
第六章名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以戚继光的一生际遇为着力点，写到十六世纪中叶的明朝军事系统。统治者者重文轻武， 戚继光的时代面临的是文武力量相当不均衡的局面。文官系统有意提拔粗人将军；武官中缺少具有战略谋划的出色将领。在当局的倾向下，军事系统涣散、缺乏组织，战斗力低下。戚继光以严厉刑罚打造出来的戚家军在军队中成为了佼佼者，然而也为朝廷所忌惮。
作者指出，戚继光这般高级将领可谓能力拔尖：不光自身武艺过硬，懂练兵用兵之道，还习得文人诗书（许多文官与他交游），人情世故通透，更难得的是，他得到张居正、谭纶的扶持，能够在不利的大环境下施展才华。在俞大猷的设想中，军队应该建立起一套更有组织性、精确计算的制度，但这对行政系统提出了高效的要求——不光在当时无法实现，甚至再过几个世纪都无法实现。戚继光则不挑战现有系统，只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升军队战斗力，成效显著，其事业已非常成功，可惜终究还是被罢免，郁郁而终。
结合前一章海瑞与本章戚继光来看，他们都是对现行制度运转提出了应变措施的人。海瑞的方法过于追求廉洁、依赖道德判断，理想化程度太高，无法实现；戚继光的练兵术虽贴合实际，却因为文武之争而难以施展，张居正倒台之后他又被卷入清算纷争。戚继光的强国强兵理想，因受到朝政制度和文官力量的钳制而终于破灭。
2017年8月29日周二
第七章
第七章作者写到了“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以李贽作为切入点，剖析了中国社会与文官体系相匹配的家族制度——家族倾力帮助族中一位书生考取功名，当他身居官位之后，便要回报家族。李贽为了避免与族人打此类交道，选择出家为僧。李贽的思想矛盾在于道德目标和真实自我的不一致，这与公心私欲之辨一脉相承。不同之处在于，李贽的思想有以心智的直觉指引行为的倾向，而非以现实的道德、规则作约束，他欣赏张居正，认为只要目的纯正，则可以采取不纯的手段。
李贽好强喜辩，不肯在言辞上为人所屈，批评他所寄养的人家也是常事；他因此和耿定向决裂。李贽指斥耿虚伪，耿指斥李贽求异。在李贽的时代，政府的施政方针以僵化的道德为标准，而不能与社会的实际发展相适应，孔孟之道成为了限制创造的牢笼，由此形成了实际行政的困难，思想文化的发展受到较大限制。
结合前几章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上的积弊来看，思想的发展若远远落后于时代，会对社会和历史的进程产生掣肘影响。
2017年8月30日周三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这篇文章收录于《万历十五年》的附录二中。所谓大历史观，依作者解释来看，是以长远深层的目光去透视那些短期内难以看清，通常需要数百年才可以辨认出的历史规律和轮廓。叙事不妨细致，但观察角度却基于宏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这一点从行文中也可看出：他选取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的生平事迹，涵盖了许多历史细节；但他不是为了仅仅叙述这些人的人生历程，而是要借个体命运的横剖面来分析时代、社会和制度。
以《万历十五年》为例，书中反复提到明代政治制度一大弊病在于以道德作各方面问题的解决办法。道德本身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能用技术、法律来解决的事情，其实不该道德出面，否则既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亦无法改变制度之低效。在当时，中国的官僚系统和广大农村社会之间缺少联系，经济、法律制度不受重视，形成了一系列行政推广的困难，而以道德来作维系，又引发诸多问题。
作者以大历史观来回顾内战，认为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得高层和低层之间构建了制度性联系，由此中国得以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作者自言，这样解释历史，超越了党派分别、国际界限，“在内战期间丧生的亡友灵前，才都讲得过去”。大历史观是个很好的角度，人在当下，往往笼罩于时代的迷雾中，我们应以史为鉴，笃实行远。
2017年8月31日周四
1619年的辽东战役
这篇文章也收录于《万历十五年》的附录二之中。作者剖析了辽东战役明代军队作战的诸多困难。首先，将领带兵受到极大限制，人数过多的兵卒为制度所不容；而这为数不多的兵力，实际作战之时，却还要分成四路，大大削弱了战斗力。军队、将领之间的沟通亦不顺畅：杜松死了六天，离他不过一百二十英里的刘綎却以为他还活着。此外，装备、技术上的落后，也为军队的失败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读完《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我看到一系列人物都力求改进制度和惯例，例如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海瑞、李贽等人，可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制度僵化严重，人们看到了行政低效、军事无能，却总希望官员、士兵用个人牺牲来掩盖制度的弱点。如今看来，一次次掩盖只会招致一次次原地打转，无法获得进步。
正如黄仁宇在自序和书中所提到的那样，他写这本书不是提倡让中国完全效仿西方，丢弃自己的文化和制度，而是要保留有价值的东西，同时学习另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万历十五年》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对于习以为常的制度和习惯，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以历史做借鉴，往往能够发现社会多年无法前进的真相。人需要有面对和接受真相的勇气，才能获得改进，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