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论创新需要能力，而能力的培养取决于特定的、相应的思维素养。验之传播学史，许多发现和创新不无规律可循，重要一点就是其发现者都体现出良好的思维素养。可大概总结为：发现者或创新者都具备职业性好奇与“日常生活学理化”的能力，他们都认识到概念命名的重要性、并善于使自己的思维深化或延伸，另外，有的学者还善于在两个已知的学术观点、学术视角的中间地带发现问题、形成自己的独特视角和学术切入点，是为“中观思维”。思维并不神秘，素养可以培育。认真模仿、领会、学习这些素养，对培养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提高中国传播学的理论水平和思辨能力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创新或原创，无疑是最具时代精神的闪光词汇。从宏观上看，中国正面临着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挑战、机遇和转型，“创新型国家”已经正式纳入实现决策层小康社会的中远程战略思维；从具体行业及领域的中观、微观层面上看，“创新”或“原创”也无时不刻地牵动着有志者的敏感神经，尤其考虑到，近现代以来，在思想领域，中国是一个新鲜思想和理念的进口大国，本土化的“创新”就显得更加紧迫。近来由于研究的需要，查阅了一些传播学的资料，注意到传播学一些原创型理论的形成，不无规律可循，对其“创新思维素养”尤为关注。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曾系统总结过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所需要具备的素养，他指出，这种素养“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像力”。 同理，一个优秀的传播学研究者也需要一种“创新思维素养”，借他山之石，认真模仿、领会、学习这种素养，对培养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提高中国传播学的理论水平和思辨能力不无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职业性好奇与“日常生活学理化”
好奇心，几乎是一切领域创新者所具备的素养，1984年6月25日，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辞世，法国举国震惊，6月29日，福柯的师长和亲友在医院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仪式上，由福柯的学生，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宣读悼文，这段话选自福柯最后的著作《快感的享用》，恰足以概括福柯终身追求和奋斗的历程：
“至于说是什么激发着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希望在某些人看来这一简单答案本身就足够了。这个答案就是好奇心，这是指任何情况下都值得我们带一点固执地听从其驱使得好奇心：它不是那种竭力吸收供人认识的东西的好奇心，而是那种能使我们超越自我的好奇心。说穿了，对知识的热情，如果仅仅导致某种程度的学识的增长，而不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尽可能使求知者偏离自我的话，那这种热情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在人生中：如果人们进一步观察和思考，有些时候就绝对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解人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方式思考，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观察方式不同的方式感知。今天的哲学 —— 我是指哲学活动 —— 如果不是思想对自己的批判工作，那又是什么呢？如果它不是致力于认识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思维，而是证明已经知道的东西，那么它有什么意义呢？”（《快感的享用》）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兰克• 维克多在讲述自己如何能在奥斯维辛这样的恶劣环境中还顽强地活下来时说道：“除了那股奇特的幽默感，我们的心头另外还蟠踞着一种感觉：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我以前也体验过，那是我碰到某种奇特境遇时的一个基本反应。每当我遭逢意外，处境危险，在紧要关头之中，我所感到的只是好奇。我想知道自己究竟能全身生还，或者负伤而归。即使在奥斯维辛，冷静的好奇心仍然凌驾一切，使得理智能超越周遭的环境，进而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周遭。在当时，培养这种心境，是为了保护自已。我们急于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而且后果又会怎样。”
当然，在此，若论“创新者的素养”，这“好奇心”还要加上“专业眼光”，因为不同的眼光看到的“事实”是不同的。可以这样说，“专业眼光”如同“有色眼镜”，戴上它，眼前的景物就会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色彩 —— 即研究色彩与学术色彩。例如“把关人”理论的发现。“把关人”（gatekeeper）又称“守门人”，这一概念最早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在研究群体中信息流通渠道时提出的。二次大战期间，美国为节约战争开支开展了一场号召人们食用牛下水的大规模宣传活动，卢因在对这场宣传活动的过程进行研究时发现，除非家庭主妇们接受了宣传，把牛下水买回家中并做成菜肴摆上餐桌，否则她们的丈夫或孩子是很难有机会接触并接受这种不习惯的食品。在这个过程中，家庭主妇实际上起着一种“把关人”的作用。1947年，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书中系统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 主妇买牛下水加工成食品，这一“事实”几乎人人皆知，但只有卢因从中“悟”出了“把关人”这一社会角色，并将其移用到传播领域，认为在新闻传播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把关人”，从而促成了一个传播学理论的诞生。
据戴维森记述，自己对于“第三人效应”的发现也是源于一个很小的生活细节：1949或1950年，一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在整理美国海军陆战队二战的文件时，偶然发现了一个现象，这引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他立即穿过走廊，向一位年轻的社会学家描述他的发现：“你应该对公众舆论有所了解吧？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在太平洋的硫磺岛上，曾经有一个由众多黑人士兵和白人军官组成的美军部队。日本人知道了这个部队的位置后就派飞机过去从空中散发传单。这些传单都强调了这样一个主题：这是一场白人的战争，而日本人无意与有色人种们发生纠纷。他们大概这样说：‘不要盲目为白人卖命了，请在第一时间投降或放弃。不要冒险。’第二天这个部队就撤退了。”“你为什么觉得这一现象很有趣？”社会学家问道。“因为我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那支军队曾受到过那些传单的影响，但它的确影响到了白人军官，那些传单似乎导致了人事上的重大调整。” 戴维森就是文中的那位“年轻的社会学家”，这一细节导致了他对“第三人效应”的大胆假设—— “每个人都会推测：我不会受到影响，但他们（第三人）可能会被说服。在某些情况下，一种传播行为产生效果并非由它在其直接指向的受众中的影响造成的，而是由其他人（第三人群体）认为这种行为会对它的受众发挥作用所导致的”。几年后，在对西德媒体在波恩的外交政策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调查时，这位社会学家借机向一系列记者询问，想了解这些记者本身认为报纸社论对其读者的想法有多大影响（Davison，1957）。其中一个最普遍的答复是：“社论对于你我这样的人几乎没有影响，但普通读者可能会受相当大的影响。”由于无法找出支持这种判断的证据，这条询问最终被废弃，但社会学家对这种现象仍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许多记者相信社论对其他人的态度有影响，但像他们这类人受到的影响却很小。
另外，据载“第三思潮”代表人物马斯洛关于自我实现的研究，一开始并不是一项科学研究计划，而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好奇心。尽管研究不符合科学方法的要求，但它所产生的结果却是很重要的。正如马斯洛所说的那样 “精神健康和精神疾病问题是如此紧迫，以致任何一点知识都么我们可得等上一辈子了。”马斯洛对自我实现的人的好奇心开始于大学时代。他当时非常希望去理解他崇敬之至的两位教授。他们是马斯洛获得博士学位并来纽约后的老师。他的好奇心使他开始研究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两位教育者如此卓尔不群。当他记录他们的情况时，他忽然想起可以把两人的个性加以比较，因为两人都有某种共同之处。这个发现使年轻的马斯洛十分振奋，他于是试图知这一类人物是否在其他地方也能找到。他就是这样开始了对充分成熟的人的广泛研究。
当然，除了这种“职业性好奇”之外，还要具备“日常生活学理化”的主动意识。
如前所说，要创新，必须要有“好奇心”，但这种好奇心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漫无边界的，而是要以一定的专业的准备与职业的眼光为前提的。卢因之所以能够从主妇买牛下水烹调食品之中发现“把关人”的奥秘，是因为他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专业研究人员，他具备一种研究者的素养，这种素养可称之为“日常生活学理化”，它是指一种善于把日常生活上升为抽象学理的能力。我们生活在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往往蕴藏着许多学理，而创造性思维的突破，一般都是由于发现了掩藏在日常生活背景之中看似无关的两种知识片断之间的隐蔽关系，创造性思维对未知的认识，一般也是和识破一个处于“日常伪装”之中的已知原则相紧密联系。试以“议程设置”理论作为分析对象。
“日常生活学理化”的素养之一就是时时注意自己相关研究领域的细节，试图从中发现问题。“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的重要理论，其要点一言以蔽之 —— 新闻媒介可以为公众的思考与讨论设置议程。而“原始思维点”源于对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新闻细节的观察与思考，该理论原创者之一的麦库姆斯回忆说：
“现今形式的议程设置思想的直接来源是1967年早期某日对《洛杉矶时报》头版新闻报道编排的不经意观察。那一天有三条重要新闻：国际层面，英国郡议会选举中工党出人意料地败给保守党；国内层面，一条丑闻在华盛顿浮出水面；地方层面，一项联邦资助项目的洛杉矶市区主管被解职，那个项目是全国重点扶贫项目。毫不为奇，《洛杉矶时报》将地方新闻放在头版头条。由于其保守的版面设计，其他两条新闻被迫退居次席，在头版中以单行标题形式出现。如果没有其他两条新闻，这三条新闻中的任何一条都应该是头版头条。正是这一点引起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几个年轻教员的思考。在世纪饭店大厅的周五‘青年教员会议’上，我们边喝边聊。我们猜测，如果某条新闻被安排到一个不显眼的位置，那么这个事件的影响力会不会因此而降低？这是我们的猜测。这种猜测来自先前在大众媒介对公众影响力这一问题上的各种分散观点与经验结果，并成为议程设置理论的萌芽。”
一般人看报，注意的只是新闻资讯本身；而学者或研究者看报，注意的则是新闻资讯背后“隐藏”着的“学理”，这是因为，后者已经有了对某一问题思考的前期准备。在麦库姆斯的“议程设置理论”之前，已有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这一理论假设：新闻媒介设置了我们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种种图像。这一理论引起了麦库姆斯的关注，并想有所拓展和超越，正如他所说：“李普曼是现在我们简称为议程设置思想的学术先祖。在他1922的经典著作《舆沦学》中，开篇第l章就叫做‘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图画’。虽然李普曼没有使用议程设置这个词语，但是在这一章中他总结了议程设置的思想。他认为，作为超越我们直接经验认识广阔世界的窗户，新闻媒介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地图。他认为，舆论的反应并不是针对环境的，而是针对新闻媒介创造的拟态环境的。
现在，关于大众媒介议程设置作用的实证证据已经证实并刻画了李普曼粗线条的观察。但是这种关于舆论形成的详细描绘来得很迟。” 也就是说，麦库姆斯在看“1967年早期某日《洛杉矶时报》头版新闻报道”时，头脑中已经装有李普曼关于的“虚拟环境”及“新闻作为认知地图”的知识了，但他又认为李普曼的说法是“粗线条的观察”，还有延伸的空间和充实的余地，于是试图在新闻媒介究竟怎样“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地图”的细化和分层方面有所突破，具体而言，就是一种假设和“猜测” —— “编辑与新闻主管影响我们对当前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件的认识，这种影响各种话题存公众议程上的显要性的能力被称作新闻媒介的议程设置作用。报纸提供大量线索，体现各种话题在每日公众议程上的相对显要性。时间长了，新闻报道中强调的议题就成为公众认为最重要的议题。新闻媒介的议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公众的议程。换句话说，新闻媒介设置了公众议程”。
再举一个例子：梅洛维茨和他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这本书在传播学上的影响在于：它首次提出了“媒介场景”或“信息场景”这一概念，以和“物理场景”或“社会场景”相区别。恰如作者所说：“戈夫曼和许多其他社会学家倾向于以行为发生地的角度思考社会角色，但是我认为电子媒介打破了物理空间和社会场景的传统关系。电子媒介创造了新的场景，破除了旧的场景。许多美国人好像不再‘知道自身位置’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位置，也就是行为与物理环境及其观众的相匹配。” 在此，梅洛维茨提出的问题是“当我们的社会场景发生变化时，我们的行为会有新的形式和意义，而我们将会变成谁，变成什么样呢?”于是他把自己的关注重心放在了“研究一种新的社会场景观念”，具体而言“它包括物理场景，如房间和建筑物，也包括由媒介所创造出的‘信息场景’。与物理场地类似，媒介可以容纳和拒绝参加者。媒介亦像墙和窗一样可以隐藏和显示某些东西。媒介既能创造出共享和归属感，也能给出排斥和隔离感。媒介能加强‘他们与我们’的感觉，也能消除这种感觉。” 而他对“媒介可以塑造、建构不同的社会场景”这一本质的认识却是来自对日常生活感受的关注，一次欧洲旅行的归来之后所面对的林林总总的“场景”。此不赘。
梅氏指出，在这些截然不同的“场景”中，所传递的内容和方式、语调都是不同的，因为不同的场景对他有不同的“期待”，而这些“期待”造成了种种不同的“区隔”，同理，“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社会阶段以及不同的权力阶层，有着各不相同的传统观点，这种差异是由人们不同的社会经历造成的。被分隔在不同的场景中的人们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人们的行为在‘台前’和‘幕后’可以完全不一样，人们可以表演补充的角色，而不是互换角色。这种场景的区分是由于文字和印刷材料的传播而形成的。基于人们阅读能力及文化的素养的差异，他们则分别属于不同的信息社会。这种场景的区分同时也足由于不同的人群被隔离住不同的地方，且在某个具体地方有着具体而有限的经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社会身份”。 但是，电视这种电子媒介出现之后，情况不一样了，因为“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馍糊了。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其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 这是因为，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使得曾为各不相同的社会场景相互交叉。例如，与面对面的交谈及书本相比，成年人很难利用收音机和电视来‘相互’交流，因为他们常常会被孩子们‘偷听’到。类似的电子媒介增加了男女异性之间社会行为的了解。收音机和电视对不同类型观众和场景的融合，使全国性的政治家很难对某个选区的选民说具体，的事情，也很难在不同的公共场合有不同的表现。这里所提出的理论显示，社会舞台和社会行为的重组至少是引起近期社会潮流的部分原因，这些潮流包括儿童与成人概念的模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概念的融合，政治英雄与普通市民的等同”。
对电子媒介怎样影响了社会行为，梅氏也是用自己的直接生活体验 —— 那次欧洲旅行归来的体验来说明的：
“例如，假如在我回家后，我的父母举办了一场出其不意的欢迎晚会，他们邀请了我昕有的朋友、亲戚、教授和邻居，试想我欧洲度假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会是怎样的。如果我不能将听众分开，我对旅行的描述又会是怎样的?如果我的父母将我带到这些人中问，在这些人都在场的时候，给我15分钟时间来讲述我的旅行，我又能说出什么呢?如果开始讲私下对父母所说的“安全”故事，我的朋友会感到厌倦甚至可能会咯咯发笑。如果我讲危险而浪漫的冒险。我的父母和邻居可能会不舒服。显然，我为特定的听众所准备的故事几乎每一个都会使混合听众中的部分人感到厌倦，甚至会冒犯某些人。所以我可能是，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也可能迅速适应这个混合场景，想出一个新的综合故事，将每一部分听众感兴趣的故事都说一点儿，但是毫无特色，不会冒犯任何人。不过无论我说什么，这种情景与我和孤立听众交往的情景大不相同。”
在此，如用本篇的角度 ——“日常生活学理化”来观察，梅洛维茨无疑是在“日常生活”和“学理”之间发现了一种内在联系，促使他进行思考的“原始思维点”是欧洲旅行归来的直接生活体验，他由此发现了物理意义上的社会场景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媒介场景”或“信息场景”，恰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问题是，当不同的社会场景组合在一起后，原本恰当的行为可能就不合适了。当一个特定的私人场景与其他社会场景融为一体，变得公开时，行为方式必须随之调整、变化。场景的组合改变了角色的行为模式并且改变了社会现实的构成。我在回家的欢迎晚会中所遇到的场景粗略地模拟了电子传播媒介所创造出的场景。”这就体现了本片的主旨之一：要具备一种“日常生活学理化”的主动意识。
1. [美]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页。
2.《米歇尔•福柯生平与著作》，搜狐新闻，http://news.sohu.com，2007.09.27
3.[奥] 维克多•弗兰克尔：《活出生命的意义》，华夏出版社，2010年6月版，第20页。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1999年版，第161—162页。
5.[美]菲利普•戴维森：《传播中的第三人效应》，《舆论季刊》，第47期，1983年，第1—2页。
6.[美]菲利普•戴维森：《传播中的第三人效应》，《舆论季刊》，第47期，1983年，第2页。
7.[美] 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8.[美]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3页。
9.[美]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10.[美]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11.[美]约书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引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P7。
12.[美]约书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引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P7。
13.[美]约书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引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P5—6。
14.[美]约书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引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P5。
15.[美]约书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引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P5。
16.[美]约书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引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P4—5页。
17.[美]约书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引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