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美国《大西洋月刊》19年1月刊中的主题文章的翻译稿。文章共分5个部分，本篇是第一部分。原文可从https://www.tianfateng.cn/23452.html这个网址的下载连接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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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正文开始。
I. 愤怒的小镇
1977年，在冰雪消融之际，马塞诸塞州格林菲尔德的居民收到了一封奇怪的调查问卷。这份问卷要求他们：“试着回想过去一周你变得烦躁和/或愤怒的次数，并描述其中最愤怒的一次。”一位女士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最近，她的丈夫买了一辆新车，然后开着它去了情妇家炫耀。当这位妻子发现此事时，她出离愤怒了。她的怒火犹如火山爆发般难以自制。
该调查问卷的兴趣在于反馈者愤怒的细节。在其14页的篇幅里，它探寻极其私密的细节。它要求那位女士描述她愤怒的程度、吼叫的话语、以及是否拳脚相加。“在愤怒时，你是想要以牙还牙，还是要加倍报复？”。之后，你是感觉“胜利、自信和支配”还是“羞愧、尴尬和内疚”？对于和她丈夫那样的接受愤怒的人，也同样有针对性的问题：“对方的愤怒是否让你感到意外，还是你正在等待着它发生？”
格林菲尔德，人口18000，对于评测来说非常合适。它是一个中产阶级小镇，有着一家繁荣的工具-模具工厂，这里的教堂多过酒吧。居民们独立而谦逊，整个小镇也没有出现什么普遍不满的情况。除了最近几封寄给编辑的信，信中抱怨本地的高中曲棍球队在季后赛中遭到抢劫。事实上，正是因为这种平和，格林菲尔德才会被选为这次研究的对象。
这次调查问卷的设计者是詹姆斯•阿佛利尔，马塞诸塞大学阿姆斯特分校的心理学教授。阿佛利尔是一个温和的人，他曾因为算错找零而回到杂货铺向收银员道歉。但他对愤怒有自己的观察。他意识到他的学术同僚们错误地理解了愤怒。他参加过很多研讨会，会上多数研究者把愤怒描述为一种基本本能，是我们野蛮时代的遗留，在现代生活中毫无用处。阿佛利尔告诉我说：“他们认为愤怒是成熟的人或团体应该抑制的。如果你是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愤怒的人，你可能会有一点尴尬。”在期刊文章和研讨会中，学者们把愤怒描述为一个待解决的问题、一种没有社会效益的本能。但阿佛利尔说：“这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尽管阿佛利尔和蔼可亲，但是他开车被人加塞儿的时候，他也会愤怒的嘟囔。就像他认识的其他人一样，他也时常会突然感到愤怒。尽管他很少因这些冲动而去做过激的事，但他猜测愤怒不会潜藏进他的心灵，除非它有一些重要的目的。“当有事物不利于我们时，我们通常会通过进化或社会准则来摆脱它。但是愤怒却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组成部分，”他说道。“它是人们最常见的一种情绪。”
阿佛利尔确信，理解愤怒的最好方法是调查普通人（那些对同事感到沮丧的人，那些在交通高峰期大声喊叫的人）对愤怒的经历。他着手寻找一个典型的小镇并找到了格林菲尔德。他认为，如果能向人们展示“尽管他们感到满足也会偶尔发怒”，那么这将告诉其他研究者应该更加审慎得对待愤怒。
阿佛利尔的期望是理智的。他假设大多数格林菲尔德居民会说他们只是偶尔发脾气。他觉得被调查者会承认他们在事后会感到尴尬，而他们的冲动行为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事实上，他还认为大多数人会直接把这份调查问卷扔进垃圾桶。
然后，那位愤愤不平的妻子的问卷反馈回来了。很快，其他人的回复淹没了阿佛利尔的邮箱，以至于他无法每份都读。“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调查，”他告诉我说。“一些人甚至附上了感谢卡。他们是如此乐于谈论愤怒。”回复中还包含了出人意料的回答：那位被背叛的妻子的痛苦并非全来自于那个情妇——多年来她早有怀疑，坦率的说，如果有另外一个女人愿意忍受她的丈夫，她会获得更多的好处（和同情）。但是，他怎么敢先给情妇看新车呢？
其他的受访者描述了更多的世俗争论，比如谁应该出去倒垃圾、青少年禁足、或者在餐桌旁言语粗鲁。人们如此急切的谈论自己的愤怒，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愤怒是非常频繁。阿佛利尔后来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总结了他的研究：“大多数人报告说，他们会一天数次或一周数次变得有点恼怒，而且产生这种情绪的地点并不固定。”
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愤怒的事件通常以简短而克制的对话方式出现。它们很少演变成肢体冲突。与阿佛利尔的假设不同，它们并没有让情况变得更糟。相反，它们更趋向于使糟糕的情况变好。它们解决了、而不是加剧了紧张状态。当一个愤怒的少年因为禁足而大吵大闹时，他的父母会同意修改禁令，只要他保证会提高他的学习成绩。即便是那位愤怒的妻子与她不忠的丈夫之间的对抗也会产生富有成效的交流：只要别让她看见，并且保证自己的优先权，那么情妇这件事她可以睁一眼闭一眼。
在绝大多数案例中，表达愤怒会让各方变得更加愿意倾听、更加倾向诚实地说话、更加包容对方的抱怨。有人说，他们在一个让人厌烦的宴会上大喊大叫后会变得很愉快。他们会感到如释重负，对未来更乐观、更有动力。“对于愤怒的人来说，愤怒产生的积极后果与消极后果的比例大概是3比1，”阿佛利尔写道。即使是那些突发的情况，大声叫喊和争吵也是有帮助的。它们向做恶者发出信号，让他们仔细听着并改变自己恶的行为。据报道，他们“与愤怒者的关系通常会比以前更加巩固，争论的问题更容易产生结果，并且不会影响对愤怒者原有的尊重。”
阿佛利尔总结道：愤怒，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交流方式。它比其他任何情绪传递的信息更多、传递的速度更快。并且它可以很好地强迫我们去倾听、去面对我们可能刻意回避的问题。
随后的研究还发现了愤怒的其他好处。我们可能会觉得表达愤怒的的人更有能力、更强大，是那种会克服挑战的领导者。愤怒激励我们去承担困难的任务。当我们愤怒时会更有创造力，因为愤怒帮助我们看到曾忽略的解决方案。“当我们去看人愤怒时的大脑时，它们看上去和人们在体验快乐的时候很相似，”伯克利社会交互实验室主任达契尔·凯特纳说道。“当我们愤怒时，我们感觉有了控制力，足以掌控当前的事物。”看愤怒的人们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就像看电视真人秀一样，所以表达愤怒是获取最广泛注意力的有效方法。
在这项调查后的几年里，阿佛利尔看到对于愤怒的研究成为了学院专业和权威期刊的焦点。在1992年，社会科学家发表了将近25000篇关于愤怒的研究报告。
2016年初，阿佛利尔正在观看总统选举的党内初选的新闻。选举季刚刚开始，共和党内仍有很多候选人。南开罗莱那州州长尼基•黑莉（反驳奥巴马总统最后一次国情咨文的那位）对她的党派的一位候选人进行了巧妙的攻击，这名候选人是该党派希望边缘化的小丑。
“在焦虑的时候，跟随最愤怒的声音的警告可能很有诱惑力。但我们要抵御住这种诱惑。”黑莉对选民这样说道。“某些人认为必须成为房间里嗓门最大的那个才能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但事实并非如此。”
随后不久，记者们纷涌而至，询问唐纳德•特朗普如何看待这样的公开表态。“我想她说的是对的。我是愤怒，”特朗普对CNN说。“我是愤怒，大多数人也都愤怒，因为我们国家的管理能力太差了。”特朗普继续说：“从我的经验来看，愤怒很好。愤怒和激情是这个国家需要的东西。”
阿佛利尔怔怔地看着，他感到震惊。每个人都认为特朗普会很快被淘汰。但阿佛利尔不这样认为。他想：“他懂得愤怒，这会让选民感觉很棒。“
美国一直是一个愤怒的国家。我们是一个脱生与革命的国家。战斗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我们，无论在战场上、在报纸中、还是在投票箱里。美国的历史经常出现这样的片段：感到委屈的政党会通过枪、而不是对话来解决分歧。但我们的政治系统却被巧妙的设计，使之可以让愤怒发挥最大的有益作用。《权利法案》保证我们可以在公开场合、自由媒体、或是法庭进行辩论。权利的分离迫使我们在政府中的代言人通过提出异议、谈判以及妥协来形成政策。甚至这个国家的神话也是根植于愤怒：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梦就是不满现状者对于未来的乐观再造。
但是最近，我们愤怒的基调发生了改变。它变得连贯而持久，成为我们生命中永恒的鼓点。它更少的指向我们认识的人，而是指向那些更容易被妖魔化的遥远的群体。那些遥远的群体或许会感受到我们的愤怒；但无论如何，他们不会为了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而投入更多。詹姆斯•阿佛利尔在格林菲尔德观察到的反馈循环被打破了。如果没有宣泄的渠道，我们的愤怒会在体内积聚，如果再加上不如意而产生的压力，就可能导致可怕的后果：我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我们的愤怒被听到，而是要让那些对我们的愤怒无动于衷的人付出代价。
自从阿佛利尔开始研究愤怒，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尽管愤怒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生活，但它也会造成更大的伤害。阿佛利尔和他的继任者的学术向我们展示了普通的愤怒是如何被激化、操控和误导的（而人们要对抗这样的过程是如此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情绪可以从帮助保持社会和谐的力量转换为撕裂社会的力量。
最近，愤怒的破坏力的证据随处可见。看看最高法院法官布雷特•卡瓦诺的听证会。听证会上，这位被提名的人和他在国会中的共和党支持者红着脸、谩骂着指责诉讼程序。“这是我从政以来最不道德的骗局，”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林厄姆冲他的民主党同事嚷道。“孩子，连你都想要权利。上帝保佑，我希望你永远也得不到。”在中期选举过程中，前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提出了针对实行仅两年的“高尚信条”（米歇尔•奥巴马主张）的修正案。“当他们向下走时，我们就要踢他们，”他说道。“这就是新民主党的宗旨。”（译者注：由于对美国议会的这些争论不太了解，所以此处译文不是很顺。）
把这种责任推给现任总统是很有诱惑力的。特朗普诋毁民主党、移民、媒体、以及左翼慈善家乔治•索罗斯。今年秋天，我们见证了这种好战言论的现实恶果：炸弹包裹被邮寄给了索罗斯以及几位著名的民主党人、匹兹堡枪击事件让11名在“生命之树”犹太教堂里的民众死亡。两起袭击的嫌疑人，在发动他们的恐怖袭击之前都在网络上发表了宣扬憎恨的言论。
这些袭击是暴力极端分子发动的。但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对于政治对手的本能鄙视已经成为常态，当对手遭受挫折的时候会感到幸灾乐祸。2012年，艾莫尔大学的政治学家发现，有一小半的选民说他们非常讨厌对方党派的总统候选人。到了2016年，这个数字接近了百分之七十。更糟糕的是，党派之争还导致了各自选民之间的隔阂。2016年，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将近一半的共和党人相信民主党人是懒惰、不诚实和不道德的。民主党则称：超过百分之七十的人说，“共和党人的思想比其他美国人要更封闭”；另外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是无耻且愚蠢的。
就像阿佛利尔预测的那样，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制造了大量的敌对情绪。他对情绪的操纵手腕比他的对少要高明得多。但这并非他的首创。皮尤研究中心称，2001年只有百分之八的美国对联邦政府感到愤怒；而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翻了三倍多。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愤怒问题仅仅归结为是特朗普的原因，那么当他最终离开公众生活时我们会感到极度失望，因为我们会依旧愤怒。
为了避免这种命运，我们必须清楚愤怒是如何起作用的。在一定情形下，普通愤怒会演变成道德愤怒（一种更容易爆发的情绪模式），尽管它仍然是一种好的强大力量。如果道德愤怒持续下去，就会产生愤怒的第三种类型：一种对我们敌人报复的欲望。
作为国家，我们已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但现在我们改变方向还为时不晚。如果我们理解愤怒的机制，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种把愤怒变回为力量的方式。
（to be contin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