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所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他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
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他以不同凡响的教育智慧和由贤入圣的人格魅力，奠定了清华大学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灵魂。
欧美曾有著名大学校长在1941年清华建校30周年时称赞清华：“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载。”
1889年梅贻琦出生于天津，父亲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梅贻琦懂事之初，家境已每况愈下。但梅贻琦的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
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1908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南开私立学校第一届师范班。1908年，他以南开学堂全校第一成绩毕业，进入保定高等学堂就读，次年便顺利考取首批庚款留美生。600多名学生中，他考到了第六名。
到美国后，梅贻琦攻读电机系，在同学的眼中，他是个成绩优良、性格温厚，永远轻声细语的人。然因家境实在平困，获得学士学位后，梅贻琦就放弃了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回到中国任清华物理系主任。那时他才26岁。
当时的清华大学，当校长不容易，常有校长教授被师生赶下台，所以任期都不长。
罗建伦当着全体师生面提出辞职。结果学生们纷纷表示：“无论国父同意与否，我们皆无挽留之意。”
因为清华园用的是庚款办校，就是教育部也奈何不了任何人。随后，政府派乔万选接任校长，当踌躇满志的乔万选带着武装卫兵进校时，学生们单独将他请进了礼堂，等乔万选出来，校方已经拿到承诺，上面由乔万选亲笔写道：“将永不任清华校长。”
容不得一点专制和独裁，清华师生宁可11个月无人管理学校，将教育部提名的校长统统拒之门外。当时觊觎校长之位人数众多，在期盼而又戒备的心情中，清华师生向教育部提出了5个条件:
1、 没有党派色彩。
2、 知识渊博。
3、 要有很高的威望。
4、 人格要高尚。
5、 能实实在在发展清华。
发生校长风波时，梅贻琦正在美国，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管理全美各地的清华留学生。
1928年，39岁的梅贻琦接到调令。当他重回清华时，学生们都抱以观望心态。而就在就职演说上，梅贻琦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讲话：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一个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幢大楼，而在于它有多少个大师。梅贻琦将一个大学的师资力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梅贻琦看来，大学的目的只有两个。第一是研究学术，第二是造就人才。这两者的实现，全依赖于教授。
盛传当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
梅贻琦是严肃的，若不与其相当熟悉，一般看不到他的言笑，然而他偶尔也有幽默的一面。
梅先生担任了十八年清华校长，有人问他秘诀，梅先生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霉（梅）！”
“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
梅贻琦曾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这当然是梅贻琦的自谦之词。实际上，梅贻琦对清华的贡献，恰恰是“搭成了一个好班子”，而非是他自己说的“运气好”，凑巧在一个好班子。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任教务长时，就力排众议，使布衣之身的陈寅恪成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
他亲自到火车站，把留美归来的语言学博士赵元任接到学校。
华罗庚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被破格召进清华，破格从系资料员转升助教，破格送到剑桥大学“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
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来是正常不过的事。
许渊冲先生说，破格提拔资历浅、学历不高的钱钟书、华罗庚、吴晗等名教授，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清华或者西南联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梅校长不惜代价诚聘国内外一流的师资是分不开的。
为使教师免去后顾之忧，安心教学，梅贻琦大幅度提高清华教师的待遇。当时，清华教授每月最高可拿500元，工作一定年限后，可以休假一年，赴欧美研究，学校开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
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课程1600门。
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梅贻琦始终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教育之重，在于人格。如果一个学生没有完善的人格，那么走上社会也不会对社会有利。”
“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被教坏的”
其实初到清华时，学生们都怀疑他的能力。清华一直崇尚实干，没想到梅贻琦就职后，竟像空气一样。
学校开会，他坐在一旁听讲，从不干涉教授们的发言，只是偶尔站起来给大家倒倒茶水。和那些试图在清华大展身手的校长不同，梅贻琦从不独断、专横，人家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人们经常从他口中听见的三个字，就是“我从众”。除了这三个字，他很少发表观点。
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
梅贻琦宽厚温良，个性沉静，被弟子们称为“寡言君子”，但实际上，他“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清华学生曾戏作打油诗描述梅校长的谦逊含蓄：“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他在《大学一解》中提到：教师不但要专长明晰知识的讲授，还要为学生的“修养、意志、情绪”树立楷模，因而阐述了著名的“从游论”：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正因为他的坚持，清华学术自由之风，教授自治之风，和学生人格培养之风盛行。正是梅贻琦的不断努力，清华从一个名气大但无学术之实的高校，跃升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学。日后从这里走出的学生，不少都是誉享全球的大师。
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清华进步学生蒋南翔发出著名声音：“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一二·九”运动后，清华曾经发生过数千军警闯入学校逮捕学生的事件。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学校的几位领导人在梅贻琦家里商量如何应对。
大家说了很多意见，惟有梅校长默然不发一言，最后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
冯友兰教授问：“校长——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
叶公超教授忍不住了，问道：“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他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
学生们怀疑军警特工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的，学生们看到教务长潘光旦拄着拐杖来到校园，立即进行围攻，将他的拐杖夺过扔到地上，不依不饶高声喊着讨伐口号。
此时，他们的校长身着一件深灰色长袍，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梅停留片刻，大体弄明白事情经过，快步来到潘光旦身边的台阶上站定，面带愠色，表情严肃，眼睛瞪着二三百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尽量抑制胸中的愤怒，挺起胸膛，厉声说道：“你们要打人，就打我好了！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
随后，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官长吊了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住宿学生的名单，我能不给吗？”
停了一下校长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大准确的。……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
现场的学生顿时被梅贻琦的威严姿态和坚定如铁的话镇住，瞪着眼睛互相望望，缩着脖子悄无声息的散去，事后梅贻琦将所有被捕的学生保释出来。
坚定果断，毫不含糊。他以他的担当，他的言行来告诉学生该怎样做人。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梅贻琦嗜酒，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
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曾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标题就叫《清华和酒》：“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西南联大附中教学质量高，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极想考进联大附中，结果名落孙山。龙云心里不痛快，叫秘书长去和梅贻琦疏通。秘书长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龙云一听怒气全消，他以身作则，维护教育的公平，绝不因权势因私情有丝毫退让，并以此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不管是著述、才华，还是恋爱、婚姻，相比于其他同时期的知识分子，梅贻琦生前经历的故事性都显得颇为平淡。除了在西南联大期间发表的《大学一解》，他没有惊世的著作和才华，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恋爱，同妻子简单相遇相识而直接走入平静的婚姻。
梅贻琦行为克己，虽身居高位，却清贫如洗。
出任清华校长，按规定可以享受免交电话费、免费雇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特权”，但梅贻琦都主动放弃了。
梅夫人韩咏华回忆，在昆明“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生活拮据，梅夫人不得不自谋生计，摆地摊变卖孩子旧衣服挣10元招待客人有之，提着篮子寄卖“定胜糕”有之，到医院、首饰店、衣帽工厂、盲童学校打短工亦有之。
在西南联大，梅贻琦与教授一样租住民房，他将校长专车交给学校共用，自己家庭符合条件却不拿补助金。
1941年7月他去成都公差，已订好回昆明的飞机票，恰好可乘邮政汽车，为给学校节约200多元，梅贻琦毫不犹豫退掉机票，改乘邮政车回昆明。
西南联大之魂
1937年，北平沦陷。清华被占，南开几乎夷为平地。为保存中国教育的希望，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造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梦幻奇迹，西南联大。
当时联大有三个常委，张伯苓和蒋梦麟都在重庆做事，真正管理联大的人只有梅贻琦一位。
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学风，三个学校的教授更是课业重叠，各有各的思想和观点。明明讲的是同一堂课的内容，不同的教授却有不同的讲法。但梅贻琦将清华的学术自由之风，带到了西南联大，仍旧尊重每位教授。虽然教授之间有互相瞧不上的，但对于温文尔雅、寡言少语的梅贻琦，无人不是尊重信服。
闻一多是民主斗士，性情率真，动不动就在清华课堂发表鼓动演说，满嘴都是“过激”的言论。
尽管如此，梅贻琦从不干涉。
1944年，国民政府施压，要求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教授，梅贻琦听了，根本不予理会。
等到蒋介石约他来面谈，他反倒说：“少数言论确有行为不当，很多同仁也都深不以为然，此数人之举乃一时之冲动，或因其家属众多，时有病人，生活太困难，愁闷郁于胸中，所以才找机会发些火气。”
蒋介石听了连连点头：“生活问题甚是重要。”
一番话不但巧妙保住了教授，还叫蒋介石提高了教授待遇。
中国学者的完美典型
梅贻琦身材颀长，风度翩翩，常着一身青布长衫，脸如雕塑般棱角分明，堪称那个时代的美男子，曾被来中国访问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中国学者的完美典型”。
他那“从容不迫的态度”早在1909年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时，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据他的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发榜那天，考生们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面色沮丧。只有瘦高的梅贻琦，始终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忧地在那里看榜”，让人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实际上，在全国630名考生当中，他名列第六。
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也回忆说：我多次看见梅先生和我们一起跑警报，梅先生那时快60岁，他从来不跑，总是安步当车，手持拐杖，神态稳重，毫不慌张，而且嘱咐大家不要拥挤。梅先生的从容，给我们做了一个典范。
抗战胜利后，大陆局势逐渐明晰起来。所有人都面对走与不走的选择。身在解放区的吴晗竭力让他留下，全校学生也含泪挽留。梅贻琦却选择踏上了离开的飞机，因当时庚款还有大笔基金，而要动用这笔校款，需要两人签字，一是教育部部长，二是清华校长。梅贻琦知道，一旦自己不做校长，国民政府极容易推选一人，动用这笔款项。
危急时刻观人之言行更可见其性情。1948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北京城内人心惶惶，梅先生去意已决。
12月14日，有飞机来接胡适之，有人打电话给梅先生，凡是那时在围城中的人，都焦急地渴望离开，预料梅先生问询后一定大喜若狂，立刻行动。
哪知道梅先生听到此事，并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不是接他的，他并不预备去。
虽然被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机，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地谢绝了这建议，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情安排妥帖后，从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了。
许多人在平日装腔作势，好似高不可及，一旦遇到危急关头，便丑态百出，以求苟免，因为他内心本没有真正高贵自尊的地方。而梅先生则是已把高贵自尊建基于本身，因此才能夷险一节，不为外境左右。甚至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都一直保持着尊贵不群的风格，使人顽廉懦立，肃然起敬。——这才真是中国读书人传统的最高修养；这才不愧是一个‘人物’”。
沉默而坚持的梅贻琦为何选择远离新政呢？或许可以从他的日记中能够有所推断，“我对政治没有研究，与共产主义也没有多大认识，但颇具怀疑”，这个“怀疑”之词代表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当时政局以及对中共的看法。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梅贻琦的想法，但是对于思想文化的观点不同，这确实是一些工作者选择离开的重要原因。
离开大陆后，60岁梅贻琦先去了美国，在非常简陋的办公室管理庚款基金，自己给自己定薪300元，和庚款资助生一样。国民政府曾要求他将薪水上调至1500元，被他坚决拒绝。那时，夫人韩咏华在衣帽车间做过工，在首饰店里卖过货，在医院里当过代班，为了生计，任劳任怨。听说这些事后，对梅贻琦保护庚款颇为不满的官员，甚至叫他“守财奴”。
手握清华基金的梅贻琦，晚年生活一直非常清贫。
1955年，他回到台湾办校，于新竹复立国立清华大学，不顾政府办大办强的要求，先设立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精耕细作，实事求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一步步壮大新竹清华。
1960年梅贻琦被确诊罹患癌症。他终身从事教育，毫无积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为其垫付一部分治疗费，医院又酌情减少了一部分，还是不够。清华校友们商议募捐，半年间募集台币65万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到凝聚着爱心的募捐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曾流泪颔首”。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先生在台湾溘然长逝，享年72岁。蒋公中正亲题“勋昭作育”， 万人空巷送灵迎灵，千人执绋、灵柩上覆盖着他的清华不朽的旗帜，百姓们自发立祭案、燃放鞭炮、敬献花圈…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在回忆文章中说道：“梅先生是个外圆内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愿意作的事，骂他打他他还是不作的。”短短几语，已触到了梅贻琦的典型性格和心灵深处。
由蒋梦麟等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随即撰祭文写下：“呜呼——天之将丧斯文欤？胡夺我先生之速！”评价之高亦可见一斑。
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手提包封存了。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后大家都怔住了：箱子里保存的是清华庚款账目，从17年前到现在，一笔又一笔，清清爽爽，分毫不差。
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曾这样评价梅贻琦：“他长母校几十年，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这样看来，如果说梅贻琦是清华基金的“守护神”一点也不为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