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我A和老驾驶着铁骑在这个城市边缘游走。车是两辆从一朋友车行以试驾为由租借来的雅马哈摩托。缘由是老A说想看一看这个城市午夜四下无人的模样，以及再无法忍受他的那辆小绵羊。
老A身后载着说什么都要跟着一起的绫小路。她紧紧的抱着老A，生怕一个不留神便会被甩下车去。而事实上因为她明天中午还要参加省质考试，老A的车速就没有敢超过20码，他也害怕这一加速就把人家姑娘的考试给耽误了。
我们并行了一公里左右，我再无法忍受老A的龟速，便冲他摆了摆手，示意先走。然后一脚油门，将他俩远远的甩在后头。
我加速飞驰在这发灰的柏油路上，面颊呼啸而过的风让我感受着来自来这个城市夜晚的温度。行至一处，路两旁的路灯开始逐渐熄灭，我仿佛在与时间赛跑。最终路灯完全熄灭，夜的尽头仅剩下我的车灯还在持续照亮着。
我望着这氤氲的灯光，脑海里闪过一个许久没有去过的地方，那是我的故乡西土，也是故事开始的地方。
西土市，一座由百分之八十的外来人口组成的城市。虽音同“稀土”，却与稀有元素“稀土”没有半毛钱关系。民间关于西土这个名字来源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源于古语云“迎西来之宾，邀于沃土之上。”
但事实上，西土这个名字源于它的前身——西城县与土方县。上个世纪60年代，全国兴起大炼钢铁，为响应国家的号召。当地政府将炼钢厂建设在二县交界处一座山头上。随着高炉内第一炉铁水的出炉，西城县与土方县正式合并为西土县。后又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西土改县为市，同时也宣布着西土市第一个人口大迁移时代的来临。
据不完全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西土市的外来人口比例就呈爆发式增长。每年，数以千计的外来务工人员扎根于此，生儿育女，繁衍生息。他们来自周边县市，乃至全国各大省份，却又无一例外地投入大工厂的怀抱。这种现象持续了大概半个世纪，最终在90年代达到顶峰。
80年末，我的父母从遥远的县城，背井离乡至此。赶在千禧年到来前，搭上了这趟工厂时代最后一个黄金十年的末班车。
父亲借着父辈的介绍下进了钢铁厂上班，而母亲则没有那么幸运，只进到效益稍差的纺织厂。但这并不影响父亲每天骑着二八大杠到相隔六七公里的纺织厂接母亲下班，一去一回便是一两个小时的路程。这一接就接到了结婚，接到了我的出生。
后来厂里开通了接送职工上下班的厂车，脚踏板的转动却依旧没有停歇，只是后座上又多了一个可拆卸的铁篮子，那是我的专属座椅。在那之前，我的乘坐范围仅限于二八大杠前头的那条横杠，除了风景独好以外，却总是硌得屁股生疼。
当时我们一家还住成片建造的一层平房内，由于是钢铁厂统一建造的职工住房，房屋面积只有二三十平米，类似老北京的胡同，却又不似它那般密集。倘若夫妻双方都是钢铁厂的职工，便能分得一套带独立卫生间的，住房面积也要大上不少。
而尚未成家的单身青年们只得暂住单位提供的单身公寓里，通常同性的三两人住一间房，学生宿舍大小。
偶有男女共住一间，大都是等着扯证结婚领新房的。这些远离了包办婚姻一代人却又走上了“包办婚房”的道路，这不得不说是工厂时代的一大创举。因此也有人将这种单位分配房叫做婚配房，但我更倾向于 这是当地人口语上的一种误传。
除了平房和单身公寓之外，还有一栋独立于它俩之外的三层小楼。通常只有车间主任以上级别的职工才有资格分得的房子。老A他们家住在这，因为他的父亲是个车间主任。
小时候，我的父亲常会同我说老A他家住的那一片叫做富人区，因为他们与一般人不同。具体有多不同，大概就是当大多数人家还在烧蜂窝煤的时候，老A他们家就已经率先用上了液化气；还在用十吋的黑白电视听个响的时候，他们家就已经拥有彩色电视机。而老A日常的行头永远是当下最时髦的款，他的鞋是他远在香港做生意的姑姑，过年时候给他带回来的一双鞋标是一个弯曲的“井”字的鞋。
由于是外国货，鞋盒上又全是英文，就连老A自己都说不上来这是一双什么牌子的鞋。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双鞋的牌子叫做亚瑟士，它当时的价钱够买十几双我们脚上的回力。
当时同龄的小朋友之间还好互起外号，外号的类别无外乎三种。第一种是继承自自己的父辈，例如父亲外号叫做阿力的，儿子便被叫做小阿力；父亲外号叫做光头的，儿子便被叫做小光头，即便他有头发。第二种取决于个人性格特点，性格木讷的被叫做阿木，性格倔强的被叫做阿牛，性格刚烈的被叫做阿虎。最后一种则是混杂了方言式乳名的，诸如阿nei(一声)，阿giao这种，你甚至无法在新华字典里查找到对应读音的字。
而老A的外号则独立于这一套起名规范之外。他被叫做奥特曼，奥特曼的奥，奥特曼的特曼。也不是他外表长得像奥特曼，只是因为他家奥特曼的玩具特多，有人说他有十个；有人说他有三十个；有人说他有三十个小的；有人说他有十个大的，没人说得到底有多少。
为此一众小朋友曾围聚在一起，为敲定老A家究竟有多少个奥特曼玩具而展开激烈讨论。讨论的规模由最初的四五人，发展至后来整个职工小区的“适龄儿童”都参与其中，颇有点圆桌会议的意思。而我作为老A的死党之一，自然没有缺席。
讨论起初伴随着大家带来的各种瓜子零食，大家边吃边聊还算愉快。但由于数据匮乏，且大都是从少数几个去过老A家的小朋友那里汇集而来。实在缺乏说服力，大家谁也无法说服谁。瓜子零食被消灭干净后，言语讨论一度发展成拳头开会。索性有一位较为年长也是拳头最硬的小伙伴主动站出来威慑着众人，才没有让场面陷入崩溃的境地。
这一个长达半个白天的讨论，在吃完早饭后开始，到临近午饭时间仍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当所有人还在争论不休，甚至开始有人被爸妈喊回家吃饭之时。一个矗立在人群之外的小伙伴仿佛像是得到了神明的感召，默默动起身来。
他取下书包平放在地上，随后又从中取出了作文簿和铅笔置于书包之上。他并不在乎地上是否干净，直接同旁人一样跑腿席地而坐。
他右手持笔，左手作拈花指状。只见他闭眼沉思了几秒，然后忽然睁开双眼——右手在“草稿纸”上奋笔疾书，左手则不断摆弄着，好似一副拨弄算盘的架势。从他作文簿封面的颜色和里头格子的大小，可以大致推测出他有五年级。
如此这般约莫一分钟后，他停下了手中的笔，举起那张满是演算过程作文簿，一本正经的向大家宣布他已经算出了结果——大小玩具共计40个，需要一个装十四吋彩电的纸皮箱才能装下。
话毕，他收起纸笔，双手一撑，一个原地起身，旋即背上书包，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在场众人纷纷投去赞叹的眼神，同时还伴随着掌声，经久不息。彼时年幼的我尚不明白什么叫做“装逼于无形”。
由此我们都羡慕着老A，但老A自己却从未因为这些优越的物质条件感到快乐，对于还是孩子的老A来说，他是孤独的。
正所谓阶级产生距离，老A父亲总希望老A能够和厂里领导们的子女多走在一块，一来能够沾染一点他们的“仙气”，二来也能够顺势搭上领导得关系好让自己迁升。
当时的“富人区”里共住着有八户人家，刨除老A他们家和三户儿女早已读着高中初中的，同龄的也就剩下四户且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日常娱乐方式通常以看书，学艺为主，这是老A所不能接受的。
老A喜欢同平房区的孩子一起滚铁圈，在地上拍纸片，在建筑工地旁玩沙。而这是老A父亲所不能接受的。
他认为这是傻孩子的玩法，玩多了脑子也就不灵光了。除了禁止老A玩，老A的父亲甚至于去斥责那些同他一起的孩子，让他们不要带坏了老A。
这种反对起初只停留在言语上，当老A父亲发现这种方法已无法彻底泯灭孩子的天性后，他开始落实到肉体上，乃至发展成棍棒教育。
老A父亲挥舞着竹扫帚
咻咻咻，是扫帚划破空气的声音。
咻啪，老A咬着牙哼哼。
咻啪，老A的眼角有泪划过。
咻啪，老A紧咬着牙关，涨红了脸，低声呜咽着。
咻啪，老A再没能忍住的放声大哭起来，这哭声此起彼伏，却不知道是委屈还是疼痛。
这件事老A不明白，小朋友们也不明白，老A的父亲明白，他却装不明白。最终结果就是老A被周遭的小朋友们孤立了，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老A将他们“孤立”了。老A说自己明明不在笼子里，却失去了一种叫做自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