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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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董赴

      爷爷是我们家唯一的传奇。

      爷爷具有那个社会变革时期的败家子的一切特征：喝酒，打架，抽大烟。至于其他好象没有，倒不是为尊者讳。

       从董石岭一担子挑到侯家镇张格庄草地村教书的先祖董九先生，没能把读书的种子延续到第三代。半农半读的生存方式，让这个儿子（五个）众多的家庭，走出了我太爷爷董克松（董寿山）那样的儒商，也有二太爷克兰、四太爷克竹那样以钉鞋、务农为业的小生产者。

       做为第三代的长孙，我爷爷董厚礼，和传统的山东人一样尚武，不好读书。据父亲说，他身材中等，擅长轻功。在大连中山区一带和日本人打架打出了名声。有一回抢了两个日本人的摩托，熄不了火，只能生生地憋到墙根。

       我看过我们家族仅存的两张老照片（可惜，搬家时丢了），爷爷辈们一色的西装和长袍马褂皮鞋，英气逼人，神情庄重。而父亲挂金锁的满月照，也足以见证这个家族的繁荣一时。现在回想起来，在三十、四十年代的动荡里，爷爷就像《活着》一书中的福贵一样，验证了福祸相依的亘古定律。

       没文化，却精通了高丽语、老毛子语和日语的爷爷，染上了烟瘾。戒了复吸，戒了复吸。开始抽白面的时候，太爷爷不得已把他们一家送到了乡下。襁褓中的父亲和奶奶在去烟台的渡轮上，茫然地面对着大海。

       很多年后，看着照片上的我未曾谋面的年轻的爷爷和年迈的爷爷。我感到我们之间出现的断层。

       父亲辗转到南疆，结了婚。哥哥出生后，他把爷爷、奶奶、小姑、小叔接到家中。1971年我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新的欢乐，也让本来就不宽裕的他们，生活艰难。为了减轻负担，爷爷独自回了山东老家。等我和哥哥都有了孩子以后，父亲的慈爱让我心里对我也应该拥有的三世同堂的天伦心生遗憾。

       爷爷在乡下除了戒烟，我不知道还做了什么。史载自1937年，胶东半岛沦陷。次年2月，牟平雷神庙打响敌后抗战第一枪。1942年残酷的大扫荡，去麦地忙农活的爷爷被抓进文登回龙山劳工营——等待他的可能是远渡重洋。在他玩劣时期学会的日语派上了用场。在奶奶和几个叔伯辈商量无果的焦虑中，他带着几个同村青壮逃了出来。而后他乘船去大连做事。1945年回乡。

       1947年，在奶奶的鼓动下，爷爷参加了陈毅、粟裕领导下的华东野战军。之后他相继参加了豫东、济南、淮海、漳厦金和南方剿匪等战役。1952年，他没有留在上海，而是复员回到家乡。多年征战，爷爷只给父亲捎来过一只“华孚”钢笔和一个黄挎包。父亲说，爷爷搞过后勤，因为身手好，改行当了侦察兵。解放上海时已是连职干部，行军壶里从来装的是酒。而之后我、父亲和哥哥都不能沾酒的原因，大概与爷爷的嗜酒有关——上辈子他已经替我们喝完了。

       爷爷一度担任过大炼钢铁总指挥，却任由我父亲高小因弟妹的降生辍学，到烟台学徒及至奔赴边疆。为了坚持原则，他甚至不愿为父亲办理调动批一道手续。我父亲因此把所有的父爱的缺失倾注到我们身上。

       虽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还是怀念那个在时光中消逝了的、经历过波澜起伏的人生的爷爷。

       母亲说爷爷是个好相处的老人，开朗和气。

       父亲说爷爷自认是个有福气的人。除了一次渡河侦察与敌人遭遇牺牲了一个战士，以及那年密林剿匪他和警卫员遭到暗枪袭击外，身上没有落下一块疤痕。

       1987年，爷爷脑溢血倒地身亡，可能与喝酒有关。他应该和他一生的行事举止一样，了无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