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批评，随着改革的发展，批评的意见也日趋猛烈，在这些批评的意见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罗伯特·邓哈特和珍妮特·邓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基础：一是提升公共服务的价值和尊严；二是重新主张公共行政的重要价值观，包括民主、公民身份和公共利益。基于这些，邓哈特夫妇将新公共服务概括为以下七个主要原则：
1.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
2.追求公共利益；
3.重视公民权利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
4.思考要有战略性，行动具有民主性；
5.承担责任并不简单；
6.服务，而不是掌舵；
7.重视人而不是重视生产率；
在接下来，我想更多的阐述第六点，服务，而不是掌舵。
服务，而不是掌舵：对于公务员来说，越来越重要的是要利用基于价值的共同领导来帮助公民明确表达和满足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不是试图控制或掌控社会的新发展方向。
在当今原先的自上而下的传统领导模式已经不能够运用，在实际中这些领导观正发生着变化。第一，在当今，越来越多的人们将希望参与到影响的他们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原先的由领导者确立组织愿景设计愿景，迫使其他人完成愿景。这种方式中，人们无法表达自己的观点，束缚太多，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不能够有思想上的火花碰撞，产生让人们易接受的愿景。所以在当今人们参与到决策中的方式人们更容易接受，如沃伦·本尼斯的预言那样：“领导……将会成为一种多边经纪的越来越复杂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决策将会是公共决策，也就是说，受决策影响的人们将会坚持使自己的声音受到关注。”
第二，领导正日益被视为不是层级制官僚机构中的一个职位，而是整个组织中出现的一个过程。领导现在不只是留给某种部门首脑的东西。在我们的组织社会生活中都是会经常涉及到的东西。这说明领导是普遍性存在的，每个人在组织的过程有所涉及，这同时也说明了第一点人们更愿意参与到决策当中去。这可以是视为是共同领导，官员与群众的接触和合作会越来越多，成为一种趋势，这也运用到其他的社会组织中去。
第三，我们应该懂得，领导不只是涉及正确地做事情，他还涉及做事情正确。通过这种领导过程人们共同努力就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做出选择。领导者需要重新转化概念，从公众的角度出发，反映他们的愿景，扮演好人民公仆的角色。
新公共服务把领导视为人类经验的一个自然部分，它即受理性力量的支配，也受直觉力量的支配，关注的是将人的精力集中在一些有益于人性的项目上。对于领导最有力的阐释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家詹姆斯·麦格雷弋·伯恩斯的“转化领导”。他试图建立一种可以跨文化和跨时代并且适用于团体、组织和社区的领导组织理论具体地说是吧领导理解为不是领导者对追随者做的某件事情，而是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
在伯恩斯看来，领导是权力的一个方面，但是它也是一个分离过程。权力常常是潜在的权力行使者为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而积聚一些能够影响他人的资源时行使的。权力和领导之间的差异在于，权力服务于权力的行使者的利益，而领导则服务于领导者的利益又服务于追随者的利益。要实施领导，则必须使领导者和追随者双方的价值观、动机、希望、需要、利益和期待都能得到体现。
伯恩斯认为有两种领导的存在。第一种是“交易性”领导，他涉及领导活动的发起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一种有价物交换。比如选某个人需要通过投票选举担任某一职务，需要他同意现在的决策，可以获得选民的选票。是具有某种交易的性质存在。双方以某种利益的达成为目的。另外一种是“转换性”领导是领导者和追随者通过他们相互提升到更好的道德和动机层次而彼此接洽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况应是在第一种情况的更高层次，一开始“转换性”的领导也是基于双方追求自身的利益，但是随着发展，双方利益的融合为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他们变为相互的支持。这种领导有可能会转化为道德领导。这种转化性领导或者是道德领导会更有能力的把团体、组织乃至社会推向追求更高的目标。
罗纳德·海费茨在《没有容易答案的领导》中对领导提出更为接近现代的解释。领导涉及是帮助一个团体、组织或社区首先承认自己的愿景并接着学会如何朝着一个新方向的前进。他认为领导是指影响社区面对他的问题。领导者并非是为了简单的完成任务，而是要适应一些异常的新环境，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对所持有的冲突性价值进行调解。领导涉及的是价值和学习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帮助人们学会识别和实现他们的价值观。基于观点，海费茨为领导者乃至没有正式权威的领导者识别了几个实际经验：
识别适应性挑战：在价值观中判断形势，并且解决随之而来的问题；
把危难的程度保持在一种可以开展适应性工作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把注意力集中放在日益成熟的问题而不是放在减少压力的娱乐上：识别哪些问题当下能够引发关注，把注意力引向这些问题的同时抵制像拒绝接受、做替罪羊、使敌人外表化、假装问题具有技术性或者攻击的不是问题而是个人这样工作回避机制。
把工作返还给人民，但是要以一种他们能够承受的速度返还:通过对有这种问题的人们施加压力来认清和培养责任感。
保护没有权威领导者的发言权：要掩护那些提出了危机感问题并且产生危机感的人们（这些人表明了社会的内在矛盾，这些人能够引起权威机构所没有的反思。）
当今问题的解决越来越需要具有不同风格、议程和关注点的许多不同组织的网络参与。把所有关心该问题的人们召集在一起并且帮助消除或调解这些分歧。这种领导模式被布赖森和爱因斯勒描述为“共同改造能力”尽管这种模式具有迟缓性且容易让人们厌烦。但是也有其突出的优点：在一个共享权力和共享能力的领域中的领导者有特殊支持的时间和注意力，“保证其提议具有政治上的可接受性、技术上的可行性以及法律和道德上的可辩护性，使其提议为一个足以使其得到支持和保护的大联盟所赞同；并且使尽可能多地选择尽可能长时间地开放。”
为此布赖森和克罗斯比划定了有效解决公共问题的几个关键步骤：
达成一个初步的行动协议：一个由领导者、主要决策和普通公民组成的初步小组相聚一起并且就会回应某一问题的需要达成协议。
指出一个指导行动的有效性的问题定义；
在论坛上寻找解决方案；
拟定一个能够在竞技场上取胜的政策建议；
采纳公共政策的解决方案；
执行新的政策和计划；
对政策和项目进行重新评估；
杰弗里·卢克在《催化性领导》中提出的具有类似的观点，领导必须“集中注意力去动员多种不同利益相关者采取持续的行动。”
总的来说，新公共服务中的领导者现慢慢的转化为一个组织、团体，而并非一人决策的层级制，趋向扁平化，形成“共同领导”。在公共服务，需要协调好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站在人民的角度，维护人民的公共利益，保证人民在决策中的持续参与，做的决策是反映的是他们的意见，做好人民的“公仆”。
在新公共服务中，人们明确地承认公共行政官员不是其机构和项目的企业主人。公共行政官员的思想方式是公共项目和资源并不属于他们的。新公共服务表明，公共行政官员不仅要共享权力，通过人们的工作，以及经纪解决方案，而且还必须把他们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的重新界定是负责的参与者。
在新公共服务中，领导是以价值为基础的，而且领导是在整个组织中并且与社区共享的。这种对公共行政官员角色认识的变化对于公务员所面临的各类领导挑战和责任具有深远意义。于是，要为公民服务，公共行政官员不仅要了解和管理他们自己的资源，而且还要认识到并且与其他的支持和辅助资源联系起来，使公民和社区参与到此过程中来。总之，他们必须以一种尊重公民权和公民授权的方式共享权力并且带着激情、全神贯注并且正直地实施领导。
在国的农村实行的是村民自治我认为是新公共服务在中国的理论实践，对于“服务，而不是掌舵”这一条具有中国化的特点。
村民自治的方式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对于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必须由村民民主讨论。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决定。在民主决策中尊重了村民的公民权利，保证了村民对于“共享权力，共同领导”的需求，根据的是大多数村民价值观，村民的共同利益，做出的决策结果，反映的是村民的共同愿景，保证了村民的热情不减，积极参与民主决策，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做好服务工作。
但新公共服务的也具有它的一些局限性：
对于新公共服务而言，有成效的民众参与不以牺牲政府的工作效率为代价，但是效率与民主两者是一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在上述中提到它的程序是迟缓，容易让人厌烦，且民众的参与并不是一时的，需要保证民众对于决策的参与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仍需改进。
在新公共服务理论中如果是单纯的讲求民主，权力共享，给予公民授权，可能会造成民粹局面，是官员“无能”做好决策，而将这个“火球”抛给民众解决，表面上做好了权力共享，但却是政府的不负责任。
综上所述，新公共服务的领导的目标想法是好的，提高决策的民主度，使更多的人民参与其中，形成领导共享，共同领导的局面。但新公共服务不应是全盘否定新公共管理的效率高，市场制度的灵活性，目标明确，资源节省和成本小等这些方面的优越性。新公共服务否定的，正是该理论中存在的不足。新公共服务领导在这一方面应吸取新公共管理方面的优点，考虑到效率原则，适应的灵活度，以及成本的最小，利益最大化。对此，是否可以对于某一决策是进行民众参与的民主决策或者是精英的高效决策有一个标准制度起判定作用，提高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效率以及灵活性，协调好民主与效率两者之间的矛盾，以及解决了决策的迟缓，效率低的局面，保证民众对于这种共享领导，共享能力的兴趣是持续性的。
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于服务中的“共同领导”，应是对于突出领导者的要求更高，在整个组织领导过程中对于决策的选择，以及初步的协议制定都是需要有“领导者”来调和的，但却又不能处于强势位置又要保证整个商讨参与过程能够顺利实施，这对于政府官员具有更大的挑战性。
在该理论中强调政府是服务的角色，但是有些民众对于利益发展的目光短浅可能为了一时的利益，在共同领导中做了错误的选择，对于今后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政府在某些决策应处于“掌舵”的位置，对于事情发展还是应有所掌握的。或者为了解决该问题，在民众参与前，应有专家告诉他们其中的利弊。
本文大部分理论知识源于罗伯特·邓哈特和珍妮特·邓哈特的《新公共服务—— 服务，而不是掌舵》
源于罗纳德·海费茨的《没有容易答案的领导》
源于杰弗里·卢克的《催化性领导》
ps:这是某一次的作业，觉得写得很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