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公司的改革——《清教徒的礼物》书摘3

第二篇：美国作为工业强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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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泰勒改革工场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是美国乃至全世界首位管理顾问。他1880年自主创业时自称“管理顾问工程师”，这个头衔后来被人简化成了今天的“管理顾问”。他是塑造了20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对处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的美国、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撒切尔统治下的英国产生了深刻影响。泰勒发起了一场运动，并称之为“科学管理”，其他人把这场运动称作“泰勒主义”。相应地，应用他的方法就被称作“泰勒化”；把他的原理应用到全社会，则被称作“效率运动”。

科学管理其实并不科学。除了较晚出现的统计质量控制以外，泰勒主义实践者最科学的地方就是使用初级代数。20世纪中叶，处于成熟阶段的科学管理，特点反而是系统的应用常识。

泰勒企图测量生产过程的人力投入和产出。为此，他发明并推广了“时间与动作研究”或称“工作研究”。他测量每个工人做了多少“工作单位”，作为考核奖励依据。这是一种复杂的计件工作制，意味着在效率计算中不必考虑人工成本的变化。泰勒认为，提高效率（进而提高生产率），工人也能受益。然而，工人很快认识到，效率提高后，他们的报酬反而减少了。如果不花心思确保恰当的工作量，不满可能就会蔓延开来，发展成罢工。早期的工作研究比较粗糙，其应用造成了工人疏离化、工场去人性化、劳资矛盾加剧和工会权力增加。泰勒工场管理法的核心在于蔑视普通工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泰勒的工作研究融入了当时的管理文化，不像最初那样野蛮。他去世后，著名效率专家弗兰克·吉尔布雷思和莉莲·吉尔布雷思以他的“工作研究”为基础创造了“方法研究”。他们把泰勒所说的“工作单位”叫做“动素。自那以后，研究重心就从增加劳动强度转向了改进工作方法。他们还考虑到工人疲劳以及其他不能高效工作的情况，在设计工作时为这些情况留下余地。这个取向更人性化，更易被工人接受。

艾伦·莫根森从1937年起，就开班传授他的方法论。他把“工作研究”中比较粗糙的部分换成了“工作简化”。莫吉的原理比较直白，例如：“一份工作的从业者最了解这份工作，因此是最适合改进这份工作的人”；“认可个人的贡献，就能发挥个人的主动性”。除了前面提到的时间与动作研究外，还有生产控制、质量控制（包括统计质量控制）和定期维护等。此外，泰勒主义还通过成本核算、工作分析、薪酬定级等形式影响了办公文化，遍布商界乃至整个社会。

泰勒最重要的门徒是查尔斯·尤金·贝多。务。他改进了泰勒所说的“工作单位”，并给它取了一个新名字，把“工作单位”中的“工作”换成了“贝多”。20世纪30年代前，大约200家公司采用了他的系统，其中包括通用电气、金宝汤和古德里奇橡胶。

本书经常使用“系统”，暗含的意思是一群人出于各自的意愿为了一个共同目的在一起高效地工作。然而在泰勒看来，“系统”似乎是某种优等行为模式，重点是这个优等行为模式是一群人强加给另外一群人的，也就是说前者不经后者的同意、不顾后者的利益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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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皮埃尔创建现代制造公司

巴克斯代尔在杜邦公司启动了改革，把“直线”部门与“参谋”部门的工作区分开来，这个模式是他在铁路公司做工程师期间学到的。然而，完善这个模式的人是皮埃尔·塞缪尔·杜邦。他是杜邦创始人的曾孙，继承了很大一部分股份。1902年到1912年期间接手了改革，把杜邦从一家结构松散、管理落后的公司变成了第一家“现代企业”。

皮埃尔把杜邦按职能划分成一个个独立自主且很大程度上自力更生的分部，每个分部由各自的总裁领导着。为了实现中央集权，他创建了一个经理人委员会（他任主席），让它负责集团层面的战略决策。为了让经理人委员会掌握集团各分部的成本收益情况，他精心设计了一个财务报表系统。皮埃尔还禁止经理人委员会直接插手分部的具体工作，但经理人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同时也是分部总裁或刚刚从分部总裁的位置上退下来。今天的公司董事会，董事大部分是财务导向的，代表股东而非员工的利益，把分部当做商品一样买卖。

皮埃尔解决了大型家族企业都面临的困境：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属于创始人的后代，而创始人的后代经常不能或不愿继续为公司提供资金；另外，创始人的后代当中往往没有足够多的管理人才。这些问题非常严重：如果控股股东不认可新投资者做股东，也不认可非家族成员做经理人，那么公司可能就会衰败，甚至破产。为了帮杜邦走出这对困境，皮埃尔提出：在证券市场发行新股，坚持对家族成员管理者和非家族成员管理者执行同样的绩效标准。他把大量股票期权奖给经理人委员会的非家族成员，把他们变成准亲戚。皮埃尔退休后，杜邦家族的人继续在杜邦公司做管理者，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他们必须像非家族成员一样干活，否则领不到工资。

皮埃尔实施“纵向一体化”策略。皮埃尔喜欢买下原料厂的所有权，这样就不怕供应商囤货居奇哄抬价格，同时还能保证原料有着始终如一的好品质。同样的，皮埃尔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销售网络。与此同时，皮埃尔拓宽了产品线。自成立之日起，杜邦就主要生产炸药；皮埃尔认识到了化学工业扩张带来的很多新机会，希望好好加以利用。杜邦变成了一流的涂料生产商。

杜邦在威尔明顿的研究所是皮埃尔为了改进已有产品、开发新产品而创建的。为其他龙头企业提供了一个重要先例。人们习惯上把研究活动分为两类：一是“纯理论型”，其目的在于促进人类对世界的了解；二是“应用型”，其目的在于利用纯理论研究得到的知识创造新产品和新服务。皮埃尔鼓励杜邦实验室从事既有“纯科学”研究的特点，又有“应用”研究的特点的研究活动。尽管实验室的终极目的是改进现有产品、开发新产品，但是没人监督研究者，也没有人让研究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得到结果。因此，项目可能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得到回报，而且会有得不到回报的风险。例如，1928年，华莱士·休·卡罗瑟斯被任命为有机化学部的最高负责人，研究高分子物质的结构以及如何用聚合法制造高分子物质。它们分别是：尼龙，一种性质类似于但在很多方面优于羊毛、棉布和丝绸的人造纤维；氯丁橡胶，一种合成橡胶。氯丁橡胶在卡罗瑟斯上任三年后就可在市场上买到，但是尼龙花了十年时间才开发出来。

最伟大的公司内部研究机构无疑是贝尔实验室。贝尔实验室是AT&T分公司西部电子的研究中心。贝尔实验室雇用了大量真正杰出的人才，支付他们很高的工资，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结果，贝尔实验室半个世纪内出了16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信息技术革命背后的理论就源自贝尔实验室。1948年，贝尔实验室的克劳德·埃尔伍德·香农发表了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介绍了布林逻辑模式与电子电路设计模式的相通之处，拉开了信息技术革命的序幕。现代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大都源自贝尔实验室。20世纪40年代晚期，约翰·巴丁、沃尔特·布拉坦和威廉·肖克利发明了晶体管，让固态计算成为可能，为微芯片的出现铺平了道路。硅谷的诞生和数字时代的开始，可以合理地追溯到1957年9月18日。1971年，还是在贝尔实验室，丹尼斯·里奇和肯·汤姆森发明了UNIX操作系统，这项发明（经过别人的发展）仍然控制着世界很多公司的计算机，渐渐成了政府以及其他很多用户首选的操作系统。

龙头企业进入各自的鼎盛期后，就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在股东、员工、管理者、供应商、客户以及研究者的目标和利益之间实现了微妙的平衡。有机体必须满足各方的需要才能蓬勃发展。要吸引最优秀的科学家，就必须赋予他们很大权限，让他们自主决定承接哪些项目。诺贝尔奖获得者不仅发明了让人着迷的新产品，而且吸引了才华横溢、抱负远大的年轻科学家到他们手下工作。“利益相关者”这个名称那时还没普遍使用起来，但是它指代的各路势力那时已经在龙头企业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