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央行&人民币外汇储备
欧洲央行6月13日表示，今年上半年，其投资了价值5亿欧元的人民币计价资产作为储备，开始持有人民币资产作为外汇储备，此举相当于对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抱负给予肯定，这反映出中国作为欧洲最大贸易伙伴之一的重要性。欧洲央行是迄今投资于人民币的最强大央行。
尽管5亿欧元在欧洲央行680亿欧元的外汇储备中只是九牛一毛，但是，购买人民币资产折射出欧洲日益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以及欧洲与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建立更紧密联系的愿望。
欧洲央行的投资规模不大，但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对于欧元这一仅次于美元的世界第二重要储备货币背后的央行而言，在自己的外汇储备资产组合中持有人民币资产，充分说明了中国经济以及人民币已走了多远。
“每个人都想跟中国交朋友。欧洲央行的做法可以被视为与中国建立更强大贸易与金融关系的首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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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不再忌惮美联储？
预计美联储本周将再次加息，但多数分析师估计中国央行将按兵不动，因为中国资本管制似乎有效遏止了资本外流。
2016年初，中国股市和汇市动荡，令各方对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信心下滑。外汇储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北京方面担心美国的任何加息行动都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的资本外逃。
但美联储并没有按照原来的指引加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顾及中国的情况。这给中国人民银行(PBoC)带来喘息空间，使其有时间实施资本管制（收紧对公司和个人购汇或海外汇款的审核），减缓了资本外逃，同时2016年初的信贷激增稳定了经济增长。
中国人民银行在2014年和2015年六次下调一年期存款利率，使其从3%降至1.5%，但此后未再调整。
除了中国资本管制行之有效和GDP同比增长强劲——第一季度达到6.9%——以外，中国人民银行已证明，央行可以通过短期公开市场操作来收紧货币状况。美联储3月加息次日，中国人民银行将短期逆回购协议(reverse repos)和中期借贷便利(MLF)的贷款利率提高10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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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公立大学是怎么做到学术自由的？
德国是现代大学的发源地。1810-1820期间，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大学开始建立。
因为在这之前的欧洲教育，有两个体系。一方面，教会垄断着教育权，他们的神学院，其主要目的是传播一种思想（基督教教义），当然也意味着扼杀别的思想；这有点儿类似于中国皇帝的翰林院，虽然也是学术机构，但是他们的主要职能是网络天下英才，服务于社会管理。另外一方面，市民阶层需要一些实用技术，比如医学商学数学等等，于是民间自发办起一些不受教会控制的大学。
到了十九世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德国，慢慢形成。当时，在欧洲范围内，德国相当落后。当时在现在德国版图内仍然存在着很多独立的小国家，彼此征战，好比春秋战国。其中最大的一个叫普鲁士王国。1806年普鲁士败于拿破仑，被迫签订《提尔西特和约》。
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决心重整旗鼓。他说：“这个国家必须通过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这时教育家洪堡出任内政部教育文化司司长。他认为：“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1810年柏林大学诞生，1818年波恩大学建校。这些新式学校和原来的大学完全不同。
首先，普鲁士国家取代教会成为大学的财政提供者。通俗地讲，这是国立大学，而不是教会大学，也不是私立大学。而且保证对全世界的学生敞开大门免费服务（这个情况正在缓慢地改变）。国家拨款，保证了大学的运转，也是学术自由的生存前提。教授不必为了五斗米发愁，也不必屈从于市场需求或者教会思想。国家拨款，也保证了落后国家的大学能够获得充足的资源去弯道超车。
其次，国家不干预大学管理和学术研究。作为现代大学的创始人，洪堡先生清楚地知道学术自由的重要性。所以他和德国皇帝议定：新版大学必须是教授自治的大学。大学自我决定教学科研等内部事务。大学校长由教授们轮流坐庄，教授有任意的开课权，工资由国家支付，享受社会中上层的生活待遇。同时实行严格的退休制度，65岁退休。企业家资助教授的研究课题，经教授与校长联名签字，就可到税务局申请减税。
德国现代大学的基本要义是两个：第一，政府给钱；第二，政府不管事。只给钱而管事。这是一个非常不让人放心的制度设计。从一般意义上的组织管理看，给钱而不管事，那么必然会面对一个效率缺失的状态。但社会需要有人去面对未知发问，探索未知是不可控的，科学家不是工程师。我们平时熟悉的管理模式和制度，都是针对已知世界的，科学家面对的未知却是整个世界。用市场化的方法对纯粹公共物品的科学创造进行经济奖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给科学创造以垄断权力，也不利于整个人类迅速地传播和利用科学原理。
现代的大学制度其实是转换了一个激励机制：不是用物质化的东西去奖励科学家，而是用崇高的社会地位去奖励他们。让他们成为自由人，享受中上等的物质生活，衣食无忧，同时要求他们开放所得到研究成果给整个社会共享。而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成为这样的教授科学家呢？只能由已经是教授科学家的同行来评定。这就是最最重要的“大学自治”原则。
柏林大学的出现，成为现代化大学诞生的标志。此后，这种模式被德意志三十多个邦国竞相效仿，发展趋势如雨后春笋。它们都是综合性大学，与工科或实用学科的专门学院有严格区别。大学成了对世界进行新解释的中心，人文科学摆脱了神学的束缚，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新体系也确立了真正的独立地位。教授们不再像神学院时代那样，只能在一种思想体系中思考。研究不为人知的东西，发现新规律，增长人类的新知识，成了最高的存在形式。只有作为优秀的研究者，才能成为大学教师；照本宣科，拾人牙慧，只能下课。大学成为研究者的共同体。
科学与教育的崛起，有力地推动了普鲁士王国的现代化进程。1870年普法战争再次爆发，这次法国大败。排除了法国干扰，德意志各邦完成统一，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其雕像，如今矗立在波恩南部五十公里的“德国之角”。在普法战争前，德国已经居于世界科学领先地位。这里出现的科学家可谓群星灿烂，如数学家高斯、物理学家赫茨、洛伦兹、普朗克、爱因斯坦、化学家李比锡、奥斯瓦尔德、哈维尔。而美国虽然在20世纪初时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在科学、教育方面，只是德国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