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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第六章，第七章
唐代江南道有一个地方叫道州。当地人大多长得矮小，朝廷感到新奇，于是每年都给道州下达命令，让他们向朝廷进贡男矮人，称之为“矮奴”。当时，有个叫阳城的人到道州做地方官，了解到国家把良民当做奴隶的这种做法，内心感到非常不安。由于这项不讲理的政策每年造成当地百姓骨肉离散、痛苦不堪，阳城悲悯其遭遇，向朝廷上书，请求终止这项政策。朝廷因此免去了这项贡品，百姓感谢阳城，无不对他称颂敬仰。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汉民族在福建地区进行开发所及范围，为以下两处地域。其一是与长江三角洲以南浙江南部相邻的福建东部地区。汉民族通过海路将开发浪潮带到这里。其二是福建省西北地区。开发浪潮从相邻的江西东部经陆路涌入。现今福建省的名称，是由福建省东部的中心福州与西北部的中心建州的州名构成，这绝非偶然，可以说，这个名称切实地保存了汉民族在福建地区扩张的历史过程。
在如此广阔的地区存在的非汉民族在此后并没有消失，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本章开头提到的，可以认为与北方胡族与汉民族的融合一样，南方的非汉民族通过混血和接纳中国文化，成为新的汉民族。换言之，这个问题对于认识中国向南方扩张、开发的进展、汉民族的形成过程等具有重要意义。
蛮族出仕为官确实是现实，例如，北魏的樊子鹄、北齐的陆法和、北周的泉企等官至宰相或相当于宰相的高官，他们都出身蛮族。但是，我们现在所举的这几个例子中并没有江南各朝的人，江南贵族制国家对蛮族出仕为官的限制特别严格。在非汉民族统治的华北，这方面则比较宽松，不过即使在华北，对于蛮族出仕为官的抵触还是比较强烈的。
设定与通过姓族分定而处于胡族最上层的穆氏、陆氏等八姓相当的膏粱、华腴等各族，以及与姓族相当的甲、乙、丙、丁四姓的阶层。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姓族分定改革意味着根据家世这一共通的原则对整个胡汉都设定了上下关系，引入了与此前按胡汉进行民族区分不同的原则，这项改革在五胡和北朝的历史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文明太后和孝文帝所推行的改革，将道武帝的部族解散、太武帝的统一华北和尊奉道教为国教、景穆太子尊崇佛教并重视周礼的路线、景穆太子之后文成帝将佛教定为国教等北魏史的发展进程推到了极点，所以应该将两人所推行的改革视为一个整体。
洛阳呈现出的景象，让人觉得北魏确实是一个佛教国家。而北魏最初与佛教的接触，并没有这么密切，在开国皇帝道武帝进入华北之前，鲜卑与佛教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接触。
从北魏末年的叛乱中崭露头角、此后建立了北齐王朝的高欢，当时从北边的军镇作为信使来到洛阳，亲眼目睹了这场骚动，并且看到朝廷担心事态演变成叛乱而不敢作出处罚，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朝廷这样下去，今后会出现什么局面，于是返回北镇，广散家财，募集志同道合的人，为迎接乱世做好准备。
孝明帝正光四年（523），讨伐柔然的十万北魏军无功而返，北镇的人见状，确实感到朝廷的无力。北镇之一的沃野镇的镇民、匈奴人破落汗拔陵杀掉了镇将，率先造反，同属北镇之一的柔玄镇的杜洛周、怀朔镇的鲜于修礼等人相继响应，叛乱瞬间扩大到北边全境。朝廷虽然答应改镇为州，将镇民从军籍中解放，但为时已晚，叛乱已开始呈现出向全国扩散的势头。
尔朱荣掌握洛阳中央的实权时，正是葛荣集结叛乱军之际。葛荣的部队号称百万大军，向洛阳进发。虽然尔朱荣一方的军队人数处于绝对劣势，但针对轻敌的葛荣军，尔朱荣巧施妙计，在其进军沿线各地布下伏兵，成功地击溃葛荣军队。随后吸取了此前的教训，让投降的士兵自己决定去留，录用其中有才能的人，于是乱徒很快四散而去。
据史载，高欢自幼家贫，后来娶了一家富户的女儿为妻，才拥有了马匹，成为怀朔镇的队主。后来他从队主转任信使，来到洛阳，曾给洛阳的一位下级官吏麻祥当差。有一次麻祥让高欢吃肉，按理只能站着吃，高欢却坐了下来，立即被麻祥斥责，还被鞭打，受到了侮辱。前面我们讲过北魏末年被蔑称为“府户”的北镇镇民的穷苦状况，而高欢受到麻祥的苛待，生动地表现了洛阳官人是如何对待“府户”的。
孝昭帝一改文宣帝的路线，尊重勋贵阶层。这一路线也被下一任皇帝武成帝所继承。然而，勋贵的专横成为国家不稳定的因素，与帝权的伸张相抵触。因此，勋贵阶层与基于中国政治理念、致力于伸张帝权的汉人门阀官僚之间的暗斗，在北齐后期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局面。再加上和士开等当时被称为“恩幸”的、出身卑贱、平步青云的皇帝宠臣集团得势，这些势力之间的斗争有增无减，北齐的凝聚力严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