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在一个风险无处不在的社会，还记得非典吗？还记得猪流感吗？还记得2008年金融危机吗？还记得马航空难吗？
每一次危机都让我们焦虑不安。淡忘这次危机后，另一次危机又来了，无休无止。
没有认知风险的能力，你可能陷入不切实际的恐惧与幻想之中，你的健康和财富可能会被置于危险的境地。
我还记得非典发生时人们的过度反应，一些人不敢出门，有些人把家里弄得和医院一样，房间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生活中，我也听闻，有人投资被骗，甚至跳楼的故事。
原因何在？缺乏正确认知风险的能力。
《风险与好的决策》的作者是社会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在书中，他并不仅仅描述了金融领域的风险与决策问题，还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比如我们怎样看待医生的手术建议，怎样规划自己的求学前景等。
这是一本帮助我们了解风险知识、不确定性和预测的书。
让我们来看看书中的三个观点：
1.相对风险与绝对风险
有一次，英国药物安全委员会发出警告称，第三代口服避孕药会使女性患血栓的风险增加一倍，即100%。这一耸人听闻的信息被媒体报道后，让很多忧心忡忡的女性开始停服避孕药，结果导致意外怀孕和堕胎率骤增。
那么，100%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一数字是根据多项研究得出的，研究表明，每7000个服用第二代避孕药的女性中，大约有1人会患血栓；若服用第三代避孕药，则患血栓的女性人数会增至两人。也就是说，绝对风险仅增加了1/7000，而相对风险增加了100%。与绝对风险相比，相对风险看起来大得吓人，可能会引起很大的恐慌。
如果药物委员会和媒体报道的是绝对风险，则几乎不会有女性因此惊慌失措并停服避孕药，甚至根本没有人会在意。
这次恐慌伤害了英国女性，重创了国民医疗系统。那些媒体头版的记者们是唯一的受益者，他们喜欢有意无意地用相对风险来制造轰动效应，因为数字越大，就越吸引眼球。
2010年，泰国红衫军游行示威。由于新闻报道中出现了流血事件，很多人放弃了去泰国的旅行计划。实际上，游行示威只是发生在泰国曼谷市中心的一个街区，很多人只看到死了几个人（之前没有死人，相对风险大幅提升）。而没有考虑到绝对风险其实非常小。
我们计划去的地方只是普吉岛，远离曼谷。结果，由于游客稀少，我们订的普通房间直接被升级成了带游泳池的别墅。免费午餐让人开心！
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不明白相对风险和绝对风险的概念，以至于被媒体或专家有意无意地误导，做出很多不明智的选择。
比方说，这个专家说，吃什么食物致癌的风险增加多少倍，另一个专家又说，有些食物致病的可能增加多少。很多时候，他们说的都是相对风险，而非绝对风险。结果，一些人因为担心，很多东西都不敢碰。
现代医学之父帕拉塞尔苏斯说，有毒只是一个剂量问题。或许，饮食多样化才是相对安全之道。
2.火鸡的错觉
假设你是一只火鸡，在你来到人类世界时，一个屠夫出现在你的生活中。一开始，你担心他会杀了你，但是他很和善，还喂你食物。第二天，你发现这个屠夫又来了，他还会喂你食物的概率有多大？
著名数学家西蒙.拉普拉斯发明的“平滑理论”告诉了我们答案：
如果同一件事之前发生过N次，那么这件事再次发生的概率为：（n+1）/（n+2）。
也就是说，第一天过后，屠夫第二天还会喂你的概率是2/3。第三天，概率增长为3/4，以此类推，概率一天大于一天。与此同时，他杀掉你的概率则越来越小。到了第100天，你几乎百分之百相信他会来喂你食物，但你不知道的是隔天就是感恩节，你大难临头了。
感恩节对于火鸡来说是未知重要信息，被火鸡漏掉了。
今年，我认识的一个老板被相识多年的好朋友骗了1000多万，手法同上。20多年来，朋友一直都向老板借钱，但每次信用都很好，不仅准时还款，还给较高的利息。一次又一次的借钱，还钱动作，让老板产生了火鸡的错觉，认为朋友绝对靠谱。所借金额自然也越来越大。
精明的老板在商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经验丰富，阅人无数，却载在了好朋友手里。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丹.艾瑞里提出了“自我羊群效应”概念，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会基于自己先前的行为而推想某事物好或不好。
老板已经多次借钱给朋友，朋友都及时还了。最后，老板自然而然认为朋友也会和以前一样按时还钱。他加入了自我羊群——在自己以前的认知后面派起队来。火鸡的错觉就是一种自我羊群效应。
可惜，他不知道一个重要信息，朋友已经负债累累，准备跑路了。
生活中，不少人都有过被借钱而收不回来的情况。当别人只是向你借小钱时，你会很放心。别人按时还钱后，再向你借。通常，你会更愿意借给他，因为对方之前信誉良好。一次又一次借钱，还钱动作也会让你产生火鸡的错觉（自我羊群效应）。
最后，朋友向你借一笔较大的金额，声称用于一个高回报的投资，说得天花乱坠，并许诺给你高利息作为回报。
很多人就是这样上当受骗的。
有一句话说得好，“失去一个朋友最好的方法就是借钱给TA”。
因为借钱给人，我曾失去了两个朋友。
第一个朋友职业体面，“收入比我高的人不会骗我吧？”。结果，我被骗了一个月工资，我不知道他赌博。
第二个朋友借钱时借口漏洞百出，明显在骗我。但我想同学一场，关系不错，“万一对方真有困难呢？”我心一软，又借了，金额不多，就当人情吧。再次被骗。
所以，不要借钱给人。
实在抹不开情面，就借一个自己能承受的数字。嘴上是借，心里当还人情或施舍。万一对方不还，也在意料之中，金额也可以承受。如果还了，就当是意外的惊喜。
下次再向你借时，牢记“火鸡的故事”，永远不要超出你的止损金额。
3.防御性决策
某慈善组织为了向捐助者证明他们的捐款得到了合理使用，没有被浪费，这家组织需要聘请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进行审计，并出具证明。
公司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当地的一家小公司，报价合理，会计师业务水平很高；另一个是一家国际大公司，名气大，但报价高，会计师也不那么专业。当地的小公司会派出经验丰富的会计师，而那家大公司会派出经验相对缺乏的年轻会计师。
最佳决策似乎显而易见——选择当地的小公司。
但是，这家慈善机构却选择了名气更大的公司。为什么呢？
因为非营利性组织需要对捐助者负责，它们不会永远一帆风顺，不出问题。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让捐助者心安。
防御性决策：在某种情况下，A本是最佳选择，但最终入选的却是次优选项，因为一旦出现问题，决策者可以保护自己。
比如，我去年12月乘游轮游长江三峡，要到宜昌时，被告知有台风，游轮停止前进，用车把游客送到了宜昌。
其实，江面上非常平稳，即使有台风应该也问题不大。可是，轮船公司的人被6月份的东方之星游轮事故吓怕了。干脆，一有点台风就停航。他们的防御性决策让我错过了乘船经过三峡大坝的机会，让我很是郁闷。
因为越来越多的医患纠纷，一些医生也发展出了一套保护自己的方法。他们认为，除了让患者做不必要的检查或手术以外，他们别无选择，即使这样做可能会伤害患者。但如果不这样做，他们担心会被患者控告他们忽视病情或没有采用更好的治疗方式。
在瑞士，普通女性的子宫切除率为16%，但这一比例在医生的妻子或女医生中仅为10%。
他们的行为，并非完全是为了利益。
面对防御性医疗，我们该怎么办？
书中给出了一个建议，不要问医生，TA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你，而要问如果患者是TA的亲人，TA会怎么做？
亲人不会起诉TA，因此，TA不会做出防御性决策。
我觉得，更稳妥的方法是问问亲友中的医生，无利害相关的医生的建议可能会更具参考性。
总之，我们处在一个风险无处不在的社会，读读这本书吧，你的健康和财富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