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香港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地产霸权》，书中指出香港的大地产商如何垄断行业，并以地产业为基础扩张到经济领域的各方各面，从而剥削广大市民。看官你可有想过，这种“地产霸权”的说法在社会学家眼中并不新鲜呢？
读过社会科学的人对书中论调应该似曾相识，这和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十分相似。只要把上述主张中的“大地产商”转换成“资本家”， “地产业”换为“工业”，“市民”换成“工人”，便完全等同于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了。
事实上，「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现代都市发展上面的确做了一番功夫。其中以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和 哈维David Harvey 三位大家为代表人物。
首先，列斐伏尔Lefebvre发挥其想像力，无中生有形成洞见：「资本主义的发展主宰了城市的空间佈局。」*****
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研究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经济关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就是劳资双方的角力对社会的影响，即「阶级斗争论」；另一条是时间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也就是「社会发展阶段论」。然而，对于资本主义如何行诸空间可谓一片苍白。
在这样的基础上，Lefebvre肩负起思考空间的重任，提出了城市的 “空间塑造”为资本主义所主宰的说法，其核心论旨在于空间的用途。在他看来，城市的空间塑造往往有利于资本家的活动，却牺牲了劳动者的利益。***
举其大者，城市交通最便利的核心地段往往被大资本家拥有，提供了战略位置和机会以控制社会其他部门。相比之下，越贫穷的劳动阶层就越住在城市边缘，上班往往要担心交通挤塞，和社会其他部门的人来往不甚方便，结果造就了劳动阶层的社交范围局促，更遑论把握社会脉动了。***
然而该如何考察社会空间的特徵呢？他提出了三个标准：1. 空间实践; 2. 空间表徵; 3. 表徵的空间。
“空间实践” 就是人们怎样使用这片空间。 举例学生早上八点上课，课室成为学习地点；接着在休息时间变成社交和娱乐的场所; 下午四点左右放学离开, 空间弃置。这就是中学生在课室的空间实践。从这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不同的空间佈局有意无意地规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空间表徵”就是怎样把空间佈局化为情报，给人观察和思考如何进行规划。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地图, 要做城市规划，不可能没有地图就能凭空想像吧？
而 “表徵的空间”就是设置地标，这对于当地人有着象徵或者文化意义。就像天安门之于北京，克里姆林宫之于莫斯科, 人们对某个地方的印象，往往源于这类地标。而地标背后隐含的象徵意义，正好反映当初城市规划师力图给人的印象。
卡斯特尔Castells皓首穷经，继承了Lefebvre“城市变迁发轫于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的阶级矛盾”的观点，进而发现技术转变导致城市空间的本质改变。****
Castells才华横溢，早岁成名，精通多国语言，掌握多元语言对城市研究的视野起着拓阔作用。他把“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产物” 这一观点，透过广泛的实证研究，落实到市民的工作、生活和消费层面之上。后来他把着力点放在社会运动上，探讨社会运动如何反映市民持续而有规律地寻求城市限制的突破。经过深入研究，进一步发现技术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运动的性质，最终技术成为他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焦点。
在Castells看来，技术对城市形态的改变反映在两方面：第一，技术造就了新的生产和消费; 第二，技术移除空间障碍，扩大人类的活动范围。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和电车的普及使用正是佳例，造就了人口更加集中在城市，并形成更大的工业生产规模。
从这裡前瞻，Castells看到信息技术对世界的影响力。通讯发达促成了信息快速流动，让跨网络的人群组织和联繫上更加方便，同时也弱化了国家的力量。其影响可以从两方面明显地看到：「社会运动」和「空间运用」。
在于社会运动上，参与者的动机因为通讯便利而有所转变。在工业时代，人们参加社会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透过工会机构高度组织起来。如今新社会运动更多的是关注参与者之间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往往源于对共同问题的关注。就像最近的「雨伞运动」源于对政府的不满，参与者的策略和「六七暴动」时的高度组织化和贯彻纪律大为不同，更多地把资源放在宣传以凝塑身份认同，而非採取激烈行动来迫使政府接受其诉求。
在空间使用上，城市佈局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因为技术革新而大幅改变。新技术主导的新城市不断涌现，不断扩张，美国硅谷便是个好例子。在生活方式上，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造就了 “家居工作”。
哈维Harvey多年精研，成功运用马克思对于商品的概念, 透视城市中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渠道。商品由两种价值构成：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可以看成是转手买卖的时候，中间可以拿到多少利润；而使用价值，就是用家在消费这个商品的时候觉得值不值这个价钱。
在Harvey看来，土地和房地产也是一种商品。社区重建的时候，业主和开发商之间的冲突，恰好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冲突。业主在意于新物业的长远使用；而开发商就只管迁拆重建后，转手卖出时可以拿到多少利润。这点对香港近年风起云涌的文物保育大潮给出了有力的解释。
从商品概念分析整个城市体系，Harvey得出了一个结论：城市就是创造利润的引擎。*** 他总结出城市中三条累积利润的资本主义迴路：第一条与生产和消费的基本过程相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第二条则与城市建筑环境相关，例如建筑物、道路和交通方式等等，也就是“地产霸权”的发轫之所；第三条就是令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完善的科学知识， 比尔盖茨、马云、乔布斯等新科技产业商人就是凭藉这条迴路登上社会的顶峰。
三位宗师在资本社会和城市发展的勾连上面可谓极具创见，其中以Lefebvre为首，从零开始勾勒出资本主义发展对城市空间佈局和利用的影响，开创了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潮流；而Castells和Harvey承前启后，进一步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发展的动力。Castells展现了技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关键，如何深刻影响城市生活和佈局；而Harvey则运用商品概念洞悉城市中的阶级斗争，读罢其说,不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感慨。三位大家中，影响最深的莫过于Lefebvre，他以雄奇的想像力开创以马克思主义理解城市发展的先河，为后来者提供无数灵感。
然而，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因为祖师当初定下的分析框架，都无可避免地面对一个缺陷：除了经济和生产，人类的行为还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例如种族和地方政府。那麽在分析城市发展的起因时，不同的社会力量又该如何定位呢？正因为这样，其他的理论视野才被需要。
参考书目：
《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The World of Cities: Places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2003) Anthony O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