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超级信息障碍综合征的后果

要应对信息病毒暴发，不仅需要网络空间卫生，还需要全球合作来监管大型技术平台，并制定明确的网络空间游戏规则

文 | 沈联涛

从香港到圣地亚哥、德黑兰、玻利维亚、加泰罗尼亚、厄瓜多尔、法国、伊拉克、黎巴嫩等各地，民众抗议活动似乎是遍地开花。其根本起因各有当地的触发因素，但是它们又反映着一些相同的主题，例如不平等、腐败、政府庸碌无为、城乡迁移、人口问题、民众愤怒，社交媒体和人民对变革的要求。

但潜藏于所有这些抗议活动之下的，则是社会日益分化的现状，越来越多地以暴力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两极分化加剧如斯，以及如何才能医治深度两极分化的社会？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位学者托马斯·卡洛瑟斯（Thomas Carothers）和安德鲁·奥多诺韦（Andrew O'Donohue）刚刚出版新著《民主分裂：政治两极分化的全球挑战》，探讨了这些棘手问题。研究过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波兰、土耳其和美国等样本后，他们将民粹主义归因于杀伐决断的领导人崛起，他们推动民族主义发展，妖魔化对手，并挑起进一步让社会走向分裂的议题。“但真正让这些分裂因素效果倍增的，则是技术进步让媒体行业陷入纷乱，尤其是社交媒体之兴起。”

两位作者认为，美国的两极分化更为深刻和尖锐，因为美国还叠加了所谓种族、意识形态和宗教构成的“铁三角”。这在世界各地也并不鲜见，只是形式或有不同。两党政治越来越多地消解了中间派或温和派力量的约束，因为对权力的追求越来越难于阻遏。通常这会在立法机关中造成僵局，削弱公众对其效力的信任，并日渐依赖行政机关作出决策。从埃尔多安到特朗普，在越来越多的选举中，公众将选票投给了克里斯马式的（charismatic）领导人，而他们胜选的结果就是社会两极分化。

代际之间产生的极化现象，是一个知识和经验问题。因为熟稔社会动乱之后果，老一辈更倾向于选择维持现状。缺乏社会经验的懵懂年轻一代，想要变革当下，而其中有些人甚而愿意诉诸暴力以求得根本改变。

真理或真实的信息是所有社会秩序，尤其是民主社会的核心。搅局者们发现，通过技术手段传播不良或虚假信息，能够加速社会两极分化。公众对全球化、失业，对移民的恐惧，对社会不平等、无能或腐败的治理的不满，如同遍布干枯草木的原野，只需一些虚假信息，便如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

2017年，欧洲委员会的《信息混乱报告》将这一乱象分作三类：误传信息，即传播了虚假信息，但未造成损害；虚假信息，故意传播，造成了损害；以及恶意信息，传播真实信息，并造成损害，通常是将私人信息传播到公共场域。

信息混乱极具破坏性，因为出于不良意图传播有害信息，能以最低的成本炮制和传播谣言，却获得很高的关注率。

因此，全世界都在遭受严重的“信息障碍综合征”，这无异于2003年香港SARS病毒袭击。互联网上的信息自由，导致弱势群体成了虚假新闻的攻击目标，比如学校的孩童——以计算机对其发起攻势（人工智能操纵网上舆论），“过滤气泡”和“回声室效应”强化了偏见，从而蚕食他们对事实证据、社会制度和真理的信任。

社交媒体令犯罪分子、恐怖分子和原教旨主义者如虎添翼，这已经够糟糕了。如果各国政府卷入地缘政治竞争，并利用社交媒体相互干扰，一如冷战时代那种宣传运动，则形势更将每况愈下。相互之间的信息病毒攻击促生了深刻担忧，坊间已有持“分割网”之论者，即防火墙林立，互联网走向巴尔干化。

正如卡洛瑟斯和奥多诺韦所指出的，使“严重信息障碍综合征”变得棘手的是，严重两极分化损害所有对民主体制来说至关重要的机构，如警察部门或司法部门。

简而言之，只要假新闻和回声室效应存在一天，当前就找不到一个有效的途径来对抗“严重信息障碍综合征”。即便是谷歌内部，也未能避免自身偏见和回声室效应造成的恶果。如果这些全球性的技术平台运行着某种隐藏算法，不断地强化仇恨和两极分化，那么政府该如何应对？在爆发了黄背心抗议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18年提出《网络空间信任与安全巴黎倡议》，得到75个国家以及微软和华为等公司的支持。不幸的是，美国、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大国尚未签署该倡议。

因此，我们距离解决“严重信息障碍综合征”的病毒攻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应对信息病毒暴发，不仅需要网络空间卫生（公共预防），还需要全球合作来监管大型技术平台，并制定明确的网络空间游戏规则。只要世界在全球层面和本地层面均陷入两极分化，就别想免于严重信息障碍综合征暴发带来的更多大规模抗议活动。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翻译：臧博；编辑：袁满）

（本文首刊于2019年12月9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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