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减少疯子报复社会，就先将疯子和普通罪犯区别开吧
#前情摘要：开学了，但我们觉得在这个节点上，最需要的也许是家长的一点转变（点击阅读：《开学第一课，做稍退一步的家长》）
周二在湖北恩施市朝阳坡村一所刚刚开学的当地小学中，发生了一起涉校刑事案件，致8名学生死亡、2名学生受伤。而昨天我们重发了去年上海伤害事件之后的文章《跑！遇到砍人的疯子，孩子只要做这一件事》。
昨天重发的时候很无奈，因为一次又一次的看到类似的可怕事情出现，但却没办法给出更有效的建议，也因为这种有疯子发疯砍人的风险，是无法通过我们这些普通家长的什么努力去消除的。
在昨天的留言中有一些读者提到，会不会有这样的疯子因为精神病脱罪不判刑。这让我们想和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其实如果我们能正视极端暴力精神疾病罪犯和普通罪犯的区别，不是仅仅争吵“精神病杀人不判刑”，也许真的可以避免这样的悲剧更加频繁的出现。
不过在这个话题上，并没有什么对错，如果你有什么看法，也请留言一起讨论。
在之前几次相关事件的文章中，我们会将犯罪者称为“疯子”，一方面我们实在无法完全克制自己的愤怒，另一方面，也是我们试图让读者了解，这样的疯狂砍杀未成年人的犯罪事件，和普通刑事犯罪、谋杀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问题。驱动这些罪犯行凶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异常。
这些疯狂犯罪者往往在通报中被定义为“报复社会”。“报复社会”这个词并没有错，但这个词只是描述了他们的行为，而不是他们这么做的的原因。
我们每个人都有压力，被社会不公平对待的人太多太多，那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并没有通过伤害陌生人的孩子来发泄？去年上海砍杀事件之后，我曾和一位心理学医生聊过越来越频繁的相关事件。他认为在很多无差别砍杀事件的罪犯身上有非常明显的暴力倾向精神疾病的表现，但我们在事件的调查和法院判决中，却往往不涉及这一点。这可能是规避社会舆论压力的结果。
因为如果判定为有精神疾病，根据法律，判决可能就会因此受到影响。但毕竟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朴素道德观。一旦有法律判罚与之违背，就会产生强烈的反对情绪。
但有时候我们忘了法律的作用不仅仅是惩罚，还有遏制。这两点有的时候是统一的，但也有一些时候，我们过度的在乎对犯罪者的报复和惩罚，反而忽略甚至减弱了法律对犯罪遏制的意义。
如果我们只是想惩罚犯罪者，那高喊“唯一死刑”的确是最解气的。但如果我们是想减少未来再次发生类似极端暴力事件的风险，那就必须去搞清楚，怎样做才能减少风险，减少有极端暴力倾向的精神疾病罪犯被当做普通罪犯判刑、释放之后威胁社会的可能性。
以这次事件为例，根据媒体报道，在恩施杀害8名儿童的这个疯子，刚刚刑满。而他被判入狱的暴力犯罪经过，其实可以很明显的感觉上次的案情中就有强烈的极端暴力倾向。所以这并不是一堆媒体说的什么监狱改造不好，而是因为监狱本来就不是解决精神问题的地方，精神病院才是。将这样明显有精神问题的罪犯和普通罪犯一样处理，放到监狱中关几年就放出来，这无疑就是给社会埋一个定时炸弹。
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的工作有很多，但首先我们至少应该允许法庭去科学公平地甄别罪犯是否有精神疾病。而不是出于担心“精神病不判刑”，就施加舆论压力，必须将精神疾病罪犯当普通罪犯处理。
允许法庭在判决上考量精神问题，并不是给精神病人减刑或者无罪，也不仅仅是为了人道主义，同样也是一种降低社会整体风险的有效方法。
“精神疾病”并不是给罪犯“脱罪”或者“降低惩罚”的借口，同时也不代表“精神病比正常人待遇高”。以精神疾病为理由辩护，减少刑事判罚，只是表明对犯罪者的惩罚应该是以另外一种形式来进行，这并不代表惩罚力度降低，甚至可能远高于对正常人的惩罚。
因为我国很少出现相关判例，所以民众对于“精神病可以无罪”的理解，大多是来自美剧或者好莱坞电影。但这些剧情，大多只是编剧为了“好看”而安排的戏剧冲突效果。但在现实生活中，即便是在美国，想靠找个医生说一句有精神病就能脱罪，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且，即便被认可为精神病，并且被判无罪，结果也不是电影里那样能大摇大摆走出法院嘚瑟，而是需要去面对精神病院里可能更可怕的未来。
我们来看一个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精神病脱罪”案例：约翰·欣克利刺杀里根案。
约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 Jr.），1955年的5月29日出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富豪家庭。父亲是一家能源公司的董事长，还曾经是著名的慈善机构美国世界宣明会的主席。但这个富二代的人生却逐渐颓废，大学退学，嗑药，并且疯狂的迷恋上出演了《出租车司机》的，当时只有14岁的朱迪·福斯特。
他开始尝试联系甚至尾随福斯特但是没有成功，于是想到另外一个打动她的疯狂方法：模仿《出租车司机》的剧情，去刺杀总统，来证明自己是值得喜欢的人。
于是在1981年3月30日，欣克利来到华盛顿特区希尔顿酒店门口，向结束会议离开的美国总统里根开了6枪，造成一名警察和一名特勤特工受伤，里根和新闻秘书两人重伤。
但在随后的审判中，欣克利家财万贯的父母为其聘请的律师团成功以“精神疾病”为理由，在1982年为他争取到了“无罪”的判决，引起了美国公众强烈抗议和法律界的巨大关注。此次判决导致美国对精神疾病犯罪相关法案的修改，之后想重复这样的辩护模式来寻求无罪判决更加困难。（即便在欣克利案之前，也只有不到2%的重罪会以精神问题为理由进行辩护，而且其中超过75%的案件都辩护失败）
故事到这里，会让很多人愤愤不平，谋杀未遂靠“精神疾病”就能被判无罪，这怎么能有天理呢？但还好的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欣克利并没有因为“无罪”就可以大摇大摆的走出法庭，而是因为被认定患有“不可预测何时爆发”的精神疾病，作为精神病人被关进了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并禁止探视。直到16年之后的1999年，才能在监督人员的陪同下，第一次短暂离开医院回家探视父母。之后这样的探视每几年才能在法院单独审批裁定同意后进行一次，并且每次探视之后需要进行整体评估，认为不造成社会威胁，才可能下次再批准。
欣克利没有一般囚犯那样有假释机会，在圣伊丽莎白医院被关了34年。直到2016年9月，他才被判定为对社会不再造成威胁被释放。但释放不等于自由，他被限制允许离开母亲住宅方圆80公里的范围，同时不能与案件相关的几家人有任何联系，并且终身禁止饮酒，否则就会重新回到精神病院。
所以，“精神疾病被判无罪”并不等于不受惩罚——欣克利的“精神疾病”辩护虽然成功，但他所接受的惩罚，其实最后远超过了一般的谋杀未遂罪犯。
这是“精神病不判刑”的另一层含义：有精神疾病的罪犯不能仅仅用普通犯罪分子的方式去看管约束，惩罚的量级也是仅仅对等他罪行。判断他们何时能自由的标准，并不是惩罚，而是他们什么时候能被证明完全不对社会造成威胁。也就是说，在面对这样的罪犯时，遏制未来可能出现的再次犯罪，要比惩罚之前的犯罪更重要。
所以，出于对整个社会的安全考虑，我们必须有一套公平和科学的流程，去判断犯罪嫌疑人是正常人还是精神疾病患者。如果是后者，普通的刑满释放就等于在社会上埋了一个可怕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的雷。
当然实现这一点目前还有很多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法院对精神疾病的鉴别能力，比如医院如何对有极端暴力倾向精神疾病的罪犯进行看管和治疗，比如如何判定这些病人什么时候不对社会造成威胁。
但现在，我们至少可以开始试着鼓励和期待相关部门，开始这样的努力。
最后，我们需要声明一次，我们这篇文章所针对的，仅仅是带有极端暴力倾向，进行暴力犯罪的精神病罪犯，并不是针对“精神病患者”。我们没有歧视或攻击普通精神疾病患者的任何想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标题中用了不那么科学的“疯子”两字的原因之一。
精神问题和生理疾病一样，是普遍和广泛存在的。在高度压力的中国现代社会，包括我们自己，都或多或少会有这样那样的精神问题。这一方面需要我们有同理心的去对待、关怀精神疾病患者，另一方面也需要告诫提醒我们自己，必须正视自己内心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必要的时候和专业人士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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