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骚乱,不只是地铁票涨价那么简单

智利骚乱,不只是地铁票涨价那么简单_第1张图片 当地时间2019年11月12日,智利圣地亚哥示威活动不断升级,示威者当天在街头破坏公共设施、纵火打砸,与警方冲突激烈。(东方IC/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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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智利的经济增长,只是‘类固醇式’的增长。智利通不过‘兴奋剂’测试,因为它是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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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庄俊朗

责任编辑 | 于冬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智利已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如今,它却被区区30比索( 约合人民币3角 )骤然压垮。


2019年10月14日,为了抗议地铁公司把票价提高了30比索,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Santiago )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10月25日,参与示威的人数已超过100万。危机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并演变为一场暴动。


1

火烧“窗户纸”

“被抢的超市超过200家以上,还有药店、电器店。另外他们还放火烧银行、市政府、大学、地铁站,烧地铁、烧公交车。”郑伟成说,“整个国家都乱了。”


郑伟成是一名智利华侨。在他向南方周末出示的照片中,店门的防爆玻璃已被砸出了花。一段视频中,暴乱分子还把路边的店门逐一砸破,火光和烟雾在大街上弥漫。


智利的局势已接近失控。10月18日,智利总统塞瓦斯蒂安·皮涅拉( Sebastian Pinera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5000人被捕,原定于11月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以及12月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也被放弃。


只有示威者和暴乱分子取得了“胜利”。他们高呼,“新自由主义在智利诞生,也会在智利灭亡。”


两百多年前,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做过经典论断:“让一个国家从蛮荒到富裕的条件无他,只有三个选项:和平、低税收、低政府干预。除此之外,其余一切将会自然地得到发展。”


和平、低税收、低政府干预,这句话也蕴含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价值主张。1973年,智利将军皮诺切特( Augusto Pinochet )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的阿连德左派政府。


这位“政变将军”推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该理论源自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完全自由竞争,认同个人权利先于集体,强调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最小化,主张私有化。在长达17年的军政府时期,皮诺切特进行大刀阔斧的市场自由化和企业私有化改革。


至今,智利仍被认为是世界上经济自由度最高的“模范国家”之一。2017年,一家美国智库公布的所谓“经济自由度指数”中,智利排名第十,远超其它拉丁美洲国家。


然而,新自由主义这层漂亮的“窗户纸”已危机四伏,它正被愤怒的燃烧瓶烧穿。


“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一些示威者喊出了这样让人费解的口号。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在地铁票涨价30比索的背后,是智利社会30年愤怒的总爆发。


网络上一张流传甚广的漫画,将智利的骚乱比作一座冰山:“地铁票涨价”只是浮在水面的部分,在水底下还有“昂贵的教育”“低效的公共医疗”“养老金危机”“可怜的工资”等。该漫画在最底下一栏还标注着一句话:“世界上唯一一个水资源是私有的国家”。


仅从数字上来看,智利的经济发展成就令人艳羡。2018年,智利人均GDP已经超过16000美元,在拉丁美洲名列前茅;人类发展指数为0.843,属于“极高”。这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与世界银行看来,智利是名副其实的“高收入国家”。


2

盛名之下的民生危机

新自由主义被认为给智利带来了“发达国家”的虚名,但它带来的问题却危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所学专业的学费是一年约700万比索( 约合6.4万人民币 ),这笔学生贷款我得还30年。”卡蒂对南方周末说,她并没有参与街头暴力骚乱,但参加了多次的游行示威。


卡蒂是智利一所私立大学的学生,家境并不富裕的她,为学费背上了巨额的债务。智利的高等教育费用几乎全球最高,与它的国民收入远远不成正比。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智利的高等教育费用仅低于英国、美国,高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


卡蒂告诉南方周末,该国本科学费平均每年需要7000美元以上,研究生学费更是超过每年10000美元,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的学费相差不大。


“皮涅拉在年轻时倒是免费读的大学。”卡蒂还揶揄道。


1968年,智利现任总统皮涅拉就读于智利天主教大学。当时,智利仍然由左派的阿连德政府执政,实行大学免费政策。但皮诺切特政变上台后,智利大部分公立大学被拆解并私有化,相当一部分学校卖给了皮诺切特的亲信。


智利的小学和中学同样分私立和公立两种。私立学校教育质量好但昂贵,一个月需要40万比索( 约合3700元人民币 )左右;公立学校虽然免费,但质量远远不如私立学校。


“私校老师月薪能去到100万到150万比索,而公立学校老师只有60万比索。”卡蒂还介绍,“而且公校经常缺少教学所需的用具,例如电脑、书桌,甚至课本。”


就学难,看病也难。据卡蒂观察,她周边只有大约15%的人能承担得起私立医院昂贵的费用,其余大部分人只能去公立医院。然而,公立医院早已不堪重负。


“公立医院要不没医生在,要不没床位。”华商郑永成也深有同感,“有医生在的,你也要先去挂个号,说不定运气好的,三个月以后就到你了。”


郑永成说,在智利,一次正常的身体检查有的要排队两年,动一次手术则可能要等上10年,甚至,不乏有患者在等待手术期间死去。即使小病患,往往也要早上6点前到医院排队等候。


一名来自智利卫生部的一名官员口不择言,“人们总是大清早就去医院,他们不单是为了能看上病,也是为了社交。”一时,这名官员戏谑之语激起民众更大的怒火。


柴米油盐等日常生活,对智利人来说也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开销。杨晨是一名在智利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她向南方周末介绍智利人的日常开支,“一个三四口人的智利家庭,一个月水费大概500人民币,电费大概500人民币,公交费平均每次出行7块多,一个月下来也要500人民币,食物一个月差不多要1000块。”


通常,一个普通智利人月工资也就4000元人民币左右。杨晨反问道,“剩下来1000多又能干什么?这是修个门都要花费200块人民币的国家。”


3

“富人的福利,穷人的灾难”

这个“高收入国家”的贫富差距也位居世界前列。世界银行2017年的数据显示,智利基尼系数为0.47,排在世界第20名。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智利人月收入在40万比索( 约合3700元人民币 )以下。


“在智利,前1%的家庭拥有国家26.5%的财富,前10%的家庭拥有66%的财富,而占50%的家庭只拥有国家2.1%的财富。”智利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何塞·米格尔( Jose Miguel )形象地描述说,“最有钱的那2%智利人,过得像最有钱的2%德国人;最穷的那5%智利人,过得像最穷的5%蒙古人。”


同不少经济学家一样,米格尔也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


“新自由主义导致了低工资、低养老金、劣质的公立教育和医疗,这些问题共同构建了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社会。”米格尔说。


卡蒂在参加游行时注意到,同行的队伍里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很多老人。


“智利的老人只拿着那可怜的一丁点养老金,单是药物可能就花掉大半了。”卡蒂介绍,“如果没有积蓄,老人根本不可能靠养老金活下去。如果不想给孩子造成负担,那他们就只能选择去死。”


老龄化是智利社会沉重的负担。早在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就发布数据显示,该国平均每万人之中有1.22人自杀,在170个接受统计的国家中排名第48。在自杀的智利人当中,超过四分之一是55岁以上的老人。


何塞·米格尔对南方周末进一步介绍,超过一半的智利老人每月只能拿到13万比索( 约合1200人民币 )左右。考虑到很多智利人在退休前本来就收入很低,一旦停止工作,他们直接就会陷入贫困状态。


作为暴力骚乱和示威的焦点之一,智利的养老金系统也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与国有企业一起进行了私有化改革。


1980年之前,智利的养老金系统实行“现收现付”制度,即年轻人缴纳的金额直接用于支付同一时期老人的养老金。等到这一批年轻人退休后,再由下一批年轻人缴费赡养他们。


作为一种社会福利,养老金具有“支出刚性”的特点。米格尔解释,在经济景气阶段,养老金自然能够逐步提高。但当经济低迷不振时,民众往往难以接受降低养老金的现实。


于是,皮诺切特在1980年废除了“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由“基金积累制”取而代之。但是,养老金系统被私有化之后,智利人不得不拿出10%以上的收入用于缴纳养老金,而且个人所缴纳的养老金费用,将交由数家大型基金公司进行投资运营。


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新体系将养老的责任“返还”给劳动者自身,这将为政府“减负”。不过,但作为军政府的首领,皮诺切特宣布“新养老金系统”不适用于军人,以维护军队对他的效忠。


这套新的养老金系统由经济学家何塞·皮涅拉( Jose Pinera )设计,他也是现任智利总统塞瓦斯蒂安·皮涅拉( Sebastian Pinera )的哥哥。当时,用何塞·皮涅拉的话来描述,新系统是一辆“梅赛德斯·奔驰”。


养老金新政之初的确带来一时的“成功”:2019年,智利养老金的资金池总额已达到2160亿美元,大约占智利GDP的80%。


新系统的隐患依然存在。首当其冲的是转轨成本,由于养老金系统不再“现收现付”,原有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只能够由国家财政支付,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负担。


之后的20年间,转轨成本一直维持在当年GDP的4%以上。据预计,旧养老金系统直到2045年才能彻底终结。如前文所述,它依旧要支付上一代退休者的养老金。


在“现付现收”的旧系统下,所有缴纳费用马上用于支付养老金,因此不需要考虑通货膨胀问题。但在新的“基金积累”系统下,资本增值很快会通货膨胀部分抵消。


智利一直深受通货膨胀之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数据,在1980年后的十几年内,智利通货膨胀率一直处于20%左右的高位。智利政府在养老新政推行之初曾许诺,如果把个人10%的收入缴纳到养老金系统中,在37年后,缴纳者每年能够拿到原有收入的70%。


如今,多数人却不得不面对更残酷的现实,大部分退休者的养老金还不足原来在职时收入的一半。其中,很大一部分还被通货膨胀吞噬。


“基于私有资本的养老金制度,导致绝大多数人口的养老金非常低,他们难以保证长期稳定的养老金缴纳。”智利塔尔卡大学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系主任古斯塔沃·拉约( Gustavo Rayo )分析说,“只有中产以上才能够凭此保证养老。”


“( 智利的 )养老金对富人是个福利,对穷人则是个灾难。”米格尔则批评道。


4

过山车般的“智利奇迹”

“他们卖了我们水资源、电力、油气、教育、健康、养老、医疗,我们的道路、森林、阿塔卡马盐沼、冰川、交通。还剩什么?这还不够吗?”智利国家足球队门将布拉沃( Claudio Bravo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他与多数智利民众一样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改革是今日智利之困的根源,已于2006年12月故去的皮诺切特则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在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前,担任总统的是智利社会党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 Salvador Allende )。


他推行名为“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改革,他在任内没收大量土地,分给无地可耕的贫农,还把铜矿、银行等企业收归国有,这些企业大多是以美国为主的外资企业。


这些激进的政策引起智利国内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以及美国等西方势力的经济制裁。这导致智利经济迅速恶化,通货膨胀率从1971年的21%,急剧增长至1973年的381%;物资短缺之下,食糖、咖啡甚至卫生纸都供不应求。


全国上下人心惶惶。在美国的支持下,1973年9月11日,皮诺切特指挥军队围攻总统府,阿连德总统自杀身亡。随后,皮诺切特建立军政府,展开了长达17年的独裁统治。


皮诺切特一反阿连德的政策,将智利带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道路。上世纪80年代前后,在皮诺切特的推动下,“芝加哥男孩”( Chicago Boys )登场。


这是一批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他们普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教育。上台后,“芝加哥男孩”先后废除了最低工资,取消了工会权利,对养老金系统、银行、国有工厂等统统进行了私有化。


“芝加哥男孩”的政策初现效果:通货膨胀率下降到正常水平、人均GDP稳步增长,并逐步抛离其它拉丁美洲国家。这期间的经济增长被誉为“智利奇迹”。然而,这场改革也埋下长久的隐患,如今蔓延全国的骚乱即是一个例证。


“智利的经济增长,只是‘类固醇式’的增长。”智利索尔基金会研究员雷卡雷多·加尔韦斯( Recaredo Galves )描述说,“智利通不过‘兴奋剂’测试,因为它是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结构。”


这名研究员还认为,智利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低工资、私有化和公共开支的削减,这种模式并不能维持智利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不过,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智利经济和社会的失败让新自由主义“背锅”并不公平。近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丹尼尔·罗杰斯刊文指出,新自由主义被过度滥用,导致无法认清世界政治发展的真实情况。


来自智利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里卡多·弗伦奇-戴维斯( Ricardo Ffrench-Davis )对南方周末表示,“必须注意到,在皮诺切特执政期间,智利的经济增长也非常平庸。1989年,智利的人均GDP仍低于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真正的增长是在民主化浪潮之后。”


1990年,智利告别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在弗伦奇-戴维斯看来,1990年后,智利民选政府对资本流动和汇率进行了有效的调节,这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


“要解决目前的困境,国家必须发挥作用。养老金制度需要改革,最低工资需要提高,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需要投入更多资金,社会不平等的现象需要缓解。”米格尔对南方周末分析说,“除了加强再分配,我们还需要创造新的生产能力,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刺激和领导那些我们具有竞争力的工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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